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纪二十年代的首年，给了我们一个艰难的开头。
二零二零年元月二十一日，我们一家三口乘飞机去姨妹家过年。上午肖瑜还要去公司开会。我在家里收拾行李。
吃过午饭后，我在上收到肖瑜发来的消息，让我马上把行李收拾好，带着儿子到楼下来等候。
我把所有需要携带的行李又再检查了一遍，确认无误。然后，我在手机上打开车辆远程定位软件b，看到肖瑜驾驶的宝马x7离小区只有三公里了。
儿子正关着房门在玩游戏。我敲敲门，大声喊着：“力山，赶快打一辆滴滴，马上去浦东机场。”
我和儿子各拉着一个行李箱来到楼下。不一会儿，肖瑜的车就到了。她打开车窗，左右看看，寻找空车位。
“小鱼！”我习惯于喊她的乳名：“往前面右转，第二个车位是空的。”
等小鱼停好车，儿子叫来的滴滴专车也到了。
小鱼风风火火地跑过来。她打开新买的hers（爱马仕）裸色铂金包，拿出三个n95口罩，递给儿子和我各一个，以命令的口吻说：“快戴上，新sars来了。口罩全卖光了，我跑了三家药店，只买到了三个。”
sars是非典型肺炎、简称非典的英语缩写。非典的首个病例是于二零零二年底在广东发现的。直至二零零三年中期，这场全球性疫情才被逐渐消灭。
那次非典，在国内以北京最为严重。我当时在上海，感受不深。
在疫情紧张的四月下旬，我开着一辆小小的夏利两厢轿车，带着妻儿，经浙江、江西、广东，奔赴琼州。
这辆小夏利是两年前我在琼州花了三万五千块钱购置的，挂的是琼州牌照。这辆车买好后在琼州只开了三个多月，我就把它开到上海来了。
那时候，上海市对于外地车牌不限制。这辆小车在内环高架上可以随便开。外环才刚刚建成投入使用，更是畅通无阻。像夏利这样的小排量轿车，在上海是凤毛麟角。放在小区里，常被保安们嗤之以鼻。
小夏利开来上海后不久，内环高架就不让上了。不是因为限外地牌照，而是为了限制小排量汽车。凡是排量在一点六之下的小汽车，都不准上内环高架，在外环上可以随便开。
上海米珠薪贵，居大不易。当我口袋里只剩下最后的两千块铜细时，只好再去琼州讨生活。
我开着小夏利顺着外环往西行驶，在莘庄立交上绕了半圈之后，一路向西，不久就驶上了沪杭高速。
和上个月相比，高速公路上的汽车数量有明显减少。向前方五百米左右的距离望去，只有一辆卡车和两辆小汽车在行驶。
在进入浙江段高速公路入口时，有几位检查人员让我们停车，并用测温枪在我们的耳垂附近测量体温。见我们体温正常，就放行了。
在小夏利的前排坐着我们一家三口，在后排堆放着满满的生活用品。这些生活用品的重量肯定超过了三个大胖子的体重。
在浙江境内，高速公路差不多已经全部贯通。这辆小夏利的排量虽然只有一升，又是满载，但在高速公路上以限速一百二十公里的时速行驶，显得十分轻松。即使在浙西山区的几段长长的上坡路上行驶时，只要我一踩油门，小夏利仍然呼呼地往前直飙，红色的时速指针竟然轻松地越到了一百二十公里时速刻度的右侧。真让你不得不由衷地赞叹这辆价廉物美的小夏利。
我手边放着一本全国交通图，小夏利按照最佳路线行驶。到了江西境内，路不易行。多处道路都正在翻修，在很多路段都只有半幅路面供车辆通行。有些路段前面不通，又没有事先设置指示牌，只能绕回来走别的路。
因此，我经常要翻看地图，随时调整前进路线。我们的通行速度大幅降低，平均时速还达不到四十公里。
小夏利就这样吭哧吭哧地往前走，到了广昌，天就快黑了。我这一天开了十二个小时，只走了八百公里。在江西路段，小夏利在坑坑洼洼的路面上摇来晃去，小力山躺在他妈妈怀里，就像睡在摇篮里一样。小鱼哼着摇篮曲，小力山乖乖的，要么吃奶，要么睡觉，不哭不闹。这是我们一家三口生活最艰难的一段日子，也是我们生活最有情趣、最开心的一段时光。
我们在广昌县城找了一家小旅馆住了下来。生活一切正常，不需要检查体温，没有人要求戴口罩。
第二天，过了赣州，路就好走了。在广东境内，大部分都是高速公路，即使有小部分普通公路，路况也相当好。虽然非典起源于广东，但是沿途并没有设立任何检查站，我们一路畅通无阻。
我们在清晨六点半出发，到了下午六点半，小夏利行驶了一千公里，到达了湛江。我们在湛江住旅店、吃晚饭，一如往常；依然没有人来检查体温，也没有人要求戴口罩。
从湛江到琼州只有两百多公里。广东的交通虽然十分繁忙，但并不拥挤。过海峡的汽渡也不拥挤。我们在离沪后的第三天中午时分到达琼州的秀英港。在码头的出口处，有人用测温枪给我们测量了一下体温就放行了。依然不需要戴口罩，我也没有看到有别人戴口罩。
我顺手从站在码头出口处兜售报纸的报童手里买了一份琼州日报。排在这份报纸上的头版头条是“健康岛欢迎您”的大字标题。
琼州至今零感染，一个非典病例都没有。琼州的宣传部门，正在利用“健康岛”和“安全岛”的大好题材来招商引资，并吸引岛外人士前来琼州购买房产。当时，琼州的房产均价大概在每平米一千多块钱，是上海的四分之一。
我在脑瓜中正回想着十七年前的往事，小鱼敲了我一巴掌，提醒我把口罩戴上。
斗转星移，十八载过去。小鱼已从清纯可人的依人小鸟成长为颐指气使的霸道总裁。
现在的疫情还只是道听途说，小鱼见了风就是雨，我不以为然。我本能地抗拒着她的旨意，把她递给我的这只带着独立包装的口罩放进了口袋。戴什么戴？非典时期不都没戴过口罩吗？既然口罩紧张，药店里脱销，那我就留着。
滴滴车司机打开后备箱，高我大半个头的力山提起两只行李箱轻松地放了进去，颇有点“力抜山兮气盖世”的气势。我打开滴滴车的右前门坐了进去。儿子大了，我该享福了。过了年，我马齿徒增，年届六六大顺了。
司机也没戴口罩。大部分司机都喜欢一边开着车，一边和身边的乘有一搭没一搭地聊几句，消磨着一整天都蜷曲在不到两立方米的窄小空间里的漫长时光。戴着口罩多不方便。
在上海，出租车司机以崇明男子为主。而滴滴车司机则以外地来沪的新上海人居多。这位司机大小伙是河南人，三十多岁，长得白白净净、高高大大。他一面听着收音机里轻声播放着的由易中天亲口播讲的《品三国》，一面和我聊着天。
司机是硕士毕业。这年头，博士满街走，硕士打破头。现在，每年全国招收的攻读硕士学位的研究生，比我们参加高考的那个年代每年全国招收的大本、大专和中专学生的总人数还要多出不少。
硕士司机本来是在陆家嘴上班的白领一族，每个月拿着一万出头点的工资，养家、糊口、缴房贷，捉襟见肘。后来，他听说开滴滴专车每年可赚三四十万，开始的时候，他并不相信，后来经过多日考察，觉得这事儿靠谱。
现在他虽然起早歇晚，辛苦了点，但每月的收入确实是以前的三倍。
他是硕士，博古通今，了解我这个年纪的人在青少年时代所经历过的沧桑。他说：“你们小时候批判‘读书无用论’；我们这一代人，除了那少数几个精英分子之外，绝大部分人依然不得不感叹‘百无一用是书生啊’！”
这位司机说得对，说到我的心坎上去了。我何尝不是如此呢？
候机楼到了。此刻，收音机里正在播放着易教授那幽默风趣、普通话中带着些许武汉口音的绵绵细语：“也许吧！也许。”
力山用手机付了款。我们下了车，拉着行李箱向候机大厅走去。
从候机大厅到安检，一直到走入机舱，大约有一半乘戴着口罩，另一半乘和机场所有工作人员都不戴口罩。在飞机机舱入口处和机舱内，所有空姐空少们一律不戴口罩。
当我们走出首都机场出口处时，前来接机的姨妹肖娜，远远地看到我，撇着嘴白了我一眼，并迅速地从口袋里掏出一只口罩，逆行着迎到我身边。她一面张开双手把口罩给我戴上，一面啧怪着我是一个不负责任的人。
与她那刚中带钢的姐姐不同，刚中带柔的肖娜，针在绵中。她说起话来句句有理，让你不得不口服心服。
到肖娜家的第二天，在各个群里，议论十分火爆。在“常春藤”群里，大家都很关心在武汉的老同学艾老师，并向他打听武汉的内幕消息。艾老师全家安好；他并没有什么小道新闻，他也只了解媒体上发布的消息。
这次的病毒与非典病毒有所不同，名称暂确定为新型冠状病毒，简称新冠。当年抗击非典的功臣钟医生，以八十多岁高龄乘坐餐车到了武汉，令我们为之动容。钟老亲临疫情第一线指挥抗击新冠，也给我们大家吃了一颗定心丸。
二零二零年一月二十三日上午十时武汉正式封城。这一下，手机上各个群里议论纷纷，舆情顿时火爆起来。
现在我知道了，我是多么的固执和无知。小鱼姐妹俩对疫情的敏感和先见之明，不禁让我佩服起来。
肖娜家只有一盒口罩，已经用去了三分之一。小鱼带着儿子到肖娜的单位上去办事了，我赶快上街去买口罩。在附近的几家药店里口罩已经脱销，只有在一家小超市里，还剩下了十只n95口罩。不过，这些口罩的价格已经涨到了每只三十五元。但已经到了这个节骨眼上了，不能嫌贵，我把它们全买下了。
我马上打开手机淘宝，幸好，淘宝上还能买得到口罩。n95的品牌口罩，三块五一只。我一下子买了三百只，交货期为两周。
在“美国九华故乡云”的群里，群主是常发，他发来消息问我，需不需要给我寄口罩过来？我答复他说，我已经买到了，让他给老家寄就可以了。
九华山是我们老家的地标。由常发所组建的群里，有一百多人，都是在美国定居的老家的乡亲们。其中有我的初中同学曹剑国、郑立刚、牛玲、华仁济和小学同学杨一兵，还有陈老师的女儿陈小燕。
看着这些名字，那些青春的面容和那个时代的画卷一起，竟然像过电影一样，一幅一幅地在我脑海中浮现出来。
俗话说，一岁年纪一岁人；再加上新型病毒变化无穷，说不定什么时候就找上了我。我来到这个世界上走了一遭，这个世界养育了我，赐给我滚滚红尘。在和这个世界告别以前，我能给这个世界留点什么呢？
我突然萌生出一个想法，我得写一部回忆录，把带着时代烙印的我们记录下来，让我们的人生轨迹在这无垠的宇宙中留下一丝痕迹。
也许，我们的后代们，需要知道我们的那个时代，以及那个时代的我们。那么，我的这部回忆录，或许对我们的后代们有所裨益。这样的裨益，哪怕只有一丝丝，我也就不枉过了这一生。
也许吧！也许。
二零二零年元月二十一日，我们一家三口乘飞机去姨妹家过年。上午肖瑜还要去公司开会。我在家里收拾行李。
吃过午饭后，我在上收到肖瑜发来的消息，让我马上把行李收拾好，带着儿子到楼下来等候。
我把所有需要携带的行李又再检查了一遍，确认无误。然后，我在手机上打开车辆远程定位软件b，看到肖瑜驾驶的宝马x7离小区只有三公里了。
儿子正关着房门在玩游戏。我敲敲门，大声喊着：“力山，赶快打一辆滴滴，马上去浦东机场。”
我和儿子各拉着一个行李箱来到楼下。不一会儿，肖瑜的车就到了。她打开车窗，左右看看，寻找空车位。
“小鱼！”我习惯于喊她的乳名：“往前面右转，第二个车位是空的。”
等小鱼停好车，儿子叫来的滴滴专车也到了。
小鱼风风火火地跑过来。她打开新买的hers（爱马仕）裸色铂金包，拿出三个n95口罩，递给儿子和我各一个，以命令的口吻说：“快戴上，新sars来了。口罩全卖光了，我跑了三家药店，只买到了三个。”
sars是非典型肺炎、简称非典的英语缩写。非典的首个病例是于二零零二年底在广东发现的。直至二零零三年中期，这场全球性疫情才被逐渐消灭。
那次非典，在国内以北京最为严重。我当时在上海，感受不深。
在疫情紧张的四月下旬，我开着一辆小小的夏利两厢轿车，带着妻儿，经浙江、江西、广东，奔赴琼州。
这辆小夏利是两年前我在琼州花了三万五千块钱购置的，挂的是琼州牌照。这辆车买好后在琼州只开了三个多月，我就把它开到上海来了。
那时候，上海市对于外地车牌不限制。这辆小车在内环高架上可以随便开。外环才刚刚建成投入使用，更是畅通无阻。像夏利这样的小排量轿车，在上海是凤毛麟角。放在小区里，常被保安们嗤之以鼻。
小夏利开来上海后不久，内环高架就不让上了。不是因为限外地牌照，而是为了限制小排量汽车。凡是排量在一点六之下的小汽车，都不准上内环高架，在外环上可以随便开。
上海米珠薪贵，居大不易。当我口袋里只剩下最后的两千块铜细时，只好再去琼州讨生活。
我开着小夏利顺着外环往西行驶，在莘庄立交上绕了半圈之后，一路向西，不久就驶上了沪杭高速。
和上个月相比，高速公路上的汽车数量有明显减少。向前方五百米左右的距离望去，只有一辆卡车和两辆小汽车在行驶。
在进入浙江段高速公路入口时，有几位检查人员让我们停车，并用测温枪在我们的耳垂附近测量体温。见我们体温正常，就放行了。
在小夏利的前排坐着我们一家三口，在后排堆放着满满的生活用品。这些生活用品的重量肯定超过了三个大胖子的体重。
在浙江境内，高速公路差不多已经全部贯通。这辆小夏利的排量虽然只有一升，又是满载，但在高速公路上以限速一百二十公里的时速行驶，显得十分轻松。即使在浙西山区的几段长长的上坡路上行驶时，只要我一踩油门，小夏利仍然呼呼地往前直飙，红色的时速指针竟然轻松地越到了一百二十公里时速刻度的右侧。真让你不得不由衷地赞叹这辆价廉物美的小夏利。
我手边放着一本全国交通图，小夏利按照最佳路线行驶。到了江西境内，路不易行。多处道路都正在翻修，在很多路段都只有半幅路面供车辆通行。有些路段前面不通，又没有事先设置指示牌，只能绕回来走别的路。
因此，我经常要翻看地图，随时调整前进路线。我们的通行速度大幅降低，平均时速还达不到四十公里。
小夏利就这样吭哧吭哧地往前走，到了广昌，天就快黑了。我这一天开了十二个小时，只走了八百公里。在江西路段，小夏利在坑坑洼洼的路面上摇来晃去，小力山躺在他妈妈怀里，就像睡在摇篮里一样。小鱼哼着摇篮曲，小力山乖乖的，要么吃奶，要么睡觉，不哭不闹。这是我们一家三口生活最艰难的一段日子，也是我们生活最有情趣、最开心的一段时光。
我们在广昌县城找了一家小旅馆住了下来。生活一切正常，不需要检查体温，没有人要求戴口罩。
第二天，过了赣州，路就好走了。在广东境内，大部分都是高速公路，即使有小部分普通公路，路况也相当好。虽然非典起源于广东，但是沿途并没有设立任何检查站，我们一路畅通无阻。
我们在清晨六点半出发，到了下午六点半，小夏利行驶了一千公里，到达了湛江。我们在湛江住旅店、吃晚饭，一如往常；依然没有人来检查体温，也没有人要求戴口罩。
从湛江到琼州只有两百多公里。广东的交通虽然十分繁忙，但并不拥挤。过海峡的汽渡也不拥挤。我们在离沪后的第三天中午时分到达琼州的秀英港。在码头的出口处，有人用测温枪给我们测量了一下体温就放行了。依然不需要戴口罩，我也没有看到有别人戴口罩。
我顺手从站在码头出口处兜售报纸的报童手里买了一份琼州日报。排在这份报纸上的头版头条是“健康岛欢迎您”的大字标题。
琼州至今零感染，一个非典病例都没有。琼州的宣传部门，正在利用“健康岛”和“安全岛”的大好题材来招商引资，并吸引岛外人士前来琼州购买房产。当时，琼州的房产均价大概在每平米一千多块钱，是上海的四分之一。
我在脑瓜中正回想着十七年前的往事，小鱼敲了我一巴掌，提醒我把口罩戴上。
斗转星移，十八载过去。小鱼已从清纯可人的依人小鸟成长为颐指气使的霸道总裁。
现在的疫情还只是道听途说，小鱼见了风就是雨，我不以为然。我本能地抗拒着她的旨意，把她递给我的这只带着独立包装的口罩放进了口袋。戴什么戴？非典时期不都没戴过口罩吗？既然口罩紧张，药店里脱销，那我就留着。
滴滴车司机打开后备箱，高我大半个头的力山提起两只行李箱轻松地放了进去，颇有点“力抜山兮气盖世”的气势。我打开滴滴车的右前门坐了进去。儿子大了，我该享福了。过了年，我马齿徒增，年届六六大顺了。
司机也没戴口罩。大部分司机都喜欢一边开着车，一边和身边的乘有一搭没一搭地聊几句，消磨着一整天都蜷曲在不到两立方米的窄小空间里的漫长时光。戴着口罩多不方便。
在上海，出租车司机以崇明男子为主。而滴滴车司机则以外地来沪的新上海人居多。这位司机大小伙是河南人，三十多岁，长得白白净净、高高大大。他一面听着收音机里轻声播放着的由易中天亲口播讲的《品三国》，一面和我聊着天。
司机是硕士毕业。这年头，博士满街走，硕士打破头。现在，每年全国招收的攻读硕士学位的研究生，比我们参加高考的那个年代每年全国招收的大本、大专和中专学生的总人数还要多出不少。
硕士司机本来是在陆家嘴上班的白领一族，每个月拿着一万出头点的工资，养家、糊口、缴房贷，捉襟见肘。后来，他听说开滴滴专车每年可赚三四十万，开始的时候，他并不相信，后来经过多日考察，觉得这事儿靠谱。
现在他虽然起早歇晚，辛苦了点，但每月的收入确实是以前的三倍。
他是硕士，博古通今，了解我这个年纪的人在青少年时代所经历过的沧桑。他说：“你们小时候批判‘读书无用论’；我们这一代人，除了那少数几个精英分子之外，绝大部分人依然不得不感叹‘百无一用是书生啊’！”
这位司机说得对，说到我的心坎上去了。我何尝不是如此呢？
候机楼到了。此刻，收音机里正在播放着易教授那幽默风趣、普通话中带着些许武汉口音的绵绵细语：“也许吧！也许。”
力山用手机付了款。我们下了车，拉着行李箱向候机大厅走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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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走出首都机场出口处时，前来接机的姨妹肖娜，远远地看到我，撇着嘴白了我一眼，并迅速地从口袋里掏出一只口罩，逆行着迎到我身边。她一面张开双手把口罩给我戴上，一面啧怪着我是一个不负责任的人。
与她那刚中带钢的姐姐不同，刚中带柔的肖娜，针在绵中。她说起话来句句有理，让你不得不口服心服。
到肖娜家的第二天，在各个群里，议论十分火爆。在“常春藤”群里，大家都很关心在武汉的老同学艾老师，并向他打听武汉的内幕消息。艾老师全家安好；他并没有什么小道新闻，他也只了解媒体上发布的消息。
这次的病毒与非典病毒有所不同，名称暂确定为新型冠状病毒，简称新冠。当年抗击非典的功臣钟医生，以八十多岁高龄乘坐餐车到了武汉，令我们为之动容。钟老亲临疫情第一线指挥抗击新冠，也给我们大家吃了一颗定心丸。
二零二零年一月二十三日上午十时武汉正式封城。这一下，手机上各个群里议论纷纷，舆情顿时火爆起来。
现在我知道了，我是多么的固执和无知。小鱼姐妹俩对疫情的敏感和先见之明，不禁让我佩服起来。
肖娜家只有一盒口罩，已经用去了三分之一。小鱼带着儿子到肖娜的单位上去办事了，我赶快上街去买口罩。在附近的几家药店里口罩已经脱销，只有在一家小超市里，还剩下了十只n95口罩。不过，这些口罩的价格已经涨到了每只三十五元。但已经到了这个节骨眼上了，不能嫌贵，我把它们全买下了。
我马上打开手机淘宝，幸好，淘宝上还能买得到口罩。n95的品牌口罩，三块五一只。我一下子买了三百只，交货期为两周。
在“美国九华故乡云”的群里，群主是常发，他发来消息问我，需不需要给我寄口罩过来？我答复他说，我已经买到了，让他给老家寄就可以了。
九华山是我们老家的地标。由常发所组建的群里，有一百多人，都是在美国定居的老家的乡亲们。其中有我的初中同学曹剑国、郑立刚、牛玲、华仁济和小学同学杨一兵，还有陈老师的女儿陈小燕。
看着这些名字，那些青春的面容和那个时代的画卷一起，竟然像过电影一样，一幅一幅地在我脑海中浮现出来。
俗话说，一岁年纪一岁人；再加上新型病毒变化无穷，说不定什么时候就找上了我。我来到这个世界上走了一遭，这个世界养育了我，赐给我滚滚红尘。在和这个世界告别以前，我能给这个世界留点什么呢？
我突然萌生出一个想法，我得写一部回忆录，把带着时代烙印的我们记录下来，让我们的人生轨迹在这无垠的宇宙中留下一丝痕迹。
也许，我们的后代们，需要知道我们的那个时代，以及那个时代的我们。那么，我的这部回忆录，或许对我们的后代们有所裨益。这样的裨益，哪怕只有一丝丝，我也就不枉过了这一生。
也许吧！也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