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武汉封城的这一天开始，我立志写回忆录。
“立志容易成志难”，这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学雷峰标兵朱伯儒将军的一句名言。
写回忆录难，普通人写回忆录更是难上加难。
人们都渴望成功。成功人士写回忆录，由于其自身的名人效应，自然会吸粉无数。他们无论是写《月子》，还是写《日子》，都会吸人眼球。而《史蒂夫·乔布斯传》则干脆就成为了力山的高中语文老师为同学们所推荐的必读课外书籍之一。
扪心自问，我能写出什么吸人眼球、教人成功的东西来呢？当然写不出来。想到这里，我心中不免忐忑起来。
在我所有的群中，有一个小而活跃的群，那就是“常春藤”。它是由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我在吉林工大esec外贸培训班进修时的五位舍友同学组成的，群主是上世纪九十年代即赴加拿大温哥华定居的成功商人秦经理。
在“常春藤”，数我年长，秦经理次之。老三是艾老师。艾老师原先在武汉工学院当老师，后来他离教从政。现在，他正在副厅级岗位上任职，再过两个月就可以光荣退休了。老四小童是鞍山的大企业家。老五小金在洛杉矶经商。
老四、老五正值年富力强，成天忙于事业，没功夫在群里冒泡。群里主要是我们三个老的在聊天。
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三百六十行中，外贸行业最为吃香。当时，秦经理是外贸公司的部门经理。他于九十年代初赴阿联酋经商，几年之后即获得终生享用不尽之可观财富而移居温哥华。
艾老师当过十年的大学老师和二十八年的公务员，在他当公务员期间，还有过十年的外交官生涯。
秦经理和艾老师，一位以经商为主，另一位以从政为主，都有丰富的人生阅历。而且，他俩都主修英文，文学功底扎实。于是，我就和他俩探讨起写回忆录的计划来。
秦经理也正在写回忆录。他是一个完美主义者，对作品精益求精、要求甚高，不达到语不惊人的程度，是不会拿出手的。他问我打算怎么写？有没有提纲？
我说，没有提纲，我想试着采用一点意识流的手法，想到哪儿就写到哪儿；总体上来说，人物的亮相和事件的陈述将沿着时间轴向前依次展开；同时，采用适量的倒叙和插叙，以求得故事脉络的清晰和完整。
我们从上小学开始，语文老师就一直强调要善于总结文章的中心思想。那我也归纳两句。本回忆录将以微小的叙事来展现宏大的时代主题；它就像一本影集，收藏着那一副副熟悉的面容和他们的喜怒哀乐，以及那一幅幅各有特色的历史画卷；在时间上，它贯穿了半个多世纪；在空间上，它横跨了东西半球；它是一本有故事的编年史，也是一本饱含天下情怀的散文故事集。
当然，我这样说，难免有自吹自擂之嫌。但是，我心里确实是这样想的。能不能写得好姑且不表，想总得允许我想吧。
我们仨在“常春藤”群里是以语音聊天的方式沟通的。
秦经理听过我说的话之后，沉吟了片刻。然后，他不紧不慢地说：“像编年史或者影集都不好，那一个一个的人物都像剪纸一样的，不鲜活。一定要塑造出血肉丰满的人物形象来，这样的作品才有活力。”
秦经理的要求太苛刻；他的话，我只能作为参考，否则我就不敢动笔了。艾老师则宽容得多，他支持我的想法，让我写起来再说。
那么，我就从眼下写起。等我写到适当的时候，再倒回去讲述那半个世纪以前的故事。
写眼下的事情，我之所以将副标题称之为“海漂”，是因为我户口在江城，人漂在上海已经二十二年了。在此期间，虽然有时候我会离开上海，去琼州、卫津或江浙等地作短暂居住，但仍然是以上海作为大本营的。
在武汉封城的第二天，就是大年三十。我们原计划这一天和肖娜一起去卫津和家人团聚。
肖娜是卫津物业公司北京分公司的负责人，她在北京管理着一个大型住宅小区。武汉一封城，北京的形势也紧张了起来。春节期间，肖娜必须配合当地居委会防疫抗疫，不能再回卫津。
小鱼姐妹俩的父母亲都是晚婚晚育的典范。她俩出生时，父母亲都已年近四十。他们的父亲已于前两年因病逝世，母亲也已经年近八旬。
疫情如虎，全国上下如临大敌。钟医生号召大家，主动利用春节假期抵抗新冠疫情。在春节七天假中，大家不走动、不拜年，各自居家隔离，利用、电话拜年。新冠病毒的潜伏期大概是七天，只要隔离了七天，疫情就能得到极大的控制。
群里、朋友圈里都在发表着各种风格的防疫段子。大学同学曾力军在朋友圈里发了一个段子：“今年过年不串门，不串门来不串门。串门只串自家门，厅门，卧室门，厨房门，厕所门。进一门，出一门，进进出出自家门。”
这个段子不错，我也在朋友圈里转发了一遍。曾力军就住在北沙滩一号，距离肖娜住处这儿不到十公里，我也不能过去看他了。
群里还有人发了一个视频，视频的内容是儿子给老父亲送年货，老父亲不让儿子进楼栋大门；然后，老父亲自己从三楼放下去一根绳子，将年货从窗口吊了上去。
小鱼的老母亲和这位老父亲一样，也是一位抗疫战士。她在视频中义正词严地不让我们去卫津。
在有新冠的春节只能采用新的过法。姨妹夫陪着老岳母在卫津过年，我们陪着肖娜在北京过年。肖娜过了一个革命化的春节。她每天都要拿着测温枪去小区门口执勤半天。
本来我们回沪机票的日期是正月初七。现在一看，形势越来越吃紧，肖娜又特别忙。我们就将机票改签了一下，将回沪日期提前到了初三。
这天的航班是下午的。从我们在候机楼候机一直到走进机舱，都没有被强制性地要求戴口罩。绝大部分乘都自觉地戴上了口罩，但也有少数乘没有戴。
令我十分不解的是，站在机舱门口迎接乘的空姐们，竟然没有一位是戴着口罩的。
我忍不住对一位向我频频点头微笑着的空姐问道：“怎么不戴口罩呢？”
这位空姐轻微地摇了摇头，细声说了两个字：“我们……”就缄口不言了。
从这位空姐那副为难的神态上，我能够猜得出来，她咽下肚子里的那半句话，大概是诸如“不准戴”此类字眼。
为什么不准空姐们和其他空乘人员戴口罩呢？难道就是为了让他们对乘们露出那一张张灿烂的笑脸吗？对于航空公司这种为了提高服务质量而舍身取义的做法，我不仅又感动又大惑不解，还不免为他们不戴口罩而担忧。难道这次的新冠疫情真的不严重吗？
小鱼在手机上约好了接机的滴滴专车。真巧，这次接机的还是那位硕士司机。尽管他戴着口罩，但从他的身材、举止和口音上，我仍然能够辨认出他来。他也认出了我们，显得格外热情。他告诉我们，车辆已经消好了毒，让我们放心乘坐。
和上次相比，这位硕士司机的情绪低落了许多。这个春节，他的生意清淡。而且，新冠疫情何时才能结束，尚不得而知。
晚上十一点钟，小鱼给我转发了一则消息，让我赶紧去药店抢购“双黄连口服液”。据可靠消息称，这是对治疗新冠病毒有特效的神药。
我赶紧穿上衣服，带上口罩。来到离我家不远处的一家二十四小时不间断服务的药店。
这家药店超过晚上十点钟就会关上店门，有急需购药的顾，可以按门铃叫醒值夜班的店员开门。
我按响门铃后，门很快就开了。这家药店还剩下最后一盒双黄连口服液，我给它买到了手。
我又顺便买了几小瓶带喷嘴的酒精，又买了一大包一次性橡胶防护手套。口罩是买不到了，几天前就已经脱销了。
初四中午，小鱼按照她们家乡的风俗习惯，做了烙饼摊鸡蛋。
家里没有蔬菜。下午，我准备去一趟超市。我刚拿起车钥匙，就被小鱼一把抢了过去。她嘱咐我陪儿子学习，然后匆匆地戴好口罩，又戴上一副一次性塑胶手套，风风火火地出了门，并顺手把门咣当一声带上。
两个小时以后，小鱼满载而归。她所采购回来的蔬菜、水果、副食品和日用品等物品五花八门、一应俱全，够我们家用个十多天的。
“立志容易成志难”，这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学雷峰标兵朱伯儒将军的一句名言。
写回忆录难，普通人写回忆录更是难上加难。
人们都渴望成功。成功人士写回忆录，由于其自身的名人效应，自然会吸粉无数。他们无论是写《月子》，还是写《日子》，都会吸人眼球。而《史蒂夫·乔布斯传》则干脆就成为了力山的高中语文老师为同学们所推荐的必读课外书籍之一。
扪心自问，我能写出什么吸人眼球、教人成功的东西来呢？当然写不出来。想到这里，我心中不免忐忑起来。
在我所有的群中，有一个小而活跃的群，那就是“常春藤”。它是由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我在吉林工大esec外贸培训班进修时的五位舍友同学组成的，群主是上世纪九十年代即赴加拿大温哥华定居的成功商人秦经理。
在“常春藤”，数我年长，秦经理次之。老三是艾老师。艾老师原先在武汉工学院当老师，后来他离教从政。现在，他正在副厅级岗位上任职，再过两个月就可以光荣退休了。老四小童是鞍山的大企业家。老五小金在洛杉矶经商。
老四、老五正值年富力强，成天忙于事业，没功夫在群里冒泡。群里主要是我们三个老的在聊天。
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三百六十行中，外贸行业最为吃香。当时，秦经理是外贸公司的部门经理。他于九十年代初赴阿联酋经商，几年之后即获得终生享用不尽之可观财富而移居温哥华。
艾老师当过十年的大学老师和二十八年的公务员，在他当公务员期间，还有过十年的外交官生涯。
秦经理和艾老师，一位以经商为主，另一位以从政为主，都有丰富的人生阅历。而且，他俩都主修英文，文学功底扎实。于是，我就和他俩探讨起写回忆录的计划来。
秦经理也正在写回忆录。他是一个完美主义者，对作品精益求精、要求甚高，不达到语不惊人的程度，是不会拿出手的。他问我打算怎么写？有没有提纲？
我说，没有提纲，我想试着采用一点意识流的手法，想到哪儿就写到哪儿；总体上来说，人物的亮相和事件的陈述将沿着时间轴向前依次展开；同时，采用适量的倒叙和插叙，以求得故事脉络的清晰和完整。
我们从上小学开始，语文老师就一直强调要善于总结文章的中心思想。那我也归纳两句。本回忆录将以微小的叙事来展现宏大的时代主题；它就像一本影集，收藏着那一副副熟悉的面容和他们的喜怒哀乐，以及那一幅幅各有特色的历史画卷；在时间上，它贯穿了半个多世纪；在空间上，它横跨了东西半球；它是一本有故事的编年史，也是一本饱含天下情怀的散文故事集。
当然，我这样说，难免有自吹自擂之嫌。但是，我心里确实是这样想的。能不能写得好姑且不表，想总得允许我想吧。
我们仨在“常春藤”群里是以语音聊天的方式沟通的。
秦经理听过我说的话之后，沉吟了片刻。然后，他不紧不慢地说：“像编年史或者影集都不好，那一个一个的人物都像剪纸一样的，不鲜活。一定要塑造出血肉丰满的人物形象来，这样的作品才有活力。”
秦经理的要求太苛刻；他的话，我只能作为参考，否则我就不敢动笔了。艾老师则宽容得多，他支持我的想法，让我写起来再说。
那么，我就从眼下写起。等我写到适当的时候，再倒回去讲述那半个世纪以前的故事。
写眼下的事情，我之所以将副标题称之为“海漂”，是因为我户口在江城，人漂在上海已经二十二年了。在此期间，虽然有时候我会离开上海，去琼州、卫津或江浙等地作短暂居住，但仍然是以上海作为大本营的。
在武汉封城的第二天，就是大年三十。我们原计划这一天和肖娜一起去卫津和家人团聚。
肖娜是卫津物业公司北京分公司的负责人，她在北京管理着一个大型住宅小区。武汉一封城，北京的形势也紧张了起来。春节期间，肖娜必须配合当地居委会防疫抗疫，不能再回卫津。
小鱼姐妹俩的父母亲都是晚婚晚育的典范。她俩出生时，父母亲都已年近四十。他们的父亲已于前两年因病逝世，母亲也已经年近八旬。
疫情如虎，全国上下如临大敌。钟医生号召大家，主动利用春节假期抵抗新冠疫情。在春节七天假中，大家不走动、不拜年，各自居家隔离，利用、电话拜年。新冠病毒的潜伏期大概是七天，只要隔离了七天，疫情就能得到极大的控制。
群里、朋友圈里都在发表着各种风格的防疫段子。大学同学曾力军在朋友圈里发了一个段子：“今年过年不串门，不串门来不串门。串门只串自家门，厅门，卧室门，厨房门，厕所门。进一门，出一门，进进出出自家门。”
这个段子不错，我也在朋友圈里转发了一遍。曾力军就住在北沙滩一号，距离肖娜住处这儿不到十公里，我也不能过去看他了。
群里还有人发了一个视频，视频的内容是儿子给老父亲送年货，老父亲不让儿子进楼栋大门；然后，老父亲自己从三楼放下去一根绳子，将年货从窗口吊了上去。
小鱼的老母亲和这位老父亲一样，也是一位抗疫战士。她在视频中义正词严地不让我们去卫津。
在有新冠的春节只能采用新的过法。姨妹夫陪着老岳母在卫津过年，我们陪着肖娜在北京过年。肖娜过了一个革命化的春节。她每天都要拿着测温枪去小区门口执勤半天。
本来我们回沪机票的日期是正月初七。现在一看，形势越来越吃紧，肖娜又特别忙。我们就将机票改签了一下，将回沪日期提前到了初三。
这天的航班是下午的。从我们在候机楼候机一直到走进机舱，都没有被强制性地要求戴口罩。绝大部分乘都自觉地戴上了口罩，但也有少数乘没有戴。
令我十分不解的是，站在机舱门口迎接乘的空姐们，竟然没有一位是戴着口罩的。
我忍不住对一位向我频频点头微笑着的空姐问道：“怎么不戴口罩呢？”
这位空姐轻微地摇了摇头，细声说了两个字：“我们……”就缄口不言了。
从这位空姐那副为难的神态上，我能够猜得出来，她咽下肚子里的那半句话，大概是诸如“不准戴”此类字眼。
为什么不准空姐们和其他空乘人员戴口罩呢？难道就是为了让他们对乘们露出那一张张灿烂的笑脸吗？对于航空公司这种为了提高服务质量而舍身取义的做法，我不仅又感动又大惑不解，还不免为他们不戴口罩而担忧。难道这次的新冠疫情真的不严重吗？
小鱼在手机上约好了接机的滴滴专车。真巧，这次接机的还是那位硕士司机。尽管他戴着口罩，但从他的身材、举止和口音上，我仍然能够辨认出他来。他也认出了我们，显得格外热情。他告诉我们，车辆已经消好了毒，让我们放心乘坐。
和上次相比，这位硕士司机的情绪低落了许多。这个春节，他的生意清淡。而且，新冠疫情何时才能结束，尚不得而知。
晚上十一点钟，小鱼给我转发了一则消息，让我赶紧去药店抢购“双黄连口服液”。据可靠消息称，这是对治疗新冠病毒有特效的神药。
我赶紧穿上衣服，带上口罩。来到离我家不远处的一家二十四小时不间断服务的药店。
这家药店超过晚上十点钟就会关上店门，有急需购药的顾，可以按门铃叫醒值夜班的店员开门。
我按响门铃后，门很快就开了。这家药店还剩下最后一盒双黄连口服液，我给它买到了手。
我又顺便买了几小瓶带喷嘴的酒精，又买了一大包一次性橡胶防护手套。口罩是买不到了，几天前就已经脱销了。
初四中午，小鱼按照她们家乡的风俗习惯，做了烙饼摊鸡蛋。
家里没有蔬菜。下午，我准备去一趟超市。我刚拿起车钥匙，就被小鱼一把抢了过去。她嘱咐我陪儿子学习，然后匆匆地戴好口罩，又戴上一副一次性塑胶手套，风风火火地出了门，并顺手把门咣当一声带上。
两个小时以后，小鱼满载而归。她所采购回来的蔬菜、水果、副食品和日用品等物品五花八门、一应俱全，够我们家用个十多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