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爆发之后,苏城沦为敌占区,恰逢潘家家主潘祖年寿终正寝。



    因族内没有长辈做主,潘家的年轻人又不想,让这件国之重宝被鬼子所得。



    最终,经一番协商过后,潘家的年轻人将包括大盂鼎在内的文物通通掩埋起来。



    在接下来的几年里,时有不法之徒觊觎这些埋藏在地下的宝贝。



    所幸大盂鼎奇迹般地留存下来,没有失窃。



    解放战争胜利后,潘家人目睹了祖国的兴盛,也看到了大盂鼎最好的归宿。



    这次,潘家人再次聚在一起,为大盂鼎的未来做出了安排。



    当时,族中最年长的是潘祖荫的孙媳妇潘达于。



    潘女士提议将大盂鼎捐献给祖国,这一建议得到了潘氏长辈全票通过。



    就这样,这件大盂鼎在出土百年后,被陈列在大海博物馆的展区中,供群众参观。



    1959年,当历史博物馆(现国家博物馆)开馆时,大盂鼎被转送到首都,成为第一批参与展览的国宝。



    后来,大盂鼎于国家博物馆正式落户,时至今日我们仍可在国博一睹其风采。



    显然,在昏聩无能的满清王朝,朝廷是没有力量维护这件国之重器的;



    在军阀割据的民国时代,这件国宝亦无法得到妥善保护。



    唯有在国富民强的新华夏,这件大盂鼎才能绽放出最璀璨的光芒,为时人讲述那段尘封在史海中的往事。



    至于小盂鼎传说,此器亡佚于太平天国之际。



    另一说法则以为项城袁氏实藏此器,重埋入土,今不知所在。



    虽然小盂鼎原器已失,但是小盂鼎从来就是最着名的青铜器之一。



    因为它的铭文长达四百字左右,为西周早期字数最多的一篇金文。



    其内容对探讨当时历史和典章制度,有很大意义。



    小盂鼎也是西周周康王时青铜器,近年研究多指向周昭王时青铜器,与大盂鼎同时出土。



    这些青铜鼎之所以出名,肯定都是有原因的。



    比如毛公鼎——铭文最长的青铜器。



    大盂鼎——晚清“四大国宝”和“海内三宝”之一。



    而小盂鼎——西周早期铭文字数最多的青铜器。



    这么有名的一件宝贝,却神秘消失了。



    所以国宝大盂鼎,还有个“神秘”兄长小盂鼎,这一点很少有人知道。



    在这里要看清楚,是兄长,不是兄弟。



    这件民国年间失去,下落成谜宝鼎,可不简单。



    现在不少人都知道,在我国历史博物馆中,有一尊大盂鼎。



    可是有更多的人不知道,大盂鼎还有一个兄长,名叫小盂鼎。



    是不是之前被名字误导了?大小盂鼎,个头肯定的按照大小排列。



    还真不是这样,按照道理,大盂鼎是哥哥,而小盂鼎是弟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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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这里,怎么给反过来了?



    怎么成了大盂鼎是弟弟,而小盂鼎是哥哥?



    这对盂鼎的次序,为何会颠倒?



    小盂鼎为何会失去?这些都是有原因的。



    其实,这一切还要从道光三十年,也就是1850年说起。



    当年西陕郿县凤鸣镇的另外一个大财主,名叫宋兆奎。



    这个宋财主饱读诗书,虽然做过南郑县教谕、汉中府教授等等的职务,但都属于芝麻小官。



    他索性就让儿子好好读书,自己一心为商。



    经过多年经营,宋家成了当地最大的财主。



    宋兆奎有钱后,觉得金银等浮财,实在容易散失,不如存上一件可以传家的宝贝,留给子孙后代,更为稳妥。



    正好,眉县常兴镇的李家村有个土财主,要出售大盂鼎。



    他用一车银子,也就估计有3000两,将这件西周的青铜重器,买回到家中。



    这件西周的青铜器就是高101.9厘米,直径是77.8厘米,重153.5千克的大盂鼎。



    更为珍贵的是,里面还有291字的铭文。



    铭文的内容是周康王训诰大臣“盂”,牢记“殷代因酗酒而亡,周代则忌酒而兴”的教训,一定要努力辅左自己治理国家云云……宋兆奎就将其命名为大盂鼎。



    不久之后,那位财主又在发现大盂鼎的土崖下,挖出了更大的一尊青铜鼎。



    宋兆奎得知消息后,不惜重金,又将重500余斤,高110厘米左右,比大盂鼎还要“威勐”的第二尊青铜鼎,买到了家中。



    第二尊更大的青铜鼎,同样是周康王赏赐给大臣“盂”的,那怎么命名?



    总不能叫它老盂鼎,或者叫它超盂鼎吧?



    第二尊青铜鼎虽然体积大,但里面400余字的铭文字体却有些小,它就被宋兆奎,命名为小盂鼎。



    重300左右斤的小鼎,就成了大盂鼎。



    而重500左右斤的大鼎,就成了小盂鼎。



    《木兰诗》中有云,双兔傍地走,安能辨我是雄雌——套在这里,不说明白,你就分不清哪个鼎大,哪个鼎小。



    一般不了解古董文物的,怎么叫都可以。



    那么,到了现代,为什么这阵错误还没有纠正?



    其实,这里面牵扯到了对于青铜器的命名规则。



    学术界对于有铭文青铜器的命名,有一条基本原则,即器主名+器名。



    如在陕西扶风庄白一号窖藏出土的着名的墙盘,定名根据便是器主名“墙”、器物是盘。



    多数情况下,器主名前会带有职官或族氏,如墙盘又称史墙盘,就是因为墙在周为史官。



    器主名缺失的情况下,器物便以作器的对象名称命名,如司母戊方鼎,即为庙号为戊的女性先人所做的方鼎。



    然而,考古学者经常能够遇到,同一个器主的不同青铜器,于是学者们便用作器时间来加以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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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西周中期的七年趞曹鼎,和十三年趞曹鼎。



    五祀卫鼎和九祀卫鼎!



    西周晚期的四十二年逨鼎,和四十三年逨鼎等。



    藏于国家博物馆的大盂鼎,和它的“兄弟”小盂鼎,就比较奇特。



    前者铭文的纪年是“廿三年”,后者则是“廿五年”,也有学者认为是卅五年。



    那么,根据青铜器定名原则,两器应该分别称作“廿三年盂鼎”和“廿五年盂鼎”。



    要是这么按照年代来计算,还真就是大的大,小的小,没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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