大年初一，张不伦很早就起床，坐上了去外婆家的公交车，中午要去爷爷家吃饭，姑姑叔叔一大家人，都在八百户。
其实每个新年的大清早注定是睡不成懒觉的，除了因为过年的兴奋，更主要的是从半夜十二点起，不时就会传来此起彼伏的开门鞭炮声，在中国传统民俗中，大家都想在新的一年有个好的盼头，因此想在除夕夜呼呼大睡到天亮基本上还是件比较困难的事。
车上已经有不少去走亲访友拜年的人，大家兴致勃勃讨论着昨晚的春晚和西游记，车厢里不时传出阵阵笑声。到了科大，上来一位挎着公文包，穿着整齐的老人，一看就是吃公家饭的人。刚上车，两个坐在车厢角落的人明显就开始坐不住了，贼眉鼠眼，互相使着眼色，起身一左一右向老人靠近。
经常坐公交车的张不伦一看就明白了这都是些什么人，不过大年初一就敢在车上开始偷窃，确实是有些猖狂了，刚想出声提醒，却只见就在两个人的手刚刚摸到包的时候，老人的手一个擒拿动作，很利落的就抓住了鬼鬼祟祟的手，并抬眼瞪向了两人，对视那刻，眼中精光爆闪。
看着眼前这个已经年近古稀的老人，两个小偷明显有些不放在眼里，既然偷不到，那就硬抢吧。仗着年轻，两人迅速调整动作，猛地出拳攻击老人，嘴里还骂骂咧咧。不料老人一个反手出击，一下子击中一个人的腹部，接着抓住那个拳头狠狠一拧，小偷瞬间疼得嗷嗷叫，很快的时间，两人就被老人三两下放倒了，躺在车上装死不动，哼哼唧唧，不一会到了下一站，立刻灰头土脸地跳下车去，跑得比兔子还快。
公交车上，一时间突然反应过来的乘客纷纷为老人鼓掌，赞叹老人家的身手真好，老人家微微一笑，眯上眼又成了那个刚上车慈眉善目的小老头。
到了三孝口，张不伦惊讶发现，老人家竟然和他一前一后下了车，并且还是朝一个方向而去。张不伦要去省博物馆坐车，那是二路车的终点站，博物馆边上就是省公安厅。老人家夹着包进了公安厅边上一个不起眼的小楼，那里是负责国家与社会安全的机构。
后来的日子里，关于这个机构和这条战线的小说与故事，张不伦看了不少，每每读起都是深信不疑。
到了外婆家，早饭已经早早做好了。大年初一早上，合肥人家有的吃饺子，有的吃元宵。不过不管吃什么，都会包一枚硬币在里面，而吃到硬币的人则寓意着在新的一年里会很幸运。
那天抱着一大碗元宵狼吞虎咽的张不伦嘴里突然就被硌了一下，掏出一看，是一枚小硬币。而还沉浸在路上奇遇中的张不伦，居然高兴的喊出来，悄悄放在一边，边吃边和金小宝和金玲描述着车上那个厉害的老人，一脸崇拜。
初一上午拜年的任务是繁重的，八百户人家大多都是沾亲带故，张不伦兄弟跟着父母亲一家家上门，在大声的彼此祝福声中告辞，又赶往下一家，两个口袋被糖果、花生等等零食装得鼓鼓囊囊，还多了几个压岁小红包。
中午时分，张不伦一家到爷爷家的时候，大部队也陆陆续续到达了。大姑妈家三个堂哥，三姑妈家堂哥堂姐，还有四姑妈，小姑妈，叔叔各家，满满一屋子人，男人们在谈论国家大事，姑妈们和张妈妈忙里忙外，一大桌丰盛的菜肴很快就摆好了。
张不伦那时还小，坐到了另外给小孩准备的小桌上，和其他堂哥堂姐们说说笑笑。但是大堂哥已经二十三岁，从技校毕业到锅炉检修所上班好几年，是有资格坐在大桌上的。
大姑妈家的大堂哥自小张不伦就喜欢，脾气好，学习成绩也拔尖，如果不是因为姑父离世的早，家中经济条件不好，考上个好大学是毫无悬念的。
那天大哥特别高兴，在桌上多喝了几杯，很自豪地和大家宣布了一个好消息，他今年即将完成夜大全部课程学习，等到七八月份毕业，拿到文凭在单位就能算是正儿八经的大学本科毕业生了。
全家人为他高兴。大哥口中的夜大，是当时已经走上工作岗位的年轻人为了继续深造，取得高校文凭，而报考的五大生成人教育中的一种。
最早的“五大生”指的是1979年9月8日以后按国家规定的审批程序，经省政府或国务院有关部委批准，由国家教委备案或审定的广播电视大学、职工大学、职工业余大学、高等学校举办的函授大学和夜大学（分别简称电大、职大、业大、函大和夜大）的毕业生。上世纪８０年代，自考也加入这一行列。
这些成人高等教育形式的兴起有其特殊的社会原因。我国从1966年到1977年正式恢复高考前的整整10年，社会上积压了大量人才，他们渴望知识，渴望接受更多的教育，而仅靠一两年的高考，不可能满足那么多人对高等教育的渴求。
1977年首次高校招生不足30万人，即使到了九十年代，全国高考的录取仍然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当时适逢中国改革开放，社会对知识和学历的需求大大提高。在这种背景下，电大、职大、业大、函大、夜大、自考等应运而生，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为广大民众提供了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满足了社会对知识和学历的需求。
安徽电大成教学院一个老教授1985年就在百花井教学点从事电大工作，有一次遇到张不伦，他回忆说，那时，一到晚上，学校每个教室都灯火通明，结束一天上班的学生们，或骑着自行车或步行匆匆而来，有的连晚饭都顾不上吃，坐在教室里一个个埋头苦学，学习气氛相当浓厚。
汽车厂当年也有个叫章明虎的年轻人，技校毕业后一边在车间上班，一边参加成人高等教育学习，学得很是刻苦。张不伦有时候去车间，经常会看到他躲在角落，捧着本书看得聚精会神，常常忘了吃饭。
过了几年，一纸录取通知书寄来，全厂震惊，他竟然考上了武汉工学院，就是后来的武汉理工大学研究生。当年即便是电大夜大生都很金贵的汽车厂，居然能出个研究生，是一件让人人竖大拇指的天大喜事，他去学校报到的那天，厂领导亲自为他送行。
又过了不少年，在一个行业内的学术会上，张不伦遇见章明虎，已经是博士生导师的他，气度从容，侃侃而谈，俨然一副学术界泰山北斗的样子。
张不伦的大哥夜大毕业后也是如此，因为机关单位那时也缺大学生，回到单位不久就被锅炉所上级的一个省直单位给调走了，由此开始了他一辈子的公务员生涯。
因此张不伦后来对知识改变命运这句话是深有感触的，可是有次看到一个新闻，一个高考考生为了抨击高考制度，竟然脑洞大开交了零分试卷，当时就觉得这孩子还是亏吃少了。
其实每个新年的大清早注定是睡不成懒觉的，除了因为过年的兴奋，更主要的是从半夜十二点起，不时就会传来此起彼伏的开门鞭炮声，在中国传统民俗中，大家都想在新的一年有个好的盼头，因此想在除夕夜呼呼大睡到天亮基本上还是件比较困难的事。
车上已经有不少去走亲访友拜年的人，大家兴致勃勃讨论着昨晚的春晚和西游记，车厢里不时传出阵阵笑声。到了科大，上来一位挎着公文包，穿着整齐的老人，一看就是吃公家饭的人。刚上车，两个坐在车厢角落的人明显就开始坐不住了，贼眉鼠眼，互相使着眼色，起身一左一右向老人靠近。
经常坐公交车的张不伦一看就明白了这都是些什么人，不过大年初一就敢在车上开始偷窃，确实是有些猖狂了，刚想出声提醒，却只见就在两个人的手刚刚摸到包的时候，老人的手一个擒拿动作，很利落的就抓住了鬼鬼祟祟的手，并抬眼瞪向了两人，对视那刻，眼中精光爆闪。
看着眼前这个已经年近古稀的老人，两个小偷明显有些不放在眼里，既然偷不到，那就硬抢吧。仗着年轻，两人迅速调整动作，猛地出拳攻击老人，嘴里还骂骂咧咧。不料老人一个反手出击，一下子击中一个人的腹部，接着抓住那个拳头狠狠一拧，小偷瞬间疼得嗷嗷叫，很快的时间，两人就被老人三两下放倒了，躺在车上装死不动，哼哼唧唧，不一会到了下一站，立刻灰头土脸地跳下车去，跑得比兔子还快。
公交车上，一时间突然反应过来的乘客纷纷为老人鼓掌，赞叹老人家的身手真好，老人家微微一笑，眯上眼又成了那个刚上车慈眉善目的小老头。
到了三孝口，张不伦惊讶发现，老人家竟然和他一前一后下了车，并且还是朝一个方向而去。张不伦要去省博物馆坐车，那是二路车的终点站，博物馆边上就是省公安厅。老人家夹着包进了公安厅边上一个不起眼的小楼，那里是负责国家与社会安全的机构。
后来的日子里，关于这个机构和这条战线的小说与故事，张不伦看了不少，每每读起都是深信不疑。
到了外婆家，早饭已经早早做好了。大年初一早上，合肥人家有的吃饺子，有的吃元宵。不过不管吃什么，都会包一枚硬币在里面，而吃到硬币的人则寓意着在新的一年里会很幸运。
那天抱着一大碗元宵狼吞虎咽的张不伦嘴里突然就被硌了一下，掏出一看，是一枚小硬币。而还沉浸在路上奇遇中的张不伦，居然高兴的喊出来，悄悄放在一边，边吃边和金小宝和金玲描述着车上那个厉害的老人，一脸崇拜。
初一上午拜年的任务是繁重的，八百户人家大多都是沾亲带故，张不伦兄弟跟着父母亲一家家上门，在大声的彼此祝福声中告辞，又赶往下一家，两个口袋被糖果、花生等等零食装得鼓鼓囊囊，还多了几个压岁小红包。
中午时分，张不伦一家到爷爷家的时候，大部队也陆陆续续到达了。大姑妈家三个堂哥，三姑妈家堂哥堂姐，还有四姑妈，小姑妈，叔叔各家，满满一屋子人，男人们在谈论国家大事，姑妈们和张妈妈忙里忙外，一大桌丰盛的菜肴很快就摆好了。
张不伦那时还小，坐到了另外给小孩准备的小桌上，和其他堂哥堂姐们说说笑笑。但是大堂哥已经二十三岁，从技校毕业到锅炉检修所上班好几年，是有资格坐在大桌上的。
大姑妈家的大堂哥自小张不伦就喜欢，脾气好，学习成绩也拔尖，如果不是因为姑父离世的早，家中经济条件不好，考上个好大学是毫无悬念的。
那天大哥特别高兴，在桌上多喝了几杯，很自豪地和大家宣布了一个好消息，他今年即将完成夜大全部课程学习，等到七八月份毕业，拿到文凭在单位就能算是正儿八经的大学本科毕业生了。
全家人为他高兴。大哥口中的夜大，是当时已经走上工作岗位的年轻人为了继续深造，取得高校文凭，而报考的五大生成人教育中的一种。
最早的“五大生”指的是1979年9月8日以后按国家规定的审批程序，经省政府或国务院有关部委批准，由国家教委备案或审定的广播电视大学、职工大学、职工业余大学、高等学校举办的函授大学和夜大学（分别简称电大、职大、业大、函大和夜大）的毕业生。上世纪８０年代，自考也加入这一行列。
这些成人高等教育形式的兴起有其特殊的社会原因。我国从1966年到1977年正式恢复高考前的整整10年，社会上积压了大量人才，他们渴望知识，渴望接受更多的教育，而仅靠一两年的高考，不可能满足那么多人对高等教育的渴求。
1977年首次高校招生不足30万人，即使到了九十年代，全国高考的录取仍然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当时适逢中国改革开放，社会对知识和学历的需求大大提高。在这种背景下，电大、职大、业大、函大、夜大、自考等应运而生，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为广大民众提供了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满足了社会对知识和学历的需求。
安徽电大成教学院一个老教授1985年就在百花井教学点从事电大工作，有一次遇到张不伦，他回忆说，那时，一到晚上，学校每个教室都灯火通明，结束一天上班的学生们，或骑着自行车或步行匆匆而来，有的连晚饭都顾不上吃，坐在教室里一个个埋头苦学，学习气氛相当浓厚。
汽车厂当年也有个叫章明虎的年轻人，技校毕业后一边在车间上班，一边参加成人高等教育学习，学得很是刻苦。张不伦有时候去车间，经常会看到他躲在角落，捧着本书看得聚精会神，常常忘了吃饭。
过了几年，一纸录取通知书寄来，全厂震惊，他竟然考上了武汉工学院，就是后来的武汉理工大学研究生。当年即便是电大夜大生都很金贵的汽车厂，居然能出个研究生，是一件让人人竖大拇指的天大喜事，他去学校报到的那天，厂领导亲自为他送行。
又过了不少年，在一个行业内的学术会上，张不伦遇见章明虎，已经是博士生导师的他，气度从容，侃侃而谈，俨然一副学术界泰山北斗的样子。
张不伦的大哥夜大毕业后也是如此，因为机关单位那时也缺大学生，回到单位不久就被锅炉所上级的一个省直单位给调走了，由此开始了他一辈子的公务员生涯。
因此张不伦后来对知识改变命运这句话是深有感触的，可是有次看到一个新闻，一个高考考生为了抨击高考制度，竟然脑洞大开交了零分试卷，当时就觉得这孩子还是亏吃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