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石越称赞陈元凤的时候，他其实并不知道陈元凤在注京做了些什么。
陈元凤去京师，一则是为了协调有关粮草军资之事，一则是为了亲自向太皇太
后、皇帝、枢密会议汇报战争的进展—这个本不是石越本意，石越原本是希望由
参议官游师雄去替他报告，接受质询，但是枢密会议点名要宣抚判官兼随军转运使
陈元凤去，石越虽不情愿，但为了表示自己光明磊落，只得勉强答应。
对于陈元凤来说，这自然是一个难得的机会。
并不是每个官员都有机会近距离接触太皇太后、皇帝与两府诸公，更不是防防
便便哪个官员，都有机会在这些人面前展示自己。有多少官员，就是因为抓住了这
样的机会，因而鱼跃龙门，一飞冲天。
陈元凤抵达注京是在七月二日，他到达的当日，段子介兵败唐河的消息，也正
好抵达注京—比仁多保忠、唐康接到消息，只晚了一天。这得益于自战争开始之
后，开始渐渐运转起来的葬传系统。大宋的葬传系统，仿佛一台老旧生锈的机器
当它运转以后，开始是缓慢的，需要一段时间，各种齿轮之间经过磨合，才终于能
慢慢的变得灵光。战争初期，传递战报的消息虽然有严格的要求，但度不过中规
中矩，葬法中规定一日四百里的度，当时还不过是个美好的愿望：一份公文从大
名府送到注京，三百二十里，需要两三天，但是，渐渐的，在宣抚使司做出一些改
良与调整之后，各地与大名府、注京的联系，变得更快捷。各州、军虽然皆归宣抚
使司统辖，但是许多府、州、军官员，也会同时向注京察报，各地与大名府、注京
之间的葬馆，都备足了快马，遇有遇急军情，都是书不入铺，昼夜兼程，如今从大
名府一份公文送至注京，一日夜便可抵达州尤战争初期度快了一倍都不止。
段子介唐河兵败后，他自己尚未来得及向大名府、注京报告，镇、定诸府、
州、军的官员们，早已迫不及待的将这个消息报告了上去，因此唐康、仁多保忠在
冀州反而知晓得慢一些，实则七月一日，大名府宣抚使司综合各州、军之报告，大
体已知详情，石越深知段子介在镇、定一带的人际关系不太好，因此，当注京枢密
院收到这些府、州官员的急报之后，不过晚了五六个时辰，便也收到了宣抚使司的
报告。再怎么说，葬路之上，宣抚使司的公文跑得总要比这些地方官员的要快些。
这也是段子介能得到宽大处分的重要原因。～
等到段子介自己的奏表送到注京，枢密会议其实早已决定如何处分他了。
但是，注京是一个充满了自相矛盾的地方，尽管韩维主持的枢密会议决定从轻
处分段子介·可是段子介兵败徽纫的消息·仍然对注京朝廷产生了极大的冲击。
有些迹象是如此明显。
陈元凤人刚到葬馆，便听说朝廷暗中放松了辽使的禁锢，稍稍恢复了对辽使的
礼遇。他甚至从交游甚密的同僚口中，听到北朝已经派遣议和之密使前来注京的传
闻。而这是他在大名府时一无所知的，他相信石越也被瞒在鼓里—这是人之常
情，注京诸公既然要私下里与辽使打交道，对于态度强硬的石越，在没达什么协议
之前，肯定是要瞒着的。一
此后他往来两府，又听到更多的传言流传：据说朝廷每日都有人上书，指责石
越此前主导之绝不言和诏。而且，这种言论这些日子渐渐活跃，甚至有人抨击石越
徒知大言，坐拥十万大军，龟缩大名府不出，区区一深州而不能救，却妄言绝不言
和，甚至暗沙射影的斥责石越是玩寇自重，欲以辽人侠持国家。
这些言论倒不足以动摇石越的地位，身居高位，他一举一动，无论如何，都会
有人诽谤，有人不满。
但是，谣传太皇太后，乃至枢密会议诸公，心里都是认可“战和皆国策”的
认为二者不可偏废，自春秋战国以来，以和议而保全国柞者甚多，因此大宋的上
层，大部分并不排斥和议。这一点，从此前陈元凤与在注京的友人的书信中，从此
番他回到注京所交往的官员的言语中，他都有所体悟：这或者并不是谣言那么简
单。
注京有无名氏甚至写了一篇《汉唐和亲论》，在注京广为流传，此文称赞以
汉、唐之强，亦不免于和亲胡狄，赞扬和亲给汉唐带来的和平与福社，避免无数无
辜百姓惨死沙场，认为真正谋国，不能追求虚名与脸面，而应在乎民众之实利。他
极力夸赞与匈奴和好之汉宣帝、霍光，而抨击对匈奴作战之汉武帝，指责汉武帝的
战争，带给汉朝民众巨大的灾难，对于国家、百姓，全无半点好处。
这篇《汉唐和亲论》文采栖件，立论、论证，皆十分有力，颇有西汉之风，许
多人疑心是苏轼的作品，但也有人认为近于韩拖古烈的文风一不过，不管此文出
自何人手笔，对于普通百姓来说，石越的绝不言和诏或者能激励士气、振奋军心
但对于朝堂公卿来说，即使再坚定的主战派，也不能否认拒绝任何和议的声明其实
是偏激的、意气用事的。
陈元凤知道许多的大臣都是支持战争的，但是他也了解到，他们同样也认为
议和也是一种必要的手段。甚至不妨一边打仗，一边议和。为了国家计，总得多准
备几条退路。打了胜仗有打胜仗的议和法，两军僵持有两军僵持的议和法，万不得
已，打了败仗也要准备打了败仗的议和法。
不过，这些原本都限于私下的议论。注京的大氛围，是对辽国的蔑视，对胜利
的自信，对战争的热切—普通的市民、年青的士子、中低级的官员，大多沉浸在
这种情绪中。陈元凤所感觉到的这些微妙的态度，则主要存在于能真正决定大宋命
运的那些衰衰诸公之中。
百姓愚蠢而极易蝙动，年青的士子自以为聪明实则同样的蠢笨，至于中低级官
员，绝大部分都不过是鼠两端的墙头草，他们总是软弱的，为了自己的前程与乌
纱帽。这都要谢谢石越—在报纸被管制的背景下，要操纵这些人，实在太容易
了。
因此陈元凤很清醒的知道，哪些人的态度是重要的，哪些人的态度则是可以忽
略的。
虽然到七月二日为止，枢密会议还从未提过“和议”二字。
但这一切，终止于七月四日。
当天，枢密会议得出结论，认为段子介兵败唐河之后，深州已难坚守，左垂相
韩维的态度率先动摇，他对太皇太后表示：为长远计，大宋要同时做好战争与和议
的准备。他宣称纵然战争最终获胜，大宋也不可能吞并辽军，两国最终仍要有一份
和议，否则边患不止，非大宋之福。既然总是要议和的，那不如早做准备，边打边
谈，倘若能由使者得到的，就不必非要用战争来获取。
他的主张立即得到了高太后的赞同。
尽管高太后与枢密会议都声称这个变化并不是要停止与辽国的战争，而只是要
给辽国“改过自新”的机会。伯该次政策的调整，仍然激起了一些强烈的反应。皇
帝对此大为不悦，单独召见韩维，面责之，却也因此被高太后喝斥了一顿。
这次风波普通百姓甚至中低级官员都无从知晓，宋廷不可能公开封诏书宣称
他们要与辽人议和，当然更不可能告诉臣民们，他们的皇帝反对议和。但陈元凤在
注京也有不少朋友，有些人甚至就在两府当差，而且在许多人来看，他还是范枢使
亲信、赏识的人，年轻有为，前途无量，刻意巴结他的人也不少，这些流言总能传
到他的耳朵里，通过各种各样的方法。
尽管，所有的关于“和议”的流言加在一起，在注京数不清的流言中，也只是
微不足道的一部分，对于绝大部分的注京市民甚至是一般的官员来说，他们在听到
这些流言后，都会不屑一顾。对于朝中大臣那微妙心思的揣测，也是一件玄之又玄
的事。
但有时候，真相与人心，便隐藏其中。
而陈元凤的确是一个擅长此道的人。
七月五日的晚上，当千里之外的深州，城墙已破，拱圣军血战一日之后，仅存
的将士们随便坐卧在城墙上、地上，拌着冷水啃着干粮的时候：当三百里外的大名
府，石越正给王厚、何畏之设宴接风洗尘的时候：在注京的葬馆，陈元凤摒退左
右，点起蜡烛，正在苦心构思着自己的奏折。
与预想的不同，来注京三日，他只见过太皇太后一面，而且只是简短的几句问
话，此后，他便全是与枢密会议、两府打交道。显然，他需要做点什么，才能计高
太后、皇帝留下a刻的印象。
他当然也有一点进展，连续两日，他拜会韩维、范纯仁，极力劝二人说服高太
后，将更多的殿前司禁军调往河北，他向二人不断的保证大名府防线绝对安全，所
以京师也绝对安全，不需要更多的兵力来守！。同时，也是他建言，可以将新增的
殿前司军队交由田烈武统辖。有些事情，他看得很透彻，在太皇太后眼里，田烈武
是个如周勃一样忠义可信之人，即使他出自石越门下，但果真石越有任何不轨之
事，天下最先站出来举兵反对的，必然是田烈武！
这一点上，高太后绝对是有识人之明的。
如田烈武、桑充国这些人，无论与石越私交再好，甚至也赞同他的政见主张
钦佩仰慕他的为人与能力，但是，如这些人，也是真正的君子。石越若蒙冤受屈
这些人能为救石越而不惜家破人亡：但若石越有任何对赵家的不忠之意，这些咒也
会是最坚定果断的反对者，他们会亲手将石越送进鬼门关，而不会有半分的犹豫。
高太后此时倒未必真的在猜忌石越，但是，身居她这样的位置，做任何决定
自然都会小心谨慎，她不见得是针对石越，任何人担任三路宣抚大使，都等同于将
天下的兵权送到他的手上，若有可能，她都会做一些防范。就算是司马光在世，出
任此职，也是一样的。
陈元凤对此洞若观火。
他能做到宣抚判官，不也不是因为这种心理么？范纯仁难道还不够信任石越
么？但那又如何？信任是一回事，防范亦是必不可少。
因此，陈元凤游说韩维、范纯仁的主题便是：使兵权分于行营，而非聚于宣
台！
枢密会议应将绝大部分禁军，直接划入诸都总管府，宣台只能直辖最基本的预
备部队，这并不会影响宣抚使司的权威，因为若有必要，诸参谋官、参议官、甚至
勾当公事，都可以直接派往诸军，接掌指挥权—但却能有效的防范宣抚使兵权过
重，直接指挥权与间接指挥权，在有些事情上，是有着天壤之别的。
看起来，高太后最终采纳了陈元凤的建议。
一天前，枢府来人告诉他，枢密会议己纤决定增派铁林军、宣武一军至田烈武
鹰下。枢府已经在准备舟船，这两只殿前司禁军，会由水路直接运往河间府。
这算是一个好的开始，但还远远不够。
陈元凤意识到，要让高太后、皇帝真正留下深刻的印象，“和议”这个议题
如今正是最好的切入点。
他沉吟许久，亲自磨了墨，提起笔来，沾墨写了几个字，却又不是太满意，抓
起来，揉成一团，丢进纸篓，又铺了一张纸，写道：“臣伏闻宰臣韩维等……”
陈元凤去京师，一则是为了协调有关粮草军资之事，一则是为了亲自向太皇太
后、皇帝、枢密会议汇报战争的进展—这个本不是石越本意，石越原本是希望由
参议官游师雄去替他报告，接受质询，但是枢密会议点名要宣抚判官兼随军转运使
陈元凤去，石越虽不情愿，但为了表示自己光明磊落，只得勉强答应。
对于陈元凤来说，这自然是一个难得的机会。
并不是每个官员都有机会近距离接触太皇太后、皇帝与两府诸公，更不是防防
便便哪个官员，都有机会在这些人面前展示自己。有多少官员，就是因为抓住了这
样的机会，因而鱼跃龙门，一飞冲天。
陈元凤抵达注京是在七月二日，他到达的当日，段子介兵败唐河的消息，也正
好抵达注京—比仁多保忠、唐康接到消息，只晚了一天。这得益于自战争开始之
后，开始渐渐运转起来的葬传系统。大宋的葬传系统，仿佛一台老旧生锈的机器
当它运转以后，开始是缓慢的，需要一段时间，各种齿轮之间经过磨合，才终于能
慢慢的变得灵光。战争初期，传递战报的消息虽然有严格的要求，但度不过中规
中矩，葬法中规定一日四百里的度，当时还不过是个美好的愿望：一份公文从大
名府送到注京，三百二十里，需要两三天，但是，渐渐的，在宣抚使司做出一些改
良与调整之后，各地与大名府、注京的联系，变得更快捷。各州、军虽然皆归宣抚
使司统辖，但是许多府、州、军官员，也会同时向注京察报，各地与大名府、注京
之间的葬馆，都备足了快马，遇有遇急军情，都是书不入铺，昼夜兼程，如今从大
名府一份公文送至注京，一日夜便可抵达州尤战争初期度快了一倍都不止。
段子介唐河兵败后，他自己尚未来得及向大名府、注京报告，镇、定诸府、
州、军的官员们，早已迫不及待的将这个消息报告了上去，因此唐康、仁多保忠在
冀州反而知晓得慢一些，实则七月一日，大名府宣抚使司综合各州、军之报告，大
体已知详情，石越深知段子介在镇、定一带的人际关系不太好，因此，当注京枢密
院收到这些府、州官员的急报之后，不过晚了五六个时辰，便也收到了宣抚使司的
报告。再怎么说，葬路之上，宣抚使司的公文跑得总要比这些地方官员的要快些。
这也是段子介能得到宽大处分的重要原因。～
等到段子介自己的奏表送到注京，枢密会议其实早已决定如何处分他了。
但是，注京是一个充满了自相矛盾的地方，尽管韩维主持的枢密会议决定从轻
处分段子介·可是段子介兵败徽纫的消息·仍然对注京朝廷产生了极大的冲击。
有些迹象是如此明显。
陈元凤人刚到葬馆，便听说朝廷暗中放松了辽使的禁锢，稍稍恢复了对辽使的
礼遇。他甚至从交游甚密的同僚口中，听到北朝已经派遣议和之密使前来注京的传
闻。而这是他在大名府时一无所知的，他相信石越也被瞒在鼓里—这是人之常
情，注京诸公既然要私下里与辽使打交道，对于态度强硬的石越，在没达什么协议
之前，肯定是要瞒着的。一
此后他往来两府，又听到更多的传言流传：据说朝廷每日都有人上书，指责石
越此前主导之绝不言和诏。而且，这种言论这些日子渐渐活跃，甚至有人抨击石越
徒知大言，坐拥十万大军，龟缩大名府不出，区区一深州而不能救，却妄言绝不言
和，甚至暗沙射影的斥责石越是玩寇自重，欲以辽人侠持国家。
这些言论倒不足以动摇石越的地位，身居高位，他一举一动，无论如何，都会
有人诽谤，有人不满。
但是，谣传太皇太后，乃至枢密会议诸公，心里都是认可“战和皆国策”的
认为二者不可偏废，自春秋战国以来，以和议而保全国柞者甚多，因此大宋的上
层，大部分并不排斥和议。这一点，从此前陈元凤与在注京的友人的书信中，从此
番他回到注京所交往的官员的言语中，他都有所体悟：这或者并不是谣言那么简
单。
注京有无名氏甚至写了一篇《汉唐和亲论》，在注京广为流传，此文称赞以
汉、唐之强，亦不免于和亲胡狄，赞扬和亲给汉唐带来的和平与福社，避免无数无
辜百姓惨死沙场，认为真正谋国，不能追求虚名与脸面，而应在乎民众之实利。他
极力夸赞与匈奴和好之汉宣帝、霍光，而抨击对匈奴作战之汉武帝，指责汉武帝的
战争，带给汉朝民众巨大的灾难，对于国家、百姓，全无半点好处。
这篇《汉唐和亲论》文采栖件，立论、论证，皆十分有力，颇有西汉之风，许
多人疑心是苏轼的作品，但也有人认为近于韩拖古烈的文风一不过，不管此文出
自何人手笔，对于普通百姓来说，石越的绝不言和诏或者能激励士气、振奋军心
但对于朝堂公卿来说，即使再坚定的主战派，也不能否认拒绝任何和议的声明其实
是偏激的、意气用事的。
陈元凤知道许多的大臣都是支持战争的，但是他也了解到，他们同样也认为
议和也是一种必要的手段。甚至不妨一边打仗，一边议和。为了国家计，总得多准
备几条退路。打了胜仗有打胜仗的议和法，两军僵持有两军僵持的议和法，万不得
已，打了败仗也要准备打了败仗的议和法。
不过，这些原本都限于私下的议论。注京的大氛围，是对辽国的蔑视，对胜利
的自信，对战争的热切—普通的市民、年青的士子、中低级的官员，大多沉浸在
这种情绪中。陈元凤所感觉到的这些微妙的态度，则主要存在于能真正决定大宋命
运的那些衰衰诸公之中。
百姓愚蠢而极易蝙动，年青的士子自以为聪明实则同样的蠢笨，至于中低级官
员，绝大部分都不过是鼠两端的墙头草，他们总是软弱的，为了自己的前程与乌
纱帽。这都要谢谢石越—在报纸被管制的背景下，要操纵这些人，实在太容易
了。
因此陈元凤很清醒的知道，哪些人的态度是重要的，哪些人的态度则是可以忽
略的。
虽然到七月二日为止，枢密会议还从未提过“和议”二字。
但这一切，终止于七月四日。
当天，枢密会议得出结论，认为段子介兵败唐河之后，深州已难坚守，左垂相
韩维的态度率先动摇，他对太皇太后表示：为长远计，大宋要同时做好战争与和议
的准备。他宣称纵然战争最终获胜，大宋也不可能吞并辽军，两国最终仍要有一份
和议，否则边患不止，非大宋之福。既然总是要议和的，那不如早做准备，边打边
谈，倘若能由使者得到的，就不必非要用战争来获取。
他的主张立即得到了高太后的赞同。
尽管高太后与枢密会议都声称这个变化并不是要停止与辽国的战争，而只是要
给辽国“改过自新”的机会。伯该次政策的调整，仍然激起了一些强烈的反应。皇
帝对此大为不悦，单独召见韩维，面责之，却也因此被高太后喝斥了一顿。
这次风波普通百姓甚至中低级官员都无从知晓，宋廷不可能公开封诏书宣称
他们要与辽人议和，当然更不可能告诉臣民们，他们的皇帝反对议和。但陈元凤在
注京也有不少朋友，有些人甚至就在两府当差，而且在许多人来看，他还是范枢使
亲信、赏识的人，年轻有为，前途无量，刻意巴结他的人也不少，这些流言总能传
到他的耳朵里，通过各种各样的方法。
尽管，所有的关于“和议”的流言加在一起，在注京数不清的流言中，也只是
微不足道的一部分，对于绝大部分的注京市民甚至是一般的官员来说，他们在听到
这些流言后，都会不屑一顾。对于朝中大臣那微妙心思的揣测，也是一件玄之又玄
的事。
但有时候，真相与人心，便隐藏其中。
而陈元凤的确是一个擅长此道的人。
七月五日的晚上，当千里之外的深州，城墙已破，拱圣军血战一日之后，仅存
的将士们随便坐卧在城墙上、地上，拌着冷水啃着干粮的时候：当三百里外的大名
府，石越正给王厚、何畏之设宴接风洗尘的时候：在注京的葬馆，陈元凤摒退左
右，点起蜡烛，正在苦心构思着自己的奏折。
与预想的不同，来注京三日，他只见过太皇太后一面，而且只是简短的几句问
话，此后，他便全是与枢密会议、两府打交道。显然，他需要做点什么，才能计高
太后、皇帝留下a刻的印象。
他当然也有一点进展，连续两日，他拜会韩维、范纯仁，极力劝二人说服高太
后，将更多的殿前司禁军调往河北，他向二人不断的保证大名府防线绝对安全，所
以京师也绝对安全，不需要更多的兵力来守！。同时，也是他建言，可以将新增的
殿前司军队交由田烈武统辖。有些事情，他看得很透彻，在太皇太后眼里，田烈武
是个如周勃一样忠义可信之人，即使他出自石越门下，但果真石越有任何不轨之
事，天下最先站出来举兵反对的，必然是田烈武！
这一点上，高太后绝对是有识人之明的。
如田烈武、桑充国这些人，无论与石越私交再好，甚至也赞同他的政见主张
钦佩仰慕他的为人与能力，但是，如这些人，也是真正的君子。石越若蒙冤受屈
这些人能为救石越而不惜家破人亡：但若石越有任何对赵家的不忠之意，这些咒也
会是最坚定果断的反对者，他们会亲手将石越送进鬼门关，而不会有半分的犹豫。
高太后此时倒未必真的在猜忌石越，但是，身居她这样的位置，做任何决定
自然都会小心谨慎，她不见得是针对石越，任何人担任三路宣抚大使，都等同于将
天下的兵权送到他的手上，若有可能，她都会做一些防范。就算是司马光在世，出
任此职，也是一样的。
陈元凤对此洞若观火。
他能做到宣抚判官，不也不是因为这种心理么？范纯仁难道还不够信任石越
么？但那又如何？信任是一回事，防范亦是必不可少。
因此，陈元凤游说韩维、范纯仁的主题便是：使兵权分于行营，而非聚于宣
台！
枢密会议应将绝大部分禁军，直接划入诸都总管府，宣台只能直辖最基本的预
备部队，这并不会影响宣抚使司的权威，因为若有必要，诸参谋官、参议官、甚至
勾当公事，都可以直接派往诸军，接掌指挥权—但却能有效的防范宣抚使兵权过
重，直接指挥权与间接指挥权，在有些事情上，是有着天壤之别的。
看起来，高太后最终采纳了陈元凤的建议。
一天前，枢府来人告诉他，枢密会议己纤决定增派铁林军、宣武一军至田烈武
鹰下。枢府已经在准备舟船，这两只殿前司禁军，会由水路直接运往河间府。
这算是一个好的开始，但还远远不够。
陈元凤意识到，要让高太后、皇帝真正留下深刻的印象，“和议”这个议题
如今正是最好的切入点。
他沉吟许久，亲自磨了墨，提起笔来，沾墨写了几个字，却又不是太满意，抓
起来，揉成一团，丢进纸篓，又铺了一张纸，写道：“臣伏闻宰臣韩维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