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宁延平港内，来来往往的商船正在排队报关出关。
在港口明郑官员的检查和指挥下，形态各异的商船们依次完成入关和出关流程，将船驶入泊位或驶离港口。
如今东宁糖虽然仍是外国商船们在东宁一定要装载贩售的货物，但东宁的丝织品近日有后来居上的趋势，得到了商人们的热捧。
“这东宁的丝绸出货量如此少，比当初的东宁糖还不如！”
暹罗海商巴颂一脸不满地冲纺织局的商务代表们抱怨着。
仿照制糖局的结构, 郑克臧自己出资成立了纺织局，由他一人独占股份。
与制糖局不同的是，纺织局不负责丝织品的生产，只负责外销，简单来说就是专营丝织品的一家外贸公司。
“咱们又不是不给钱！，多拿点出来嘛, 按规矩价高者得！”
巴颂不断地冲纺织局的商务代表们建议，引起了围观商人们的一致赞同, 响起此起彼伏的帮腔声。
在延平港负责纺织局事务的年轻宦官杨翎从纺织局内堂中走出。
相比当初往澳门售卖东宁糖时的青涩, 经过三年多的历练，杨翎明显成熟了许多，面对来闹事的商人，他面色如常。
“吵什么吵！”，他瞥了一眼带头闹事的巴颂沉声道：“有什么疑问？”
见到主事之人露面，大部分来采购的商人明智地闭上了嘴。
但巴颂并没有停下，他的语气虽然放缓但意思没有更改，要求东宁多售卖些丝绸。
在东宁机推广普及后，纺织工坊的效率得到大幅提升，导致对丝、棉等原材料的需求大增。
原本由朝廷主导推广的经济作物种植，逐渐变为民众自发的行为。
在市场经济的调节下，许多新移民主动改稻种桑，往往等改种完成后才向官府汇报，让朝廷十分被动。
为此，户部三令五申不许民众们随意改种桑树, 并制定了严厉的惩罚措施，违者有可能会被没收土地。
但在高额的利润面前总是少不了铤而走险的人, 甚至有许多基层官员也被拉下了水，分享着其中的利益，帮忙遮掩。
最直观的比较，东宁由于长期大量开垦粮田再加上外贸进口了大量粮食，粮价一直都处于偏低水平。
更别提如今市面上有谣言说户部从东边的大洲进口了许多被称为番薯的新作物种子，目前正在培育阶段。
等朝廷最终将番薯培育好后肯定要大力推广，届时粮食产量会进一步增加，意味着粮价还会继续下降。
假设东宁的移民一家数口人分到了二十亩地，一年所出产的粮食价值仅有三十两左右。
如果用来种桑树的话，每亩桑田出产桑叶一千六百斤，可养蚕十斤，生出蚕茧一百斤，通过缫丝最终可得生丝大概在十斤。
目前生丝在东宁内部的价格大约为每斤六钱左右的价格，也就是说同样二十亩地拿来种桑缫丝，每年可出产生丝两百斤。
最终售出得银可在一百二十两，这比种粮食多赚了近四倍，怎么能不让人心动。
况且这还只是在东宁将生丝卖给纺织工坊的价格。
若是这些生丝通过海贸被贩卖到欧洲或者美洲，光是外国商人在东宁的进货价便能起码翻三倍, 每担生丝能达到一百八十两左右。
而若自己能组织商船将其贩卖至外国，那所获利润更是让人目眩神迷, 当年郑芝龙把中国的生丝贩运到日本, 出手价格达到了十倍。
而这还仅仅只是生丝，并没有算生丝的最终成品即丝绸所蕴含的巨大利益。
如果把生丝纺纱、染织加工最终获得丝绸，利润将会进一步几何级增长。
一般来说生丝在纺织前要经过沸煮、漂白、染色和复缫等几道工序处理。
经过这几道工序后，生丝大概会损失三分之一左右，两者之间的比例为1.5：1。
换言之，若想制作一两的丝绸绸缎需要大概一两半的生丝。
那么两者的价格差距呢？
若拿一百五十斤价值九十两的生丝做原料，经过一系列的加工，最终获得大概百斤左右的绸缎。
百斤的丝绸在东宁内销的售价大概是千余两至数千两不等，具体要看纺织工坊的水平，包括花色、针脚等细节来定。
而这只是内销价格，其出口价起码需要再乘以个二到三倍，是单纯生丝产品价格的十五到二十倍。
绸缎虽不比黄金贵，但比白银贵确实是真的。
更重要的是它是可再生资源，黄金白银会挖完，但是生丝绸缎只要种桑养蚕，纺纱织染就能源源不断地再生。
这也就是为何在古代中国丝绸产量那么高，被各国称为丝绸之国的原因，这东西确实很赚钱。
在这种利益的驱使下，无论是改稻种桑的移民还是经营着纺织工厂的商人，乃至于往来海贸的商船主们无一例外都支持将粮田改为桑田，这让朝廷想要保证粮田安全线的努力变得十分艰难。
在朝廷与这些商人反复拉锯后，最终桑田数量慢慢趋于稳定，大概总计在十万亩左右。
但这并非是最终的数量，桑田数量仍在缓慢增长。
这些商人自认为试探出了朝廷的底线，将目光从粮田上移开，打起了其它经济作物的主意。
当初跟着桑蚕一起从福建运回的还有茶种，但不像桑树这样一年生的经济作物，茶树的培育往往需要三至五年的时间。
移民们哪能等待这么久的时间，别说三五年了，侍弄的土地一年没有产出，一家人就要面临着饿死的风险。
为解决这一问题，户部提供了两种解决方案。
第一种是给移民们低息贷款，培育茶树的前几年，朝廷借钱让你养活自己，等后续出产了茶叶，赚到钱后再还给官府即可。
第二种则是直接由官府建设茶园并雇佣移民们干活，跟甘蔗田是一个思路。
三五年内靠借来的钱吃饭，对这个时代的大部分中国人来说是不能接受的。
但即便如此，还是有一部分人选择了第一种方式。
那些纺织商人们将目光盯在了这些私人经营的茶园上，他们派人反复劝说种植茶树的茶农改种桑田。
一些茶农被这些商人代表保证的利益所打动，主动改茶种桑。
但更多的茶农觉得都已经坚持了两年，就差最后一点了，在此时放弃太过可惜，咬牙拒绝了纺织商人们的提议。
这些纺织商人的代表显然是这个结果并不满意。
他们坚持不懈地尝试各种方法，对茶农们软硬兼施。
这引起了茶农们的联合抵制，双方最终交恶。
在港口明郑官员的检查和指挥下，形态各异的商船们依次完成入关和出关流程，将船驶入泊位或驶离港口。
如今东宁糖虽然仍是外国商船们在东宁一定要装载贩售的货物，但东宁的丝织品近日有后来居上的趋势，得到了商人们的热捧。
“这东宁的丝绸出货量如此少，比当初的东宁糖还不如！”
暹罗海商巴颂一脸不满地冲纺织局的商务代表们抱怨着。
仿照制糖局的结构, 郑克臧自己出资成立了纺织局，由他一人独占股份。
与制糖局不同的是，纺织局不负责丝织品的生产，只负责外销，简单来说就是专营丝织品的一家外贸公司。
“咱们又不是不给钱！，多拿点出来嘛, 按规矩价高者得！”
巴颂不断地冲纺织局的商务代表们建议，引起了围观商人们的一致赞同, 响起此起彼伏的帮腔声。
在延平港负责纺织局事务的年轻宦官杨翎从纺织局内堂中走出。
相比当初往澳门售卖东宁糖时的青涩, 经过三年多的历练，杨翎明显成熟了许多，面对来闹事的商人，他面色如常。
“吵什么吵！”，他瞥了一眼带头闹事的巴颂沉声道：“有什么疑问？”
见到主事之人露面，大部分来采购的商人明智地闭上了嘴。
但巴颂并没有停下，他的语气虽然放缓但意思没有更改，要求东宁多售卖些丝绸。
在东宁机推广普及后，纺织工坊的效率得到大幅提升，导致对丝、棉等原材料的需求大增。
原本由朝廷主导推广的经济作物种植，逐渐变为民众自发的行为。
在市场经济的调节下，许多新移民主动改稻种桑，往往等改种完成后才向官府汇报，让朝廷十分被动。
为此，户部三令五申不许民众们随意改种桑树, 并制定了严厉的惩罚措施，违者有可能会被没收土地。
但在高额的利润面前总是少不了铤而走险的人, 甚至有许多基层官员也被拉下了水，分享着其中的利益，帮忙遮掩。
最直观的比较，东宁由于长期大量开垦粮田再加上外贸进口了大量粮食，粮价一直都处于偏低水平。
更别提如今市面上有谣言说户部从东边的大洲进口了许多被称为番薯的新作物种子，目前正在培育阶段。
等朝廷最终将番薯培育好后肯定要大力推广，届时粮食产量会进一步增加，意味着粮价还会继续下降。
假设东宁的移民一家数口人分到了二十亩地，一年所出产的粮食价值仅有三十两左右。
如果用来种桑树的话，每亩桑田出产桑叶一千六百斤，可养蚕十斤，生出蚕茧一百斤，通过缫丝最终可得生丝大概在十斤。
目前生丝在东宁内部的价格大约为每斤六钱左右的价格，也就是说同样二十亩地拿来种桑缫丝，每年可出产生丝两百斤。
最终售出得银可在一百二十两，这比种粮食多赚了近四倍，怎么能不让人心动。
况且这还只是在东宁将生丝卖给纺织工坊的价格。
若是这些生丝通过海贸被贩卖到欧洲或者美洲，光是外国商人在东宁的进货价便能起码翻三倍, 每担生丝能达到一百八十两左右。
而若自己能组织商船将其贩卖至外国，那所获利润更是让人目眩神迷, 当年郑芝龙把中国的生丝贩运到日本, 出手价格达到了十倍。
而这还仅仅只是生丝，并没有算生丝的最终成品即丝绸所蕴含的巨大利益。
如果把生丝纺纱、染织加工最终获得丝绸，利润将会进一步几何级增长。
一般来说生丝在纺织前要经过沸煮、漂白、染色和复缫等几道工序处理。
经过这几道工序后，生丝大概会损失三分之一左右，两者之间的比例为1.5：1。
换言之，若想制作一两的丝绸绸缎需要大概一两半的生丝。
那么两者的价格差距呢？
若拿一百五十斤价值九十两的生丝做原料，经过一系列的加工，最终获得大概百斤左右的绸缎。
百斤的丝绸在东宁内销的售价大概是千余两至数千两不等，具体要看纺织工坊的水平，包括花色、针脚等细节来定。
而这只是内销价格，其出口价起码需要再乘以个二到三倍，是单纯生丝产品价格的十五到二十倍。
绸缎虽不比黄金贵，但比白银贵确实是真的。
更重要的是它是可再生资源，黄金白银会挖完，但是生丝绸缎只要种桑养蚕，纺纱织染就能源源不断地再生。
这也就是为何在古代中国丝绸产量那么高，被各国称为丝绸之国的原因，这东西确实很赚钱。
在这种利益的驱使下，无论是改稻种桑的移民还是经营着纺织工厂的商人，乃至于往来海贸的商船主们无一例外都支持将粮田改为桑田，这让朝廷想要保证粮田安全线的努力变得十分艰难。
在朝廷与这些商人反复拉锯后，最终桑田数量慢慢趋于稳定，大概总计在十万亩左右。
但这并非是最终的数量，桑田数量仍在缓慢增长。
这些商人自认为试探出了朝廷的底线，将目光从粮田上移开，打起了其它经济作物的主意。
当初跟着桑蚕一起从福建运回的还有茶种，但不像桑树这样一年生的经济作物，茶树的培育往往需要三至五年的时间。
移民们哪能等待这么久的时间，别说三五年了，侍弄的土地一年没有产出，一家人就要面临着饿死的风险。
为解决这一问题，户部提供了两种解决方案。
第一种是给移民们低息贷款，培育茶树的前几年，朝廷借钱让你养活自己，等后续出产了茶叶，赚到钱后再还给官府即可。
第二种则是直接由官府建设茶园并雇佣移民们干活，跟甘蔗田是一个思路。
三五年内靠借来的钱吃饭，对这个时代的大部分中国人来说是不能接受的。
但即便如此，还是有一部分人选择了第一种方式。
那些纺织商人们将目光盯在了这些私人经营的茶园上，他们派人反复劝说种植茶树的茶农改种桑田。
一些茶农被这些商人代表保证的利益所打动，主动改茶种桑。
但更多的茶农觉得都已经坚持了两年，就差最后一点了，在此时放弃太过可惜，咬牙拒绝了纺织商人们的提议。
这些纺织商人的代表显然是这个结果并不满意。
他们坚持不懈地尝试各种方法，对茶农们软硬兼施。
这引起了茶农们的联合抵制，双方最终交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