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法总计欠美国4亿英镑的债务,欠中国4亿英镑的债务,这些债务对中美两国非常重要,如果现阶段这种海军竞赛无法停止,最后很可能变成英法意集体赖债,各国因为债务危机疯狂扩张海军再打一场世界战争。
这是中美必须联合起来要求各国停止海军竞赛的原因,简而言之,中美的要求就是“都别造舰了,先还钱再说”。
另一边,帝国总理欧阳赓和英国首相劳合乔治也在新加坡举行中英首相会谈,双方都有诚意彻底的处理香港问题,同时就中英两大帝国的势力范围作出最后的协商划界,停止中英目前这种日益剧烈的对抗趋势。对于中英两国之间相互资助对手分裂势力的事,本身都是损人不利己的行为,但如果大英帝国继续保持那种傲慢的无视中国的强大,依然妄图霸占整个亚洲,甚至霸占中国周边地区利益的行为,中英之间这种损人不利己的互损事态就会继续漫无止境的扩张下去。
在利用一战时机支持阿富汗**后,中国针对大英帝国提倡“自由亚洲”的政策,呼吁英国承认沙特阿拉伯、缅甸、马来亚、印度的**,恢复亚洲的自由,不要盘剥和奴役亚洲人民。
英国则以支持**和西亚**作为报复,秘密接触**和塔吉克地区宗教领袖,支持日本通过库页岛向远东地区渗透。在香港问题上也从故意的拖延变成了恶意的报复,试图加强在香港的驻军。
在这一系列的事态背后是英国国内反战运动的高涨和联合内阁政府支持率的急速下滑。反之则是中国反英浪潮的扩大,全国各地都有大规模的群众反英游行示威。广州成立了鸦片战争纪念馆,天津和北京成立了八国联军侵华纪念馆,一切都直指大英帝国,英国在华的大部分商业机构都已陷入停顿,几乎所有的英资在华银行都因挤兑而被迫暂停营业。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的世界政治就是如此复杂和黑暗,依然充满了新的世界大战的危机。
世界政治永远都是很黑暗的。
大英帝国在首相劳合乔治的带领之下。虽然只是延续了大英帝国传统的一贯政策,但这种落后于时代的外交政策不仅没有维持住大英帝国的世界霸主地位,反而进一步将中美的矛盾同时激烈化,英法、英意之间的矛盾同样在扩大。在整个国际世界都处于一种被孤立和挑战的狼狈局面。
中英澳门会议和英美中日法意的华盛顿会议就是在这一特定的历史条件同时召开。
……
1922年的3月,各国基本达成一致意见,同意停止目前的海军竞赛,英美日中法意按照10:10:7:5:5:3的原则划分主力舰的总吨位标准,航空母舰的总吨位划分标准大体如上,但中日两国相对英法都有权保持70%的水平。
在中英美日四国的激烈较量中,巡洋舰的排水量吨位被规定在1万吨及以下,主炮口径不得超过8英寸,超过6英寸即属于重巡洋舰,低于这一标准属于轻巡洋舰。高于8英寸主炮的巡洋舰则一律划入主力舰范围。
由于英日严厉反对限制两国的巡洋舰总吨位,此次会议未能达成对轻重巡洋舰的总量限制,中国最初的要求是保持和日本海军的总吨位的标准,但在英日的反对下,最终作为妥协,中法以同盟姿态都保持5万吨主力舰总排水量的限制条约。
由于澳门会议和华盛顿会议是同时召开,在太平洋的另一侧,英国实际上已经作出了非常巨大的让步,英国不仅在原则上承认了中国拥有**的领土主权。以及对克什米尔地区和中亚、西亚地区的利益攸关权,在缅北、藏南的分界线和对安达曼群岛的管辖权也都同意了中国的要求。
此外,中国和英国在澳门就债务问题进行了协商解决,中英重新签订《中英友好通商条约》,中国对英债权将逐步转变为在大英帝国及其殖民地的投资,而英国保证这些投资的安全和稳定。
作为最终的让步,中国承诺协助大英帝国维持世界稳定和平,不再对“自由亚洲”政策作出实际的支持,在英国承认中国在亚洲的同等特权地位的基础上,中国则承认英国在世界范围内的特权现状。
总之,被牺牲都是小国自身的利益。
由于在缅北划界谈判中得到了所有争议地区,帝国从缅北和印西北增加了8万平方公里的领土,和印度在西南的野人山地区大面积交界,在缅东地区占领之后,同泰国也正式拥有了接壤地区,为帝国从陆路介入泰国提供了一条2万平方公里的立足点。
加上帝国此前和法国的密约交易,帝国在越北的争议领土区大幅度向前推进了7万平方公里,拥有整个谅山市的领土权,并且以越南的锦普县为分界线,将领土线划到了苟枢岛,占据整个子龙湾,并且是占据着对越南的几乎所有战略优势地段。
通过操纵老挝和越南的划界谈判,帝国继续将整个拾宋早在山脉和中寮高原都划归老挝,利用老挝进一步占据对越南的战争地理优势。
在华盛顿条约之后,即便考虑帝国承认库页岛南部和千岛群岛归属日本,帝国的实际领土疆域都应该是在19001905万平方公里之间,但在这一时期,帝国还无意正式宣布这一事实。
帝国的野心是无止境的,不公布绝对意义上的数据也有利于帝国的进一步扩张。不断控制和蚕食周边战略地段,在维持总体疆域稳定的基础上加强国防的保护能力。以及威慑周边小国的能力。
1922年3月3日,英美中日法意正式缔结《华盛顿条约》。
在此之前的一个月。宋彪和舒萱皇后就已经离开美国前往墨西哥和中南美洲进行国事访问,经新西兰和澳洲访问后,最后经文莱结束全部访问行程,于1922年3月27日返回国内。
如何评价此次的《华盛顿条约》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虽然中日英美各国之间都有大量的相互退让,但有一点是很重要的成果。那就是英法意三国必须无条件偿还协约国内部的保险债务,以黄金计算债务总额和利息,仅此一点就足以说明中美是华盛顿会议的胜利方。
华盛顿和澳门会议结束后,宋彪就一直在思索中国的新未来。未来的中国究竟要如何发展才能继续向前开拓,才能有能力应对最为恶劣的外部环境,才能对日本海军扩张主义进行限制,这都是他所急于希望解答的问题。
结束访问行程回到北京,宋彪在皇庭中央宫休息了大约一个月的时间,一直在默默的思考世界的新局势和新环境,思考中华帝国的未来之路。
1922年4月底,宋彪决定在夏天继续到庐山召开一次全国性的研讨会议,主题是中国的科技研究、大学教育和201工程计划。
在经历了为期一个月的漫长的思索后,宋彪愈发清醒的意识到中华帝国已经发展到了现阶段的一个高点。想要进一步的发展下去,唯一的出路就是强化教育和科技研究的投入,让中国从一个世界科技的引入大国变成研发大国。
就在内廷总署针对今年夏天的庐山会议进行积极布局和准备时,日本新上任的海军副大臣秋山真之中将代表日本海军部前来向皇帝就加藤友三郎的“支那误称事件道歉”。
日本就是这样形容加藤友三郎事件的,他们根本没有反省的意愿,甚至以加藤友三郎当着面和华皇直抒“支那”一词表示高兴,日本国民和军政界对海军大臣加藤友三郎都充满了莫名其妙的敬佩之情,完全不在意中国人的感受。
宋彪在很长时间里都没有再过问此事,而是一直将此事交给帝国内阁处置。听说秋山真之要来,他这天上午才让蒋作宾和秘书局沟通,将日本媒体和政界方面的各种关于此事的情报都做了一次汇总呈报给他。
此时的陈其美已赴山西省出任农业厅的厅长,而袁金铠也调任帝国警察总署的总长,章炳麟被临时委任为代理内廷总长,秘书局方面的工作则由汪兆铭代为负责。
章炳麟显然不是很适应内廷总长的工作,宋彪在此番出行期间一直是让汪兆铭处置各方面的事务,在美国近距离的考察一番后,他已经决定将去年刚成为驻美公使的顾维钧调回国内接替陈其美的工作。
考虑顾维钧是唐绍仪的女婿,宋彪也希望这是最后缓和他与唐绍仪关系的一种安排,以显示自己依然信任唐绍仪和唐系的官员。
宋彪上午到了自己的办公厅后,刚坐下来喝茶,汪兆铭就迫不及待的将厚厚一叠的大约有几十页纸的剪辑汇总报告呈交上来。
要说起来,汪兆铭的仕途倒是不如陈其美那般顺利,这说明汪兆铭还是不够精明,虽然是帝党一派最厉害的笔杆子,却一直没有抓好自己的前途。
好在长期在光复党内承担副理事长和宣传部长的经验也是很漂亮的履历,加之身为皇帝重要心腹,让他轻易击败了其他诸多人选接替袁金铠成为下一任的内廷总长。
宋彪大致可以观察出来,汪兆铭昨天夜里一整夜都没有睡,亲自负责这份紧急的汇总报告,眼圈深黑的厉害,这一点上,他就不如陈其美,如果是陈其美的话,很早就会安排别人提前做好这方面的工作以应对皇帝随时可能的需要,或者是主动提交给皇帝。
当然,这也和陈其美主动争取仕途的心态,以及他长期陪同在皇帝身边的经验有关。
宋彪没有急着让汪兆铭离开。就让他陪同着站在办公桌的旁边,自己亲自翻阅这份汇总报告。全面的整理自“支那外交事件”以来在日本方面引起的各种反应。
宋彪原先并不认为这是一件很棘手的大事,所以也未过多的关注。对他来说,彻底教训日本的机会总是会有的,身为皇帝,他也犯不着亲自冲在外交前线重蹈德皇威廉二世的覆辙。
可在他将日本方面的各种资料看完之后,不免也觉得难以遏制的愤怒。
当着他的面使用“支那”这种蔑称,本来就是日本海军大臣加藤友三郎的不对。日本政府如果理智的话,应该立刻对此进行道歉,甚至是应该是全面整改,至少在政府公文中规定不得使用这一称谓。
但是。日本从政府到社会都拒绝就此认错道歉,反而中国要求日本政府就此道歉是对大日本帝国的不尊重和藐视,按照日本人的逻辑,他们用什么样的词汇来公称“china”是他们的自由,而且他们坚持认为“china”是梵语“支那”的音译词,即支那一词是“china”的源头和标准翻译。
日本拒绝使用“中国”一词的理由主要在于,一,日本有中国地区;二,汉语的“中”代表周边四夷之意,用中国称“支那”就等于承认日本是夷国;三。“支那”正是这样的意图,妄图让日本人承认自己是夷国;四,“支那”在梵语之中是智巧的意思,本无蔑意,只有使用民间的“支那猪”一词才属于蔑称。
由此种种,日本拒绝承认对华皇使用“支那”属于蔑称,也不承认海军大臣加藤友三郎在外交上存在错误,可在新闻报道和民间言论中,又明显以此为乐。将加藤友三郎视作民族英雄一般的存在,说是只有对“支那”有绝对优势地位的海军大臣才能如此正式的公开使用这样的称呼。
将汪兆铭整理的日本方面和此有关的资料都看了一遍,宋彪很快将这份汇总报告扔回给他,责问道:“你对此事一直未有觉察吗?”
汪兆铭很是惊惶,辩解道:“臣下近期一直陪同皇帝访问各国,行程匆忙,忽视了此事,还望皇上恕罪。”
宋彪脸色很不好看的沉默了片刻,这才和汪兆铭问道:“那你现在说说日本到底是怎么回事?”
汪兆铭答道:“先不说日本方面的真实反应,只说日本派遣海军副大臣秋山真之前来,仅代表海军部道歉,本身就说明日本政府不承认这一外交过错,也就意味着日本根本不会在政府层面作出任何更改,还是会继续对我国使用‘支那’一词。”
汪兆铭在日本生活了七年之久,在日期间同时就读于日本法政大学,和日本政客来往密切,对日本可以是非常之了解。
宋彪就和他继续问道:“那你认为此事的原委究竟如何?”
汪兆铭思量片刻,答道:“此事的根本源于日本民族主义的觉醒和泛滥,最终形成今日之顽疾则是日本政治的需要。据臣下的研究,日本在中国历史观中一直将满清政权归类为蒙古金帐汗国的那种对汉殖民统治,将满人称之为清人,将我们汉人称之为支那人,早期我们在日本从事革命运动之时,对此还是积极认同的,因为那时日本对此词还没有明显的篾意。但从中日甲午战争开始,特别是日俄战争之后,日本国内就明显带有歧视的使用这一词汇,甚至以朝日新闻和东京读卖新闻这样的大报社也公开使用过‘支那猪’这样的称呼,我们在日华人最早就曾公开反对过,但大多不了了之。光复革命成功之后,随着帝国推翻满清统治,日本从政界到社会学界都弥漫着一种观点,其坚持认为我国的疆域不能继承满清,而是仅限于关内地区,包括对蒙古、新疆、甘肃、宁夏、**、广西、云南等地统治都属于殖民统治,并无领土权,特别是在台湾问题上,日本以清朝收复台湾和建省为由,宣称我国也没有对台湾的领土权。所以,日本在国内坚持使用支那一词,正是要在全国明确我国是一个邪恶愚昧之国,强行霸占其他国家和民族的领土,与之相辉映的则是日本在国内支持的满族宗社党。强调满洲国和蒙古的领土权归属满族国。”
宋彪长期印象中的汪兆铭一直是较为亲日和知日派的人,听了这番话。他还是承认汪兆铭至少在对日本的认识上是很清醒的,研究也颇为深入。
他微微颔首。道:“继续说说吧。”
汪兆铭点着头应承一声,续道:“综上所述,日本一直对我国采取阳奉阴违的外交策略,即对我国表面承认我国疆域,在国内则完全从政府到民间都绝对否认这一切,一方面维持中日交往从中牟利。一方面保持国内的**声浪,维持对我国的国民敌对心态。虽然日本在对满人宗社党的支持较为有限,但是日本国内今年一直流行一种观点,即认为随着现代民族精神的传播。帝国对蒙古、新疆、**、满洲等地的殖民统治肯定会结束,届时的中国就会分裂成多个国家,而日本有责任和机会保持对远东、东北、蒙古地区的特殊影响力。就国家情报总局的调查,日本在过去几年间也一直在国内有扶持一些特殊人士宣扬民族立国论,利用我国的言论自由政策,大肆宣扬我国不应对新疆、**等地实施殖民统治,还秘密派特务接触很多少数民族的宗教和地方领袖,支持和宣扬民族**主义。”
宋彪这才答道:“你研究的很透彻,所以说,日本是一个很复杂也很狡猾的东西。只有你们这些真正熟悉日本并时刻保持警惕的政客才能了解他们的真实想法。如果以你来看,这件事应该如何应对?”
汪兆铭思量片刻,道:“臣下愚见,此事应当分为两个方面来置办,短期而言,内廷不宜出面和日本交往,内阁可以接受日本海军部方面的道歉,但要求这一道歉公开化,如果不公开。内阁拒绝接受这一道歉,只是也不适合过于僵化处理,毕竟中日海军竞赛之事才刚停顿,帝国没有必要刺激日本继续重新开始造舰,导致国际环境的恶化。总体来说,帝国还是更需要一个和平的环境,需要英法意等国将债务先还清,毕竟这些债务太多,对帝国也太重要。长期而言,帝国还是要做好相关准备,既然日本采取这种恶毒而卑鄙的政策,我国也可以采取类似的政策,外交上维持和平姿态,内部则不断推动长期的抗衡准备。国际矛盾是一种很重要的力量,可以激发国民的爱国热情,也可以缓解和遮掩一些国内矛盾,使得国家更为凝聚,日本不过就是这样想的而已,相比得罪我国,日本政客所更需要的是国家的凝聚。当然,我们应该控制住分寸,不能太过,导致不可失控的程度,也不能过于涉及法理上的领土争议。”
宋彪微微点头,感觉这些年下来,汪兆铭的进步还是很明显的,如今也能算是可造之才,只是天生性格中存在着一些不够坚强和过于势力的缺陷罢了。
他和汪兆铭吩咐道:“你可以就此拟定一份内廷的决策议案,转交内阁处置,我以为秋山真之此次前来绝对不是来道歉的,指不定还有一些复杂的事情,想要继续占便宜的心态总还是有的,让内阁谨慎处理。”
汪兆铭顿首称是。
宋彪心里对秋山真之和日本的担忧是很客观的,在华盛顿会议中,日本是最为疯狂的一个国家,他大肆造舰就会逼动美国,美国随之竞赛就会继续挑动英国,英国增加海军预算,法意随之增加,这就会变成一个无法控制的状况。
中美都不希望这样的情况爆发,毕竟当务之急是收回一战中的那些巨额借款。
正是基于这一点,中美对日本作出的让步都是很大的,中国承认了日本对库页岛南部和千岛群岛的领土权,承诺不在海参崴、朝鲜半岛、远东地区和台湾、西琉球保留海军基地,美国承诺不在菲律宾、关岛等地设置海军基地,等于是将太平洋大部分地区的控制权都让给了日本。
日本因此就满足了吗?
显然没有,此时的日本一直有两个愿望,第一是和中国签署一份新的通商条约,为日本的资本和产品进入中国市场打开通道,而在现阶段,帝国在不断提高关税水平的同时,继续通过双边贸易通商谈判和互惠国条约确立彼此相互的部分产品的低关税政策,而这一政策对日本是极其不利的;第二是希望得到中属新几内亚。
中属新几内亚就是此前的德属新几内亚,在面积上和英国占领并转移给澳大利亚的英属新几内亚大致相当,位于整个巴布亚新几内亚的东部和北部,包含了新不列颠岛、新麦克兰堡和俾麦斯群岛,有趣的是巴布亚的主要的铜矿和金矿资源几乎都集中在中属新几内亚地区,同时也有良好的石油勘探基础,由于地理分布的优势,在周边渔业资源的竞争上也占据着绝对的优势地位。
帝国在此的金铜矿投资规模主要继承于德国,此后由中国国际信托总公司委托投资,不断扩大规模,随着勘探工作的深入,以及工人和电力设施的增加,帝国在此每年的铜精矿产量已经增至25万吨,黄金产量则达到了5吨规模。
日本疯狂的想要这里,在华盛顿会议期间就几次提出要和中国平分德属新几内亚的要求,日本的逻辑是他们在一战中作为主要的海军力量,并没有得到合适的补偿和胜利赔偿,这一点确实也在英美法等国中得到了一致的响应,包括英美法都有意充当协调者的身份,为中日就德属新几内亚争议作出协调和分割,但这一要求从来都是被帝国直接拒绝。
日本执着的相信争取这一殖民地是他们的公正权利,,在巴黎和会期间,日本未能说服其他国家支持他们的要求,但在华盛顿会议期间,出于对日妥协的需要,各国也都希望中日平分德属新几内亚。
一方面是对日妥协,另一方面则是各国列强对帝国的忧虑和压制心态,试图借手日本给予一定程度的遏制。
所以,与其说日本派遣秋山真之海军少将向中国道歉,不如说他们计划用一声道歉从中国收获价值数亿英镑的长期实际收益。
宋彪很清楚日本此次大体又是信心满满的派遣秋山真之上阵,试图用人情牌来说服他放弃德属新几内亚的利益,正是因此,宋彪并无接见秋山真之的计划,他让汪兆铭将自己的意见转达内阁,而他的意见也很简单——严正交涉,决不退让半点实际利益。
能不能让日本政府按照中国的要求废除“支那”这一歧视性的称谓,宋彪并不是真的很在乎,只要苏联和德国不挑衅他,他不会主动和苏德结仇,但对于日本就不一样了,中日之间迟早还是要打一场真正的太平洋海战,这是不可避免的事情,届时有多少深仇旧恨都可以一起结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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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中美必须联合起来要求各国停止海军竞赛的原因,简而言之,中美的要求就是“都别造舰了,先还钱再说”。
另一边,帝国总理欧阳赓和英国首相劳合乔治也在新加坡举行中英首相会谈,双方都有诚意彻底的处理香港问题,同时就中英两大帝国的势力范围作出最后的协商划界,停止中英目前这种日益剧烈的对抗趋势。对于中英两国之间相互资助对手分裂势力的事,本身都是损人不利己的行为,但如果大英帝国继续保持那种傲慢的无视中国的强大,依然妄图霸占整个亚洲,甚至霸占中国周边地区利益的行为,中英之间这种损人不利己的互损事态就会继续漫无止境的扩张下去。
在利用一战时机支持阿富汗**后,中国针对大英帝国提倡“自由亚洲”的政策,呼吁英国承认沙特阿拉伯、缅甸、马来亚、印度的**,恢复亚洲的自由,不要盘剥和奴役亚洲人民。
英国则以支持**和西亚**作为报复,秘密接触**和塔吉克地区宗教领袖,支持日本通过库页岛向远东地区渗透。在香港问题上也从故意的拖延变成了恶意的报复,试图加强在香港的驻军。
在这一系列的事态背后是英国国内反战运动的高涨和联合内阁政府支持率的急速下滑。反之则是中国反英浪潮的扩大,全国各地都有大规模的群众反英游行示威。广州成立了鸦片战争纪念馆,天津和北京成立了八国联军侵华纪念馆,一切都直指大英帝国,英国在华的大部分商业机构都已陷入停顿,几乎所有的英资在华银行都因挤兑而被迫暂停营业。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的世界政治就是如此复杂和黑暗,依然充满了新的世界大战的危机。
世界政治永远都是很黑暗的。
大英帝国在首相劳合乔治的带领之下。虽然只是延续了大英帝国传统的一贯政策,但这种落后于时代的外交政策不仅没有维持住大英帝国的世界霸主地位,反而进一步将中美的矛盾同时激烈化,英法、英意之间的矛盾同样在扩大。在整个国际世界都处于一种被孤立和挑战的狼狈局面。
中英澳门会议和英美中日法意的华盛顿会议就是在这一特定的历史条件同时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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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2年的3月,各国基本达成一致意见,同意停止目前的海军竞赛,英美日中法意按照10:10:7:5:5:3的原则划分主力舰的总吨位标准,航空母舰的总吨位划分标准大体如上,但中日两国相对英法都有权保持70%的水平。
在中英美日四国的激烈较量中,巡洋舰的排水量吨位被规定在1万吨及以下,主炮口径不得超过8英寸,超过6英寸即属于重巡洋舰,低于这一标准属于轻巡洋舰。高于8英寸主炮的巡洋舰则一律划入主力舰范围。
由于英日严厉反对限制两国的巡洋舰总吨位,此次会议未能达成对轻重巡洋舰的总量限制,中国最初的要求是保持和日本海军的总吨位的标准,但在英日的反对下,最终作为妥协,中法以同盟姿态都保持5万吨主力舰总排水量的限制条约。
由于澳门会议和华盛顿会议是同时召开,在太平洋的另一侧,英国实际上已经作出了非常巨大的让步,英国不仅在原则上承认了中国拥有**的领土主权。以及对克什米尔地区和中亚、西亚地区的利益攸关权,在缅北、藏南的分界线和对安达曼群岛的管辖权也都同意了中国的要求。
此外,中国和英国在澳门就债务问题进行了协商解决,中英重新签订《中英友好通商条约》,中国对英债权将逐步转变为在大英帝国及其殖民地的投资,而英国保证这些投资的安全和稳定。
作为最终的让步,中国承诺协助大英帝国维持世界稳定和平,不再对“自由亚洲”政策作出实际的支持,在英国承认中国在亚洲的同等特权地位的基础上,中国则承认英国在世界范围内的特权现状。
总之,被牺牲都是小国自身的利益。
由于在缅北划界谈判中得到了所有争议地区,帝国从缅北和印西北增加了8万平方公里的领土,和印度在西南的野人山地区大面积交界,在缅东地区占领之后,同泰国也正式拥有了接壤地区,为帝国从陆路介入泰国提供了一条2万平方公里的立足点。
加上帝国此前和法国的密约交易,帝国在越北的争议领土区大幅度向前推进了7万平方公里,拥有整个谅山市的领土权,并且以越南的锦普县为分界线,将领土线划到了苟枢岛,占据整个子龙湾,并且是占据着对越南的几乎所有战略优势地段。
通过操纵老挝和越南的划界谈判,帝国继续将整个拾宋早在山脉和中寮高原都划归老挝,利用老挝进一步占据对越南的战争地理优势。
在华盛顿条约之后,即便考虑帝国承认库页岛南部和千岛群岛归属日本,帝国的实际领土疆域都应该是在19001905万平方公里之间,但在这一时期,帝国还无意正式宣布这一事实。
帝国的野心是无止境的,不公布绝对意义上的数据也有利于帝国的进一步扩张。不断控制和蚕食周边战略地段,在维持总体疆域稳定的基础上加强国防的保护能力。以及威慑周边小国的能力。
1922年3月3日,英美中日法意正式缔结《华盛顿条约》。
在此之前的一个月。宋彪和舒萱皇后就已经离开美国前往墨西哥和中南美洲进行国事访问,经新西兰和澳洲访问后,最后经文莱结束全部访问行程,于1922年3月27日返回国内。
如何评价此次的《华盛顿条约》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虽然中日英美各国之间都有大量的相互退让,但有一点是很重要的成果。那就是英法意三国必须无条件偿还协约国内部的保险债务,以黄金计算债务总额和利息,仅此一点就足以说明中美是华盛顿会议的胜利方。
华盛顿和澳门会议结束后,宋彪就一直在思索中国的新未来。未来的中国究竟要如何发展才能继续向前开拓,才能有能力应对最为恶劣的外部环境,才能对日本海军扩张主义进行限制,这都是他所急于希望解答的问题。
结束访问行程回到北京,宋彪在皇庭中央宫休息了大约一个月的时间,一直在默默的思考世界的新局势和新环境,思考中华帝国的未来之路。
1922年4月底,宋彪决定在夏天继续到庐山召开一次全国性的研讨会议,主题是中国的科技研究、大学教育和201工程计划。
在经历了为期一个月的漫长的思索后,宋彪愈发清醒的意识到中华帝国已经发展到了现阶段的一个高点。想要进一步的发展下去,唯一的出路就是强化教育和科技研究的投入,让中国从一个世界科技的引入大国变成研发大国。
就在内廷总署针对今年夏天的庐山会议进行积极布局和准备时,日本新上任的海军副大臣秋山真之中将代表日本海军部前来向皇帝就加藤友三郎的“支那误称事件道歉”。
日本就是这样形容加藤友三郎事件的,他们根本没有反省的意愿,甚至以加藤友三郎当着面和华皇直抒“支那”一词表示高兴,日本国民和军政界对海军大臣加藤友三郎都充满了莫名其妙的敬佩之情,完全不在意中国人的感受。
宋彪在很长时间里都没有再过问此事,而是一直将此事交给帝国内阁处置。听说秋山真之要来,他这天上午才让蒋作宾和秘书局沟通,将日本媒体和政界方面的各种关于此事的情报都做了一次汇总呈报给他。
此时的陈其美已赴山西省出任农业厅的厅长,而袁金铠也调任帝国警察总署的总长,章炳麟被临时委任为代理内廷总长,秘书局方面的工作则由汪兆铭代为负责。
章炳麟显然不是很适应内廷总长的工作,宋彪在此番出行期间一直是让汪兆铭处置各方面的事务,在美国近距离的考察一番后,他已经决定将去年刚成为驻美公使的顾维钧调回国内接替陈其美的工作。
考虑顾维钧是唐绍仪的女婿,宋彪也希望这是最后缓和他与唐绍仪关系的一种安排,以显示自己依然信任唐绍仪和唐系的官员。
宋彪上午到了自己的办公厅后,刚坐下来喝茶,汪兆铭就迫不及待的将厚厚一叠的大约有几十页纸的剪辑汇总报告呈交上来。
要说起来,汪兆铭的仕途倒是不如陈其美那般顺利,这说明汪兆铭还是不够精明,虽然是帝党一派最厉害的笔杆子,却一直没有抓好自己的前途。
好在长期在光复党内承担副理事长和宣传部长的经验也是很漂亮的履历,加之身为皇帝重要心腹,让他轻易击败了其他诸多人选接替袁金铠成为下一任的内廷总长。
宋彪大致可以观察出来,汪兆铭昨天夜里一整夜都没有睡,亲自负责这份紧急的汇总报告,眼圈深黑的厉害,这一点上,他就不如陈其美,如果是陈其美的话,很早就会安排别人提前做好这方面的工作以应对皇帝随时可能的需要,或者是主动提交给皇帝。
当然,这也和陈其美主动争取仕途的心态,以及他长期陪同在皇帝身边的经验有关。
宋彪没有急着让汪兆铭离开。就让他陪同着站在办公桌的旁边,自己亲自翻阅这份汇总报告。全面的整理自“支那外交事件”以来在日本方面引起的各种反应。
宋彪原先并不认为这是一件很棘手的大事,所以也未过多的关注。对他来说,彻底教训日本的机会总是会有的,身为皇帝,他也犯不着亲自冲在外交前线重蹈德皇威廉二世的覆辙。
可在他将日本方面的各种资料看完之后,不免也觉得难以遏制的愤怒。
当着他的面使用“支那”这种蔑称,本来就是日本海军大臣加藤友三郎的不对。日本政府如果理智的话,应该立刻对此进行道歉,甚至是应该是全面整改,至少在政府公文中规定不得使用这一称谓。
但是。日本从政府到社会都拒绝就此认错道歉,反而中国要求日本政府就此道歉是对大日本帝国的不尊重和藐视,按照日本人的逻辑,他们用什么样的词汇来公称“china”是他们的自由,而且他们坚持认为“china”是梵语“支那”的音译词,即支那一词是“china”的源头和标准翻译。
日本拒绝使用“中国”一词的理由主要在于,一,日本有中国地区;二,汉语的“中”代表周边四夷之意,用中国称“支那”就等于承认日本是夷国;三。“支那”正是这样的意图,妄图让日本人承认自己是夷国;四,“支那”在梵语之中是智巧的意思,本无蔑意,只有使用民间的“支那猪”一词才属于蔑称。
由此种种,日本拒绝承认对华皇使用“支那”属于蔑称,也不承认海军大臣加藤友三郎在外交上存在错误,可在新闻报道和民间言论中,又明显以此为乐。将加藤友三郎视作民族英雄一般的存在,说是只有对“支那”有绝对优势地位的海军大臣才能如此正式的公开使用这样的称呼。
将汪兆铭整理的日本方面和此有关的资料都看了一遍,宋彪很快将这份汇总报告扔回给他,责问道:“你对此事一直未有觉察吗?”
汪兆铭很是惊惶,辩解道:“臣下近期一直陪同皇帝访问各国,行程匆忙,忽视了此事,还望皇上恕罪。”
宋彪脸色很不好看的沉默了片刻,这才和汪兆铭问道:“那你现在说说日本到底是怎么回事?”
汪兆铭答道:“先不说日本方面的真实反应,只说日本派遣海军副大臣秋山真之前来,仅代表海军部道歉,本身就说明日本政府不承认这一外交过错,也就意味着日本根本不会在政府层面作出任何更改,还是会继续对我国使用‘支那’一词。”
汪兆铭在日本生活了七年之久,在日期间同时就读于日本法政大学,和日本政客来往密切,对日本可以是非常之了解。
宋彪就和他继续问道:“那你认为此事的原委究竟如何?”
汪兆铭思量片刻,答道:“此事的根本源于日本民族主义的觉醒和泛滥,最终形成今日之顽疾则是日本政治的需要。据臣下的研究,日本在中国历史观中一直将满清政权归类为蒙古金帐汗国的那种对汉殖民统治,将满人称之为清人,将我们汉人称之为支那人,早期我们在日本从事革命运动之时,对此还是积极认同的,因为那时日本对此词还没有明显的篾意。但从中日甲午战争开始,特别是日俄战争之后,日本国内就明显带有歧视的使用这一词汇,甚至以朝日新闻和东京读卖新闻这样的大报社也公开使用过‘支那猪’这样的称呼,我们在日华人最早就曾公开反对过,但大多不了了之。光复革命成功之后,随着帝国推翻满清统治,日本从政界到社会学界都弥漫着一种观点,其坚持认为我国的疆域不能继承满清,而是仅限于关内地区,包括对蒙古、新疆、甘肃、宁夏、**、广西、云南等地统治都属于殖民统治,并无领土权,特别是在台湾问题上,日本以清朝收复台湾和建省为由,宣称我国也没有对台湾的领土权。所以,日本在国内坚持使用支那一词,正是要在全国明确我国是一个邪恶愚昧之国,强行霸占其他国家和民族的领土,与之相辉映的则是日本在国内支持的满族宗社党。强调满洲国和蒙古的领土权归属满族国。”
宋彪长期印象中的汪兆铭一直是较为亲日和知日派的人,听了这番话。他还是承认汪兆铭至少在对日本的认识上是很清醒的,研究也颇为深入。
他微微颔首。道:“继续说说吧。”
汪兆铭点着头应承一声,续道:“综上所述,日本一直对我国采取阳奉阴违的外交策略,即对我国表面承认我国疆域,在国内则完全从政府到民间都绝对否认这一切,一方面维持中日交往从中牟利。一方面保持国内的**声浪,维持对我国的国民敌对心态。虽然日本在对满人宗社党的支持较为有限,但是日本国内今年一直流行一种观点,即认为随着现代民族精神的传播。帝国对蒙古、新疆、**、满洲等地的殖民统治肯定会结束,届时的中国就会分裂成多个国家,而日本有责任和机会保持对远东、东北、蒙古地区的特殊影响力。就国家情报总局的调查,日本在过去几年间也一直在国内有扶持一些特殊人士宣扬民族立国论,利用我国的言论自由政策,大肆宣扬我国不应对新疆、**等地实施殖民统治,还秘密派特务接触很多少数民族的宗教和地方领袖,支持和宣扬民族**主义。”
宋彪这才答道:“你研究的很透彻,所以说,日本是一个很复杂也很狡猾的东西。只有你们这些真正熟悉日本并时刻保持警惕的政客才能了解他们的真实想法。如果以你来看,这件事应该如何应对?”
汪兆铭思量片刻,道:“臣下愚见,此事应当分为两个方面来置办,短期而言,内廷不宜出面和日本交往,内阁可以接受日本海军部方面的道歉,但要求这一道歉公开化,如果不公开。内阁拒绝接受这一道歉,只是也不适合过于僵化处理,毕竟中日海军竞赛之事才刚停顿,帝国没有必要刺激日本继续重新开始造舰,导致国际环境的恶化。总体来说,帝国还是更需要一个和平的环境,需要英法意等国将债务先还清,毕竟这些债务太多,对帝国也太重要。长期而言,帝国还是要做好相关准备,既然日本采取这种恶毒而卑鄙的政策,我国也可以采取类似的政策,外交上维持和平姿态,内部则不断推动长期的抗衡准备。国际矛盾是一种很重要的力量,可以激发国民的爱国热情,也可以缓解和遮掩一些国内矛盾,使得国家更为凝聚,日本不过就是这样想的而已,相比得罪我国,日本政客所更需要的是国家的凝聚。当然,我们应该控制住分寸,不能太过,导致不可失控的程度,也不能过于涉及法理上的领土争议。”
宋彪微微点头,感觉这些年下来,汪兆铭的进步还是很明显的,如今也能算是可造之才,只是天生性格中存在着一些不够坚强和过于势力的缺陷罢了。
他和汪兆铭吩咐道:“你可以就此拟定一份内廷的决策议案,转交内阁处置,我以为秋山真之此次前来绝对不是来道歉的,指不定还有一些复杂的事情,想要继续占便宜的心态总还是有的,让内阁谨慎处理。”
汪兆铭顿首称是。
宋彪心里对秋山真之和日本的担忧是很客观的,在华盛顿会议中,日本是最为疯狂的一个国家,他大肆造舰就会逼动美国,美国随之竞赛就会继续挑动英国,英国增加海军预算,法意随之增加,这就会变成一个无法控制的状况。
中美都不希望这样的情况爆发,毕竟当务之急是收回一战中的那些巨额借款。
正是基于这一点,中美对日本作出的让步都是很大的,中国承认了日本对库页岛南部和千岛群岛的领土权,承诺不在海参崴、朝鲜半岛、远东地区和台湾、西琉球保留海军基地,美国承诺不在菲律宾、关岛等地设置海军基地,等于是将太平洋大部分地区的控制权都让给了日本。
日本因此就满足了吗?
显然没有,此时的日本一直有两个愿望,第一是和中国签署一份新的通商条约,为日本的资本和产品进入中国市场打开通道,而在现阶段,帝国在不断提高关税水平的同时,继续通过双边贸易通商谈判和互惠国条约确立彼此相互的部分产品的低关税政策,而这一政策对日本是极其不利的;第二是希望得到中属新几内亚。
中属新几内亚就是此前的德属新几内亚,在面积上和英国占领并转移给澳大利亚的英属新几内亚大致相当,位于整个巴布亚新几内亚的东部和北部,包含了新不列颠岛、新麦克兰堡和俾麦斯群岛,有趣的是巴布亚的主要的铜矿和金矿资源几乎都集中在中属新几内亚地区,同时也有良好的石油勘探基础,由于地理分布的优势,在周边渔业资源的竞争上也占据着绝对的优势地位。
帝国在此的金铜矿投资规模主要继承于德国,此后由中国国际信托总公司委托投资,不断扩大规模,随着勘探工作的深入,以及工人和电力设施的增加,帝国在此每年的铜精矿产量已经增至25万吨,黄金产量则达到了5吨规模。
日本疯狂的想要这里,在华盛顿会议期间就几次提出要和中国平分德属新几内亚的要求,日本的逻辑是他们在一战中作为主要的海军力量,并没有得到合适的补偿和胜利赔偿,这一点确实也在英美法等国中得到了一致的响应,包括英美法都有意充当协调者的身份,为中日就德属新几内亚争议作出协调和分割,但这一要求从来都是被帝国直接拒绝。
日本执着的相信争取这一殖民地是他们的公正权利,,在巴黎和会期间,日本未能说服其他国家支持他们的要求,但在华盛顿会议期间,出于对日妥协的需要,各国也都希望中日平分德属新几内亚。
一方面是对日妥协,另一方面则是各国列强对帝国的忧虑和压制心态,试图借手日本给予一定程度的遏制。
所以,与其说日本派遣秋山真之海军少将向中国道歉,不如说他们计划用一声道歉从中国收获价值数亿英镑的长期实际收益。
宋彪很清楚日本此次大体又是信心满满的派遣秋山真之上阵,试图用人情牌来说服他放弃德属新几内亚的利益,正是因此,宋彪并无接见秋山真之的计划,他让汪兆铭将自己的意见转达内阁,而他的意见也很简单——严正交涉,决不退让半点实际利益。
能不能让日本政府按照中国的要求废除“支那”这一歧视性的称谓,宋彪并不是真的很在乎,只要苏联和德国不挑衅他,他不会主动和苏德结仇,但对于日本就不一样了,中日之间迟早还是要打一场真正的太平洋海战,这是不可避免的事情,届时有多少深仇旧恨都可以一起结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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