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堆文化形成以后，以川都平原为核心向东方扩展。
在江汉平原与扩张至此的早商文化势力相遇，后在接受早商文化及其他外来文化影响的基础上，于晚商时期达到了其青铜文化的鼎盛时期。
这里面值得研究的地方有很多，对于陈文哲来说，他可以通过一些真实的画面，反推当时古人的活动范围，甚至直接找出类似三星堆一样的遗址。
这样一来，那收获可就大了。
当然，这一切需要等到他的博物馆，发展壮大之后再做。
到时候，他参与考古，而且做出了主要贡献，是不是也可以分配一些古董，放入他的博物馆中保存、修复、展出？
而想要做到这一切，其实并不难。
毕竟国家的转变已经开始，像是原来绝对没有人能够做成的私人博物馆，现在已经遍地都是。
拿着手中的一件蜀戈，不说其他，只是通过研究三星堆外围发现的这两件蜀戈，就可以让陈文哲得到很多有用的信息。
蜀戈首先发源于蜀，年代大约在商代前期。
到了商代中后期，古蜀文明的北缘与商文化影响范围重叠之处——陕南汉中，也出现了蜀戈。
到了商代晚期，这种蜀戈一路向北，出现在了殷墟。
这个时期还出现了一种柳叶形青铜剑，最早出现在川都的十二桥遗址和广汉三星堆遗址。
随后到了商末周初，陕南、肃省开始出现这种形状的剑。
这就是三星堆文明，与中原文明交互作用的体现。
而这种交互，其实我们很多人都知道，比如历史上很有名的一张战斗。
能够看到古代的战斗场面，陈文哲一点也不感觉奇怪，因为他看的是一件兵器的历史。
只不过，这场战斗在刚开始看到的时候，陈文哲并没有太过重视。
不过，在看完之后，他却突然发现，这场战斗好像很不简单。
只不过，这只是一场小战斗，跟他印象当中的大战，几乎不沾边啊！
现在陈文哲很怀疑，他看到的这场战斗，是不是真的就是武王伐纣中的一场“小规模”战斗？
原来就有人怀疑，三星堆文明到底参战了没有，现在不用怀疑了，肯定参战了，就是不是我们想象当中的战斗。
三千多年前的一天，恰逢甲子日，在今天南河淇县附近，爆发了一场战斗。
这场战斗，并无奇谋纵横，只持续了不到一天。
世人不知道的双方军队，究竟有多少兵力。
也不知道战斗中，到底运用了什么阵法。
甚至不知道战斗具体的经过和情景，但这并不妨碍这场战斗，成为我国古代历史上最重要也是最着名的战斗之一。
这些扑朔迷离的疑团也吸引了从古至今的人们了解、思索、研究这场战斗。
这就是牧野之战，这是一场决定我国历史走向的“小规模”战斗。
这场战斗在各种典籍史料中，都留下了蛛丝马迹，甚至引发了更多的疑问和争议。
就像是现在，虽然陈文哲看到了整个战争过程，他依然感觉疑窦丛生。
说牧野之战是一场“小规模”战斗，是与后世战争的规模相较而论；
但如果回到商周之际，未免不符合当时的实际。
商王朝出动了多少军队，可靠的史料中没有明确的记载。
所谓70万刑徒之说，恐怕出于后人的夸大与附会。
当时商王朝的军队主力都在东方，能够到牧野抵御周人进攻的军队，应当不会非常多。
而周武王率领的伐殷之师，则是货真价实的国际联军。
除了姬周部族的军队，还有长期与姬周部族联姻的姜姓部族的军队，更有在此前已臣服于周的周边小国的军队。
但是，某些史料表明，牧野之战或许不只是西陕兵打败了南河兵那么简单，这一仗中似乎还出现了“川军”的身影。
《尚书·牧誓》记载，周武王历数与他一同征伐殷商的国族。
其中有“庸、蜀、羌、髳、微、卢、彭、濮人”，排在第二的就是“蜀”。
我们所熟悉的“蜀”，就是今天的川。
东晋时常璩着《华阳国志》也记载：“周武王伐封，实得巴蜀之师，着乎《尚书》”。
常璩所说的《尚书》，应当就是指《牧誓》这一篇。
如果说到三千年前的川省，人们的第一反应就是着名的三星堆文明。
当时的“川军”，自然就是三星堆文明的军队。
历史上极为着名的周武王，和考古上极为着名的三星堆文明，竟然有可能在牧野之战中产生过如此紧密的联系，不得不说让人心生遐想。
但是，遐想不能代替历史。
如果我们仔细地考索，就会发现很多不合理之处。
其一，武王伐纣的时间。
“夏商周断代工程”之中，这个时间定在公元前1046年。
这个时间虽然没有得到所有学者的一致赞同，但距离历史真实应当也是非常近的，至多不过一二年的差距。
而三星堆文明在商朝末年，就已经衰落，至武王伐纣之时已经基本消亡，二者在时间上很难产生关联。
其二，一直到春秋时期，诸多史料都没有出现过任何关于蜀地的记载。
只有零星关于巴的记载，但这个“巴”也与川渝相去甚远，应当在今北湖省西部。
经过分封制数百年的发展和扩张，到春秋时期，华夏文化圈都基本没能和蜀地发生联系。
在商周之际，远未及全盛的周族，怎么可能已经与蜀地的文明，组成联军了呢？
其三，蜀地纳入华夏文化圈，是在战国后期秦将司马错入蜀以后的事情。
在此之前，蜀地与中原虽有种种间接联系，但缺乏直接的沟通基本条件。
早期的蜀文化，基本是独立于中原文化而自行发生的一种文明。
其文字、语言、习俗、政体均与中原迥异。
加之崇山隔绝，基本无法相互联系。
巴蜀文字至今没有破解，三星堆文明的那些青铜重器，有何文化内涵，至今也是纷争不休。
两种文化间的隔阂与差异，可见一斑。
所谓周“三分天下有其二”，固然是得到了当时认识中的“天下”的大多数邦国的支持。
但当时的“天下”，好像并不包括真正的蜀地。
在江汉平原与扩张至此的早商文化势力相遇，后在接受早商文化及其他外来文化影响的基础上，于晚商时期达到了其青铜文化的鼎盛时期。
这里面值得研究的地方有很多，对于陈文哲来说，他可以通过一些真实的画面，反推当时古人的活动范围，甚至直接找出类似三星堆一样的遗址。
这样一来，那收获可就大了。
当然，这一切需要等到他的博物馆，发展壮大之后再做。
到时候，他参与考古，而且做出了主要贡献，是不是也可以分配一些古董，放入他的博物馆中保存、修复、展出？
而想要做到这一切，其实并不难。
毕竟国家的转变已经开始，像是原来绝对没有人能够做成的私人博物馆，现在已经遍地都是。
拿着手中的一件蜀戈，不说其他，只是通过研究三星堆外围发现的这两件蜀戈，就可以让陈文哲得到很多有用的信息。
蜀戈首先发源于蜀，年代大约在商代前期。
到了商代中后期，古蜀文明的北缘与商文化影响范围重叠之处——陕南汉中，也出现了蜀戈。
到了商代晚期，这种蜀戈一路向北，出现在了殷墟。
这个时期还出现了一种柳叶形青铜剑，最早出现在川都的十二桥遗址和广汉三星堆遗址。
随后到了商末周初，陕南、肃省开始出现这种形状的剑。
这就是三星堆文明，与中原文明交互作用的体现。
而这种交互，其实我们很多人都知道，比如历史上很有名的一张战斗。
能够看到古代的战斗场面，陈文哲一点也不感觉奇怪，因为他看的是一件兵器的历史。
只不过，这场战斗在刚开始看到的时候，陈文哲并没有太过重视。
不过，在看完之后，他却突然发现，这场战斗好像很不简单。
只不过，这只是一场小战斗，跟他印象当中的大战，几乎不沾边啊！
现在陈文哲很怀疑，他看到的这场战斗，是不是真的就是武王伐纣中的一场“小规模”战斗？
原来就有人怀疑，三星堆文明到底参战了没有，现在不用怀疑了，肯定参战了，就是不是我们想象当中的战斗。
三千多年前的一天，恰逢甲子日，在今天南河淇县附近，爆发了一场战斗。
这场战斗，并无奇谋纵横，只持续了不到一天。
世人不知道的双方军队，究竟有多少兵力。
也不知道战斗中，到底运用了什么阵法。
甚至不知道战斗具体的经过和情景，但这并不妨碍这场战斗，成为我国古代历史上最重要也是最着名的战斗之一。
这些扑朔迷离的疑团也吸引了从古至今的人们了解、思索、研究这场战斗。
这就是牧野之战，这是一场决定我国历史走向的“小规模”战斗。
这场战斗在各种典籍史料中，都留下了蛛丝马迹，甚至引发了更多的疑问和争议。
就像是现在，虽然陈文哲看到了整个战争过程，他依然感觉疑窦丛生。
说牧野之战是一场“小规模”战斗，是与后世战争的规模相较而论；
但如果回到商周之际，未免不符合当时的实际。
商王朝出动了多少军队，可靠的史料中没有明确的记载。
所谓70万刑徒之说，恐怕出于后人的夸大与附会。
当时商王朝的军队主力都在东方，能够到牧野抵御周人进攻的军队，应当不会非常多。
而周武王率领的伐殷之师，则是货真价实的国际联军。
除了姬周部族的军队，还有长期与姬周部族联姻的姜姓部族的军队，更有在此前已臣服于周的周边小国的军队。
但是，某些史料表明，牧野之战或许不只是西陕兵打败了南河兵那么简单，这一仗中似乎还出现了“川军”的身影。
《尚书·牧誓》记载，周武王历数与他一同征伐殷商的国族。
其中有“庸、蜀、羌、髳、微、卢、彭、濮人”，排在第二的就是“蜀”。
我们所熟悉的“蜀”，就是今天的川。
东晋时常璩着《华阳国志》也记载：“周武王伐封，实得巴蜀之师，着乎《尚书》”。
常璩所说的《尚书》，应当就是指《牧誓》这一篇。
如果说到三千年前的川省，人们的第一反应就是着名的三星堆文明。
当时的“川军”，自然就是三星堆文明的军队。
历史上极为着名的周武王，和考古上极为着名的三星堆文明，竟然有可能在牧野之战中产生过如此紧密的联系，不得不说让人心生遐想。
但是，遐想不能代替历史。
如果我们仔细地考索，就会发现很多不合理之处。
其一，武王伐纣的时间。
“夏商周断代工程”之中，这个时间定在公元前1046年。
这个时间虽然没有得到所有学者的一致赞同，但距离历史真实应当也是非常近的，至多不过一二年的差距。
而三星堆文明在商朝末年，就已经衰落，至武王伐纣之时已经基本消亡，二者在时间上很难产生关联。
其二，一直到春秋时期，诸多史料都没有出现过任何关于蜀地的记载。
只有零星关于巴的记载，但这个“巴”也与川渝相去甚远，应当在今北湖省西部。
经过分封制数百年的发展和扩张，到春秋时期，华夏文化圈都基本没能和蜀地发生联系。
在商周之际，远未及全盛的周族，怎么可能已经与蜀地的文明，组成联军了呢？
其三，蜀地纳入华夏文化圈，是在战国后期秦将司马错入蜀以后的事情。
在此之前，蜀地与中原虽有种种间接联系，但缺乏直接的沟通基本条件。
早期的蜀文化，基本是独立于中原文化而自行发生的一种文明。
其文字、语言、习俗、政体均与中原迥异。
加之崇山隔绝，基本无法相互联系。
巴蜀文字至今没有破解，三星堆文明的那些青铜重器，有何文化内涵，至今也是纷争不休。
两种文化间的隔阂与差异，可见一斑。
所谓周“三分天下有其二”，固然是得到了当时认识中的“天下”的大多数邦国的支持。
但当时的“天下”，好像并不包括真正的蜀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