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下发掘古沉船，现在肯定不能完全依靠人工，一些简单的工作，可以交给机器来做。
所以，最初几天，水下的队员们，绝大部分时间在打“水炮”。
打水炮，就是用高压水枪，冲开覆盖沉船的坚实海泥。
此时，队员们还从容不迫，等待浊水漂去时也好整以暇准确开工。
但是发掘到第10天以后，情况急转直下。
每次使用气泵抽泥之后，他们都焦虑难耐，因为泥流使得一切都模湖不清。
水下探索中的气泵，相当于田野考古中的手铲，没有它就难以使工作向下方延伸。
如今队员们，却不得不经常性地放弃掉它。
在漫长的盲人摸象式的考察过程中，队员们发现沉船残长14米，残宽3米，残高1米，甲板以上缺失，头部和尾部缺失。
除此之外，收获并不多，毕竟陈文哲不想打捞整艘沉船。
再说，这条船被破坏的十分严重，他只是需要一些特定的部位，用来研究一下。
特别是驾驶舱、还有就是货仓的一些关键部位。
当然，要想获得准确位置的船体，也是不容易的。
因为这艘沉船原本清晰划分的舱位，在能见度下降后，也难以重新找到。
直到发掘到四十天前后，能见度才终于有所恢复，摄影、绘图等工作得以比较正常地进行。
这时，机器可以全力启动，瓷器也就可以大规模打捞。
当一个水平层面的瓷器出水后，“探方”调查继续，摄影、摄像、测绘，新一轮的发掘程序再次启动。
青花瓷器，始终是这艘沉船的焦点所在。
流传在我国考古界的一句俗话是，“一艘船十个墓”。
船舱容积的无可匹敌，代表着文物数量种类的蔚为大观。
没有人能回避得了，文物的经济价值，要知道高启静他们在这艘船上的收获，可是拿提成的。
虽然提成比例很小，但是架不住收获大啊！
到发掘工作阶段性结束时，包括刚开始收获的一些康熙青花大盘，总共又打捞出水了1287件文物。
随着瓷器的陆续出水，鉴定工作也依次展开。
这部分瓷器，大部分瓷器属青花类，它们色泽优雅，胎质匀实。
虽然无官窑款识，但陈文哲能确定这些都是康熙年间景镇民窑精品。
这一日，适逢一年中最勐烈的天文大潮期间，队员对沉船周围各个区域，进行了抽泥和清理，测绘出新的数据。
发掘工作进入了关键阶段，他们的计划是查看沉船的船底形状，并清理船周围所有淤泥中的散落文物。
这一天，在“东六区”，一片埋藏在泥沙深处的木箱，被打了开来。
里面装在的是“克拉克瓷”，而且已经发现，就立即打捞出水。
只是这一次，就发现了几摞完好无损、绘有花朵植物图桉的花口青花大瓷盘。
这些大盘口对口，或底对底紧密摆放，显然维持着300多年前装船时的原始姿态。
由于这块区域海底泥沙比较坚实，队员们先清除上面的泥沙和周围的杂物，然后分步骤慢慢取出了55件青花瓷盘。
出水后，陈文哲发现，这些瓷盘上所绘图桉，为地中海地区的花卉植物，而非我国瓷器传统图桉中的本土花卉。
据此推断，这是一批跟碗礁一号发现的克拉克瓷相差不大的瓷器，也肯定是由欧洲商人特别定做的瓷器。
克拉克瓷也就是我国青花瓷器在欧洲的叫法，其实专指这种深得欧洲王公贵族喜爱的外销瓷。
除了这批克拉克瓷之外，沉船中还出水了一些筒花觚、高足杯。
这些瓷器，均按照欧洲习惯，加有盖子，甚至还有一只精巧的欧式的餐桌小花瓶。
在发现大批完好瓷器之后，随着更大分为的挖掘开始，队员们又发现了几个埋在泥沙当中的硕大的青花瓷罐。
出水后发现，其中一个瓷罐高约60厘米，为康熙年间最为流行的“将军罐”。
这只将军罐上绘有装满鲜花的花篮，并有一个“福”字，按照我国瓷器的寓意命名，为“万花献瑞”款式。
另外两个瓷罐，一个为青花瓷罐，一个为五彩瓷罐，均为图桉精美的瓷器佳作。
也许是因为藏在木箱之中，也许是因为又被泥沙掩埋，反正出水的瓷器，大多数瓷器都光洁如新。
看着一间间瓷器，陈文哲笑了起来。
这样的情况，十分少见，但是并不是没有。
比如先前说的碗礁一号沉船，其上就打捞上来一大批崭新的瓷器。
跟这一次的情况相同，如果流失的部分瓷器，进入了古玩市场。
你要说是海捞瓷，还是古董，这在市场上，肯定是不被认可的。
最起码，一些普通买主，最初可能都不敢相信是康熙年间的东西，因为看上去太新了。
不过可惜的是，由于一些五彩瓷器的釉彩分布与青花瓷器相反，为釉上彩，即色彩被描绘在釉层外面，经过300多年的海水浸泡，已经永久性地失去了光彩。
当然，也有好事，经过陈文哲初步统计，他们发现的这一千多件瓷器，数量虽然不算太多，但是器型很多。
经过初步统计，总共发现有50多种器型，100多种纹饰。
陈文哲在鉴定后认为，全部瓷器来自景镇。
其中50%左右的器物，采用高质量的高岭土烧制而成，工艺水平并不亚于官窑。
这绝对不简单，因为就算是在清代康熙时期，全部使用高质量高岭土烧制的瓷器也不多。
更何况，当年的官窑生产任务很重，哪里有可能生产出瓷器之后，卖给外国人？
事实上由于生产能力不够，当时的御窑厂，为了完成宫廷交付的任务，他们也有向一些民窑，定做某些瓷器。
然后加上官窑的款识，当做官窑器上供。
这足以说明，部分民窑的生产质量，并不输给官窑。
当然，代表官窑的还是其使用的优质高岭土，这个才是根本。
这一批次的瓷器，陈文哲认为不输于官窑，就是因为这一点。
因为从一些遭受破坏的瓷器上，可以看出其内的胎土很不简单。
一件绘着和官窑相似龙纹的瓷器，隐约证明了这一点。
如果说这一批瓷器，不是官窑器，而是民窑出品，那就能说明很多问题。
所以，最初几天，水下的队员们，绝大部分时间在打“水炮”。
打水炮，就是用高压水枪，冲开覆盖沉船的坚实海泥。
此时，队员们还从容不迫，等待浊水漂去时也好整以暇准确开工。
但是发掘到第10天以后，情况急转直下。
每次使用气泵抽泥之后，他们都焦虑难耐，因为泥流使得一切都模湖不清。
水下探索中的气泵，相当于田野考古中的手铲，没有它就难以使工作向下方延伸。
如今队员们，却不得不经常性地放弃掉它。
在漫长的盲人摸象式的考察过程中，队员们发现沉船残长14米，残宽3米，残高1米，甲板以上缺失，头部和尾部缺失。
除此之外，收获并不多，毕竟陈文哲不想打捞整艘沉船。
再说，这条船被破坏的十分严重，他只是需要一些特定的部位，用来研究一下。
特别是驾驶舱、还有就是货仓的一些关键部位。
当然，要想获得准确位置的船体，也是不容易的。
因为这艘沉船原本清晰划分的舱位，在能见度下降后，也难以重新找到。
直到发掘到四十天前后，能见度才终于有所恢复，摄影、绘图等工作得以比较正常地进行。
这时，机器可以全力启动，瓷器也就可以大规模打捞。
当一个水平层面的瓷器出水后，“探方”调查继续，摄影、摄像、测绘，新一轮的发掘程序再次启动。
青花瓷器，始终是这艘沉船的焦点所在。
流传在我国考古界的一句俗话是，“一艘船十个墓”。
船舱容积的无可匹敌，代表着文物数量种类的蔚为大观。
没有人能回避得了，文物的经济价值，要知道高启静他们在这艘船上的收获，可是拿提成的。
虽然提成比例很小，但是架不住收获大啊！
到发掘工作阶段性结束时，包括刚开始收获的一些康熙青花大盘，总共又打捞出水了1287件文物。
随着瓷器的陆续出水，鉴定工作也依次展开。
这部分瓷器，大部分瓷器属青花类，它们色泽优雅，胎质匀实。
虽然无官窑款识，但陈文哲能确定这些都是康熙年间景镇民窑精品。
这一日，适逢一年中最勐烈的天文大潮期间，队员对沉船周围各个区域，进行了抽泥和清理，测绘出新的数据。
发掘工作进入了关键阶段，他们的计划是查看沉船的船底形状，并清理船周围所有淤泥中的散落文物。
这一天，在“东六区”，一片埋藏在泥沙深处的木箱，被打了开来。
里面装在的是“克拉克瓷”，而且已经发现，就立即打捞出水。
只是这一次，就发现了几摞完好无损、绘有花朵植物图桉的花口青花大瓷盘。
这些大盘口对口，或底对底紧密摆放，显然维持着300多年前装船时的原始姿态。
由于这块区域海底泥沙比较坚实，队员们先清除上面的泥沙和周围的杂物，然后分步骤慢慢取出了55件青花瓷盘。
出水后，陈文哲发现，这些瓷盘上所绘图桉，为地中海地区的花卉植物，而非我国瓷器传统图桉中的本土花卉。
据此推断，这是一批跟碗礁一号发现的克拉克瓷相差不大的瓷器，也肯定是由欧洲商人特别定做的瓷器。
克拉克瓷也就是我国青花瓷器在欧洲的叫法，其实专指这种深得欧洲王公贵族喜爱的外销瓷。
除了这批克拉克瓷之外，沉船中还出水了一些筒花觚、高足杯。
这些瓷器，均按照欧洲习惯，加有盖子，甚至还有一只精巧的欧式的餐桌小花瓶。
在发现大批完好瓷器之后，随着更大分为的挖掘开始，队员们又发现了几个埋在泥沙当中的硕大的青花瓷罐。
出水后发现，其中一个瓷罐高约60厘米，为康熙年间最为流行的“将军罐”。
这只将军罐上绘有装满鲜花的花篮，并有一个“福”字，按照我国瓷器的寓意命名，为“万花献瑞”款式。
另外两个瓷罐，一个为青花瓷罐，一个为五彩瓷罐，均为图桉精美的瓷器佳作。
也许是因为藏在木箱之中，也许是因为又被泥沙掩埋，反正出水的瓷器，大多数瓷器都光洁如新。
看着一间间瓷器，陈文哲笑了起来。
这样的情况，十分少见，但是并不是没有。
比如先前说的碗礁一号沉船，其上就打捞上来一大批崭新的瓷器。
跟这一次的情况相同，如果流失的部分瓷器，进入了古玩市场。
你要说是海捞瓷，还是古董，这在市场上，肯定是不被认可的。
最起码，一些普通买主，最初可能都不敢相信是康熙年间的东西，因为看上去太新了。
不过可惜的是，由于一些五彩瓷器的釉彩分布与青花瓷器相反，为釉上彩，即色彩被描绘在釉层外面，经过300多年的海水浸泡，已经永久性地失去了光彩。
当然，也有好事，经过陈文哲初步统计，他们发现的这一千多件瓷器，数量虽然不算太多，但是器型很多。
经过初步统计，总共发现有50多种器型，100多种纹饰。
陈文哲在鉴定后认为，全部瓷器来自景镇。
其中50%左右的器物，采用高质量的高岭土烧制而成，工艺水平并不亚于官窑。
这绝对不简单，因为就算是在清代康熙时期，全部使用高质量高岭土烧制的瓷器也不多。
更何况，当年的官窑生产任务很重，哪里有可能生产出瓷器之后，卖给外国人？
事实上由于生产能力不够，当时的御窑厂，为了完成宫廷交付的任务，他们也有向一些民窑，定做某些瓷器。
然后加上官窑的款识，当做官窑器上供。
这足以说明，部分民窑的生产质量，并不输给官窑。
当然，代表官窑的还是其使用的优质高岭土，这个才是根本。
这一批次的瓷器，陈文哲认为不输于官窑，就是因为这一点。
因为从一些遭受破坏的瓷器上，可以看出其内的胎土很不简单。
一件绘着和官窑相似龙纹的瓷器，隐约证明了这一点。
如果说这一批瓷器，不是官窑器，而是民窑出品，那就能说明很多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