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督尤德确实想要充当和事佬的角色，调和勤和集团与汇丰银行、太古集团之间的矛盾。
香江顶级财团矛盾表面化，让他压力很大，并深深地体会到了上任港督麦理浩，为什么临退休之际，会因为遭遇勤和与怡和资本大战而中风入院。
本来，接管怡和一系资产的勤和，与太古还有一些合作，比如双方合资成立的香江机场服务有限公司。
从这个渊源来讲，勤和策略参与国泰航空上市的想法，显得很自然，但在汇丰的唆使下，惨遭太古拒绝，沦为业内茶余饭后的谈资和笑柄。
这下可把勤和惹毛了，如同向美丽姑娘表白不成的骄傲王子，它和太古的关系瞬间因爱成恨，大打出手。
标志性事件之一就是太古本来打算竟拍下来建设为太古广场的金钟地皮，硬生生地被勤和抢走，一嘴巴就把脸抽肿了。
随着进入爆发世界能源危机的1970年代，香江造船业逐步式微，太古船坞与黄埔船坞便在新界西青衣合并成香江联合船坞。
太古集团在1972年成立了太古地产有限公司，开发自家太古船坞的原址，成为了今日的高档住宅区太古城。
从这个项目里，太古集团尝到了极大的甜头，因此对太古广场的计划抱有厚望，结果被一棒子砸晕了。
不过，这还不算完呢。紧接着太古集团又失去了经营多年的可口可乐专营权，另外一边脸也被抽肿了。
这玩意就和竞争地皮一样，价高者得，失败者没什么好抱怨的。可有心人都明白没有那么简单，并且谁也猜不到，怀恨在心的勤和，还会神鬼莫测地使出来什么样的报复招数。
一百多年以来始终专注于实业的太古，终于坐不住了。
它当然可以对勤和还以颜色，把场子找来。可之后呢，双方就如此你来我往地相互捅刀么？
太古没有和勤和耗下去的信心，对方在把怡和吃干抹净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财大气粗和老辣手段，太让人忌惮了。
而且，过味来的太古，不想再莫名其妙地被汇丰拿着当枪使了尼玛，你们两个干架，扯上我干什么？
本来已经赚得盆满钵溢的国泰航空，为什么要选择在香江上市？还不是因为它必须扎根香江，代表香江，才能继续保持既得利益！
在这个前提下，太古无法像某些公司那样说走就走，它必须另外寻找一套生存的方案，比如和中信正处于谈判阶段的合作。
所以，被勤和抓着头发、啪啪抽了两巴掌的太古，顾不得擦拭嘴角的血迹，赶紧寻找和事佬，首当其冲的人选，自然就是港督尤德了。
因为意见上的分歧，太古、汇丰这帮人来得早一些。汇丰银行董事会主席沈弼把太古集团董事会主席施约翰、前香江财政司彭励治请到贵宾室里，试图最后游说太古集团不要如此卑躬屈膝、委曲求全我们两家只要联起手来，有什么好怕的，干死勤和这个居心叵测的家伙！
“你一直说唐焕不但贪婪，而且有着沙文主义的倾向，勤和吞并怡和与置地后，下一个目标就是汇丰，甚至连太古也难以幸免。可直到现在我还没有得到确认。实际的情况是，勤和在香江本地的动作一向稳健，对外扩张则非常积极，大家堪称井水不犯河水，相安无事；可经过国泰航空上市的无谓波折，一下子就兵戎相见了。”施约翰抱怨道：“受到羞辱的勤和，现在算是出师有名了，这种斗法，和几年前勤和与怡和之战何其相似。”
“那又如何。”沈弼很是不以为然，“怡和经营太过冒进，导致债台高筑，尤其凯瑟克家族所持股份仅为一成，这才让自己成了唐焕嘴里的肉渣；但太古就不同了，万事求稳，业绩优秀，而且你们施怀雅家族持股超过半数，绝对不会出现大权旁落的情况。”
“可在这场斗争里，太古能够得到什么？你也说了，我们施怀雅家族持股超过半数，即便唐焕起了吞并之心，短时间内也难以得手。而太古目前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尽快拿出应对九七到来的解决方案。现在已经是1986年了，剩下的十一年时间，对于企业调整来讲，只能说刚刚够用。我们总不能到了1990年代再去临时抱佛脚吧。”
说到这里，施约翰略带嘲弄地一笑，“你别忘了，我也是汇丰银行的董事，那个正在秘密讨论的‘新会计安排’，到底意味着什么，多少能够推测出来一些。汇丰银行愿意拱手让出如此重大的既得利益，走国际化道路的决心可见有多么强。汇丰走了，剩下吸引到仇恨的太古怎么办？或许，你所说的，唐焕对汇丰银行有觊觎之心，确有其事。可我怀疑，你反复游说太古与勤和开战，是为了分散对手的注意力，好让汇丰有条不紊地布局。”
听施约翰就差指着鼻子明说“汇丰把太古推到前面当炮灰”，沈弼的脸当时就黑了，但一时之间又无从辩解，盖因对方提到的“新会计安排”确有其事，而这又涉及到汇丰目前难以割舍的一个利益来源。
长期以来，汇丰银行一直属于香江的特殊存在，其具体含义指的是，它以私人商业银行的身份，担任中央银行的多重职能，扮演着香江“准中央银行”的重要角色，并主要表现为五个方面。
第一，汇丰银行是香江的主要发钞银行。
香江没有中央银行，传统上，作为中央银行职能之一的钞票，被港府授权给商业银行负责。
1865年，创办不久的汇丰开始发行钞票，时间上稍迟于东藩汇理、有利和渣打等3家银行。
后来，东藩汇理银行破产，有利银行于1959年被汇丰收购、并于1978年被港府取消发钞权。
就此，香江的发钞便一直由汇丰和渣打两家银行负责。其中，汇丰的发钞量一直占8成以上，成为主要的发钞银行。
至于原本时空里，中银也成为发钞银行，那是1990年代的事情。
发钞银行可不仅仅是听起来高大上的噱头，这里面有着实实在在的好处。
因为发钞的费用是由外汇基金承担的，所以发钞银行等于享受“免费广告”，对其商誉价值产生积极的重大影响。
发钞银行的地位，也使得汇丰在业务竞争上，尤其是在吸收存款方面，占尽了优势。
更有甚者，汇丰的形象成为港元信用的象征。
由此可见，这个发钞银行的名头有多值钱了。
第二，汇丰银行是港府的主要往来银行。
在创办之初，汇丰银行便与港府建立了密切的合作关系。
长期以来，港府的外汇、财政储备和政府的现金收支，主要由外汇基金和库务署分别承担管理，然后再由这两个机构与有关银行往来。
大致估计，港府存于各银行的款项中，汇丰银行占一半以上。
这相当于汇丰凭空多了一个超级土豪的客户，享有一个稳固的存款基础。
第三，汇丰银行受港府委托，担任“最后贷款者”的角色。
这个所谓的“最后贷款者”，便是中央银行的重要职能之一。
其包含两层含义：首先，“最后贷款者”有责任向受不利谣言困扰的银行，提供流动资金援助，或者有需要的时候，以注资方式拯救有问题的银行；其次，“最后贷款者”向资金紧张的银行体系注入资金，以及对当日同业市场收市后缺乏头寸的银行提供隔夜信贷。
在香江金融体系中，“最后贷款者”的职能，由港府的外汇基金与汇丰、渣打两家发钞银行，共同承担。
在1960年代和1980年代的金融危机中，港府都是与汇丰、渣打商议，委托这两家发钞银行出面挽救或代为管理陷入财务危机的金融机构。
当初，被谣言中伤而陷入挤兑危机的恒生银行，就是这样被汇丰银行捡了便宜，拿走了控股权。
第四，长期以来，汇丰始终扮演港府首席银行家和金融顾问的角色，并作为港府的代理人执行货币政策。
在这个背景下，汇丰银行董事会主席一直是香江行政局的当然成员，同时，汇丰银行还是港府外汇基金咨询委员会的委员之一。另外，汇丰银行又是香江银行公会3名永久会员之一。
香江银行公会是香江银行界的法定团体，前身为香江外汇银行公会，根据香江法例第364章香江银行公会条例于1981年成立，代表香江银行界与港府交流意见。
一家银行要想在香江经营银行业务，除了要从香江金融管理局那里申请到银行牌照外，还必须成为香江银行公会会员。
在这些会员当中，汇丰、渣打、中银为香江银行公会永久会员，但只有汇丰和渣打，轮流担任公会的正、副主席。原本时空里，中银同样要等到1990年代才具备“轮流”的资格。
第五，汇丰银行是香江银行公会票据结算所的管理银行。
1981年，汇丰与香江银行公会达成协定，出任票据交换所的管理银行，向香江银行体系提供中央结算服务。
根据香江银行公会票据交换所条例规定，香江银行公会全体会员银行的票据交换、结算和转账，均须在香江银行公会的中央票据交换所进行。
在这一体制中，票据交换所的管理银行处于最重要的地位；在它之下是结算银行，包括汇丰、渣打、中银、东亚、广东、华比、万国宝通、华侨、上海商业和永安等10家持牌银行；其余为次结算银行。
次结算银行须在结算银行开设账户，而结算银行则须在作为管理银行的汇丰开设账户。
票据结算过程中，如果其它结算银行在汇丰的账户出现结余，汇丰不须支付利息；若出现透支，结算银行则须向汇丰交付利息。
正是因为这个规定，其它结算银行必须在汇丰的账户中，经常保持充裕的结余资金，以应付结算之用，进而使得汇丰可以经常拥有一笔巨额的免息款项。
此外，做为中央票据交换所的管理银行，汇丰可以了解整个银行体系的现金流动状况，掌握香江银行业的脉搏，在情报上达到眼里不掺沙子的地步。
这些就是汇丰在殖民地时代的香江，所享受到的主要特殊待遇，也是其强大的根源所在。而那个还在秘密讨论的“新会计安排”，就与第五点有关。
其大致内容为：汇丰在港府外汇基金开设一港元账户，并在此账户保持一余额，其数量不得少于银行体系所有其他银行结算户口总净额；户口内的贷款余额不计利息，若余额降至结算净额以下，汇丰须就此差额向外汇基金付利息；外汇基金可酌情使用该户口，结算其与汇丰及其他持牌银行所进行的港元交易。
如果这个计划付诸实施，那汇丰算得上挥刀自宫了，因为它就此放弃香江银行体系结算余额的控制和支配权，将过去凭借管理结算而获得的垄断利润，从汇丰银行转移到港府的外汇基金。
可以想象，汇丰银行肯定舍不得这块巨大的利益，可它要返乡英国和进军国际，又不能被这条链子拴着。讨论结果拿不出来，便是因为这个两难选择。
不得不说，这就是商人无良的一个表现了。
每一位民众都在为国家打工，国家则要相应地履行义务。
汇丰凭借特殊地位，在香江吸血这么多年，理应生是香江的人，死是香江的鬼，
可现在它却琢磨如何神不知鬼不觉地跑路，自然引来了打抱不平者。而隐隐感觉到唐焕要坏汇丰好事的沈弼，就想方设法地率先发难。
只不过，这位汇丰董事会主席拿不出真凭实据来，偶尔使唤一下傻小子还成，次数多了，就没人愿意自己当炮灰了有本事你亲自上！施约翰就是抱着这个想法。
见沈弼呐呐无言，施约翰悠悠地说道：“为了尽快摆脱纠缠，我准备退休，让弟弟施雅迪接班，算是做个了结。”
见对方如此窝囊，沈弼气得直哆嗦，好半天才冷笑道：“梁子结下了就是结下了，你以为这么做，就能尽释前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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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个渊源来讲，勤和策略参与国泰航空上市的想法，显得很自然，但在汇丰的唆使下，惨遭太古拒绝，沦为业内茶余饭后的谈资和笑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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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古集团在1972年成立了太古地产有限公司，开发自家太古船坞的原址，成为了今日的高档住宅区太古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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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玩意就和竞争地皮一样，价高者得，失败者没什么好抱怨的。可有心人都明白没有那么简单，并且谁也猜不到，怀恨在心的勤和，还会神鬼莫测地使出来什么样的报复招数。
一百多年以来始终专注于实业的太古，终于坐不住了。
它当然可以对勤和还以颜色，把场子找来。可之后呢，双方就如此你来我往地相互捅刀么？
太古没有和勤和耗下去的信心，对方在把怡和吃干抹净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财大气粗和老辣手段，太让人忌惮了。
而且，过味来的太古，不想再莫名其妙地被汇丰拿着当枪使了尼玛，你们两个干架，扯上我干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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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被勤和抓着头发、啪啪抽了两巴掌的太古，顾不得擦拭嘴角的血迹，赶紧寻找和事佬，首当其冲的人选，自然就是港督尤德了。
因为意见上的分歧，太古、汇丰这帮人来得早一些。汇丰银行董事会主席沈弼把太古集团董事会主席施约翰、前香江财政司彭励治请到贵宾室里，试图最后游说太古集团不要如此卑躬屈膝、委曲求全我们两家只要联起手来，有什么好怕的，干死勤和这个居心叵测的家伙！
“你一直说唐焕不但贪婪，而且有着沙文主义的倾向，勤和吞并怡和与置地后，下一个目标就是汇丰，甚至连太古也难以幸免。可直到现在我还没有得到确认。实际的情况是，勤和在香江本地的动作一向稳健，对外扩张则非常积极，大家堪称井水不犯河水，相安无事；可经过国泰航空上市的无谓波折，一下子就兵戎相见了。”施约翰抱怨道：“受到羞辱的勤和，现在算是出师有名了，这种斗法，和几年前勤和与怡和之战何其相似。”
“那又如何。”沈弼很是不以为然，“怡和经营太过冒进，导致债台高筑，尤其凯瑟克家族所持股份仅为一成，这才让自己成了唐焕嘴里的肉渣；但太古就不同了，万事求稳，业绩优秀，而且你们施怀雅家族持股超过半数，绝对不会出现大权旁落的情况。”
“可在这场斗争里，太古能够得到什么？你也说了，我们施怀雅家族持股超过半数，即便唐焕起了吞并之心，短时间内也难以得手。而太古目前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尽快拿出应对九七到来的解决方案。现在已经是1986年了，剩下的十一年时间，对于企业调整来讲，只能说刚刚够用。我们总不能到了1990年代再去临时抱佛脚吧。”
说到这里，施约翰略带嘲弄地一笑，“你别忘了，我也是汇丰银行的董事，那个正在秘密讨论的‘新会计安排’，到底意味着什么，多少能够推测出来一些。汇丰银行愿意拱手让出如此重大的既得利益，走国际化道路的决心可见有多么强。汇丰走了，剩下吸引到仇恨的太古怎么办？或许，你所说的，唐焕对汇丰银行有觊觎之心，确有其事。可我怀疑，你反复游说太古与勤和开战，是为了分散对手的注意力，好让汇丰有条不紊地布局。”
听施约翰就差指着鼻子明说“汇丰把太古推到前面当炮灰”，沈弼的脸当时就黑了，但一时之间又无从辩解，盖因对方提到的“新会计安排”确有其事，而这又涉及到汇丰目前难以割舍的一个利益来源。
长期以来，汇丰银行一直属于香江的特殊存在，其具体含义指的是，它以私人商业银行的身份，担任中央银行的多重职能，扮演着香江“准中央银行”的重要角色，并主要表现为五个方面。
第一，汇丰银行是香江的主要发钞银行。
香江没有中央银行，传统上，作为中央银行职能之一的钞票，被港府授权给商业银行负责。
1865年，创办不久的汇丰开始发行钞票，时间上稍迟于东藩汇理、有利和渣打等3家银行。
后来，东藩汇理银行破产，有利银行于1959年被汇丰收购、并于1978年被港府取消发钞权。
就此，香江的发钞便一直由汇丰和渣打两家银行负责。其中，汇丰的发钞量一直占8成以上，成为主要的发钞银行。
至于原本时空里，中银也成为发钞银行，那是1990年代的事情。
发钞银行可不仅仅是听起来高大上的噱头，这里面有着实实在在的好处。
因为发钞的费用是由外汇基金承担的，所以发钞银行等于享受“免费广告”，对其商誉价值产生积极的重大影响。
发钞银行的地位，也使得汇丰在业务竞争上，尤其是在吸收存款方面，占尽了优势。
更有甚者，汇丰的形象成为港元信用的象征。
由此可见，这个发钞银行的名头有多值钱了。
第二，汇丰银行是港府的主要往来银行。
在创办之初，汇丰银行便与港府建立了密切的合作关系。
长期以来，港府的外汇、财政储备和政府的现金收支，主要由外汇基金和库务署分别承担管理，然后再由这两个机构与有关银行往来。
大致估计，港府存于各银行的款项中，汇丰银行占一半以上。
这相当于汇丰凭空多了一个超级土豪的客户，享有一个稳固的存款基础。
第三，汇丰银行受港府委托，担任“最后贷款者”的角色。
这个所谓的“最后贷款者”，便是中央银行的重要职能之一。
其包含两层含义：首先，“最后贷款者”有责任向受不利谣言困扰的银行，提供流动资金援助，或者有需要的时候，以注资方式拯救有问题的银行；其次，“最后贷款者”向资金紧张的银行体系注入资金，以及对当日同业市场收市后缺乏头寸的银行提供隔夜信贷。
在香江金融体系中，“最后贷款者”的职能，由港府的外汇基金与汇丰、渣打两家发钞银行，共同承担。
在1960年代和1980年代的金融危机中，港府都是与汇丰、渣打商议，委托这两家发钞银行出面挽救或代为管理陷入财务危机的金融机构。
当初，被谣言中伤而陷入挤兑危机的恒生银行，就是这样被汇丰银行捡了便宜，拿走了控股权。
第四，长期以来，汇丰始终扮演港府首席银行家和金融顾问的角色，并作为港府的代理人执行货币政策。
在这个背景下，汇丰银行董事会主席一直是香江行政局的当然成员，同时，汇丰银行还是港府外汇基金咨询委员会的委员之一。另外，汇丰银行又是香江银行公会3名永久会员之一。
香江银行公会是香江银行界的法定团体，前身为香江外汇银行公会，根据香江法例第364章香江银行公会条例于1981年成立，代表香江银行界与港府交流意见。
一家银行要想在香江经营银行业务，除了要从香江金融管理局那里申请到银行牌照外，还必须成为香江银行公会会员。
在这些会员当中，汇丰、渣打、中银为香江银行公会永久会员，但只有汇丰和渣打，轮流担任公会的正、副主席。原本时空里，中银同样要等到1990年代才具备“轮流”的资格。
第五，汇丰银行是香江银行公会票据结算所的管理银行。
1981年，汇丰与香江银行公会达成协定，出任票据交换所的管理银行，向香江银行体系提供中央结算服务。
根据香江银行公会票据交换所条例规定，香江银行公会全体会员银行的票据交换、结算和转账，均须在香江银行公会的中央票据交换所进行。
在这一体制中，票据交换所的管理银行处于最重要的地位；在它之下是结算银行，包括汇丰、渣打、中银、东亚、广东、华比、万国宝通、华侨、上海商业和永安等10家持牌银行；其余为次结算银行。
次结算银行须在结算银行开设账户，而结算银行则须在作为管理银行的汇丰开设账户。
票据结算过程中，如果其它结算银行在汇丰的账户出现结余，汇丰不须支付利息；若出现透支，结算银行则须向汇丰交付利息。
正是因为这个规定，其它结算银行必须在汇丰的账户中，经常保持充裕的结余资金，以应付结算之用，进而使得汇丰可以经常拥有一笔巨额的免息款项。
此外，做为中央票据交换所的管理银行，汇丰可以了解整个银行体系的现金流动状况，掌握香江银行业的脉搏，在情报上达到眼里不掺沙子的地步。
这些就是汇丰在殖民地时代的香江，所享受到的主要特殊待遇，也是其强大的根源所在。而那个还在秘密讨论的“新会计安排”，就与第五点有关。
其大致内容为：汇丰在港府外汇基金开设一港元账户，并在此账户保持一余额，其数量不得少于银行体系所有其他银行结算户口总净额；户口内的贷款余额不计利息，若余额降至结算净额以下，汇丰须就此差额向外汇基金付利息；外汇基金可酌情使用该户口，结算其与汇丰及其他持牌银行所进行的港元交易。
如果这个计划付诸实施，那汇丰算得上挥刀自宫了，因为它就此放弃香江银行体系结算余额的控制和支配权，将过去凭借管理结算而获得的垄断利润，从汇丰银行转移到港府的外汇基金。
可以想象，汇丰银行肯定舍不得这块巨大的利益，可它要返乡英国和进军国际，又不能被这条链子拴着。讨论结果拿不出来，便是因为这个两难选择。
不得不说，这就是商人无良的一个表现了。
每一位民众都在为国家打工，国家则要相应地履行义务。
汇丰凭借特殊地位，在香江吸血这么多年，理应生是香江的人，死是香江的鬼，
可现在它却琢磨如何神不知鬼不觉地跑路，自然引来了打抱不平者。而隐隐感觉到唐焕要坏汇丰好事的沈弼，就想方设法地率先发难。
只不过，这位汇丰董事会主席拿不出真凭实据来，偶尔使唤一下傻小子还成，次数多了，就没人愿意自己当炮灰了有本事你亲自上！施约翰就是抱着这个想法。
见沈弼呐呐无言，施约翰悠悠地说道：“为了尽快摆脱纠缠，我准备退休，让弟弟施雅迪接班，算是做个了结。”
见对方如此窝囊，沈弼气得直哆嗦，好半天才冷笑道：“梁子结下了就是结下了，你以为这么做，就能尽释前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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