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太子大位确立的同年，即公元前67年，一位小人物路温舒走进了大汉的历史。
路温舒，巨鹿（今河北平乡）人，此前一直默默无闻，因为他只不过是廷尉一名低级的廷尉史，位卑言微，只是默默地尽着自己的本分。但也正因为身在廷尉任职，所以路温舒比普通人更为深刻地了解酷刑的可怕。他认为刘询是个仁君，遂大胆地向其上了一份奏章，暴露司法的黑暗，要求废除酷刑。路温舒指出，造成冤狱的原因在于刑讯逼供，屈打成招。当酷刑将人的尊严都碾碎踩烂之时，认罪是唯一的解脱，尽管他可能是清白的，什么也没做过。
刘询见到路温舒这一纸奏章，深感有理，遂下一道诏书，命全国法官办理案件时要宽大公平。路温舒的这份奏章很温和，很微弱，虽然没有收到任何效果，但却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刘询为帝者的胸襟气度。
自霍氏一门被诛除以后，刘询放开手脚，大刀阔斧地对国家各项政策进行改革。因为刘询在早年，一直生活在民间，也时常受到吏治腐化所致的官员的欺压，因而及至登基，改革吏治便成为他心中最为迫切的愿望。
对于吏治改革的必要性，宣帝说道：“吏不廉平则治道衰。”所以，他即位后，宣布亲自过问政事，省去尚书这一中间环节，恢复了汉初丞相既有职位又有实权的体制。除此以外，宣帝还特别重视地方长吏的选拔和考核，并下大力气整饬吏治。为此，刘询建立了一套对官吏的考核与奖惩制度。他多次下诏对二千石（郡守级官吏）实行五日一听事制度；不定期派使者巡行郡国，对二千石官员的工作进行考察；根据考察结果，宣帝对其进行奖赏或者处罚。他颁布诏令说：“有功不赏，有罪不课，虽唐虞犹不能化天下。”因此，在宣帝当政的二十余年间，一大批因政绩突出的官员受到了奖励，或以玺书勉励，增秩赐金，或爵关内侯，升任九卿或三公。而对那些不称职或有罪的官吏，则严惩不贷。
随着这些措施的推行，一大批符合汉宣帝价值观的“良吏”便逐渐造就而成，服务于大汉朝的各项职能部门当中。
经过宣帝时期的改革，吏治呈现出一个特别重要的特点，即官吏“久任”制发展到较为完备的时期。
一方面，官员“久任”的实施范围已经从原本的朝廷大臣扩大到地方高级官员。以前只有侍中、尚书等参掌朝政的亲信近臣得蒙荣宠，到现在，连郡太守一级的高级地方官也多有“久任”者。
汉代的郡国介于中央与县之间，在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中，郡国郡守起承上启下、上传下达的重要作用。郡国守相的好坏，关系到一方的安宁与否的同时，也关系到国家的治乱兴衰。
刘询深刻地认识到这一点，因而他在选任郡国守相，对于标准的制定和施行十分慎重和严格，其间规定：郡国守相首先必须由朝中大臣举荐，其次则需要皇帝亲自召见考核，考察其治国安邦之术。
另一方面，不轻易提升调动上述重要官员，不管他们有多大的功劳。国家只会另外寻求对策，给良吏以物质、精神两方面的奖励和褒奖。
《汉书·宣帝纪》记载说道：“至于子孙，终不改易。”“枢机周密，品式备具，上下相安，莫有苟且之意也”，这是当时宣帝对于亲信近臣升迁贬谪的做法以及所取得的成就。
对此，上至朝中一品大员、小到地方郡守县令，在政令施行之初，都不太理解皇帝的心思，宣帝于是坦言道：“郡守是‘吏民之本’，如果时常调动变易就不会被其属下尊重，上下难以相安；如果实行‘久任’制，百姓知其将长时期在职，就不敢欺罔上司，自然就会‘服从其教化’”。
为了表示对治理地方确有优异政绩的郡太守的奖励，宣帝会向其颁布玺书嘉奖勉励；在原有的薪俸基础上增加俸禄；赏赐金钱若干；甚至拜爵至关内侯，使之得以享受政治名誉与经济利益。
胶东相王成就在“考绩”中被认为安抚了大量流民，“治有异等”，因此得到了明诏褒奖，被宣帝提升其俸禄为“中二千石”，赐爵关内侯。而此前被贬的一代名臣黄霸，在出任颍川太守的八年里，励精图治，使得郡中大治。考核结果出来，宣帝遂下诏称扬，并给予“赐爵关内侯，黄金百斤，秩中二千石”的额外奖赏。他们的职务尽管没有升迁，但是因为政绩得到肯定，自然会更加励精图治，以报浩荡皇恩。
与此同时，皇帝此举，还可以让他们成为为官者效仿的榜样，可以刺激了政风吏治的改善，其意义之长远远远高于一般人所能预见。这些循吏或良吏执法公平，恩威并施，“所居民富，所去被恩”，故而得到当世之人的一致好评。
“是故汉世良吏，于是为盛，称中兴焉”。
人们将对于各处廉洁又能的官吏的好印象，都转化成为对于宣帝的崇敬和支持，一时之间，刘询的伟大形象，直追汉武帝。
从汉宣帝对吏治的改革良臣的奖赏可看出其的确是个勤政爱民，拥有着雄才大略的好皇帝。但是，仁政之君也有铁血的一面。
及至霍家被诛、宣帝当政，刘询便开始在刑罚上进行改革，强调严刑峻法，着手惩治不法官吏和豪强。一些地位很高的、腐朽贪污的官员都相继被诛杀。大司农田延年在尊立汉宣帝时，作用非凡，就连他也因为贪污而被告发。刘询震怒，田延年有功，并且一直被刘询引为重臣。这次他犯罪，正值宣帝改革刑罚之际，万万不能够因他一人而耽误了国家大事，虽然朝中大臣多为他说情，认为“春秋之义，以功覆过”，但刘询最终没有同意，派使者“召田延年诣廷尉”受审，拟以重罚于田延年，田延年无奈之下畏罪自杀。
刘询不仅以执法严明著称，还以为政宽简闻名。他认为，对待官员的贪赃枉法行为，必须要施以严惩，然而对于平民百姓的治理，则需要一些善于明断同时又有宽大胸怀的官员，他们在定罪量刑之时，往往可以在怀着同情心的情况下，让百姓切实地得到利益。因此，宣帝在任用地方官吏时，除启用了一些精明能干的能吏去严厉镇压不法豪强外，大多数则是任用一批循吏去治理地方，从而改变了吏治苛严和破坏的现象，社会矛盾也得到了极大的缓和，政治局面亦得以稳定。
其实在刘询入宫之前因为一次诬陷而被告盗窃送入大牢之中，幸好他妻子许平君的父亲是当地的官员，在他的斡旋下，刘询才得以逃脱责罚。但是，前人之事、后人之师，刘询对于朝廷官吏不分青红皂白、经常判出冤假错案的做法，深恶痛绝。
在他掌握国家大权之后，提出要坚决废除苛法，平理冤狱。刘询亲政后不久，还亲自参加了一些案件的审理。地节三年（公元前67年），刘询在朝廷增加了四名专掌刑狱的评审和复核的廷尉平一官，并设置了治御史以审核廷尉量刑轻重。次年，刘询接着又下诏，废除了首匿连坐法，并下令赦免因上书触犯他名讳的人。
五凤四年（公元前54年），他派二十四人到全国各地巡查，平理冤狱，检举滥用刑罚的官员。除此以外，刘询还先后十次下令，大赦天下。一时之间，天下人人对刘询的所作所为感恩戴德。
昭帝也曾采取“与民休息”的政策，收到了显著的效果，只是，对于盐、铁，依然没有进行彻底的改革。宣帝亲政后，加大了改革力度。他在地节四年（公元前66年）九月下诏道：“吏或营私烦扰，不顾厥咎，朕甚闵（悯）之。盐，民之食，而贾咸贵，众庶重困，其减天下盐贾。”
由此可见，工商官营政策在昭帝时期仍然存在部分施行，经过宣帝的大力整顿，这些政策的一些弊端，如官吏徇私枉法和贪污腐败等问题，在一定时期内得到了有效抑制，这有利于百姓的“休养生息”以及国力的逐渐恢复和强大。
一时之间，“昭宣中兴”被人们口耳相传，遂载入史册，被史家认为是自汉朝立国以来，最繁荣兴盛的时代。
路温舒，巨鹿（今河北平乡）人，此前一直默默无闻，因为他只不过是廷尉一名低级的廷尉史，位卑言微，只是默默地尽着自己的本分。但也正因为身在廷尉任职，所以路温舒比普通人更为深刻地了解酷刑的可怕。他认为刘询是个仁君，遂大胆地向其上了一份奏章，暴露司法的黑暗，要求废除酷刑。路温舒指出，造成冤狱的原因在于刑讯逼供，屈打成招。当酷刑将人的尊严都碾碎踩烂之时，认罪是唯一的解脱，尽管他可能是清白的，什么也没做过。
刘询见到路温舒这一纸奏章，深感有理，遂下一道诏书，命全国法官办理案件时要宽大公平。路温舒的这份奏章很温和，很微弱，虽然没有收到任何效果，但却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刘询为帝者的胸襟气度。
自霍氏一门被诛除以后，刘询放开手脚，大刀阔斧地对国家各项政策进行改革。因为刘询在早年，一直生活在民间，也时常受到吏治腐化所致的官员的欺压，因而及至登基，改革吏治便成为他心中最为迫切的愿望。
对于吏治改革的必要性，宣帝说道：“吏不廉平则治道衰。”所以，他即位后，宣布亲自过问政事，省去尚书这一中间环节，恢复了汉初丞相既有职位又有实权的体制。除此以外，宣帝还特别重视地方长吏的选拔和考核，并下大力气整饬吏治。为此，刘询建立了一套对官吏的考核与奖惩制度。他多次下诏对二千石（郡守级官吏）实行五日一听事制度；不定期派使者巡行郡国，对二千石官员的工作进行考察；根据考察结果，宣帝对其进行奖赏或者处罚。他颁布诏令说：“有功不赏，有罪不课，虽唐虞犹不能化天下。”因此，在宣帝当政的二十余年间，一大批因政绩突出的官员受到了奖励，或以玺书勉励，增秩赐金，或爵关内侯，升任九卿或三公。而对那些不称职或有罪的官吏，则严惩不贷。
随着这些措施的推行，一大批符合汉宣帝价值观的“良吏”便逐渐造就而成，服务于大汉朝的各项职能部门当中。
经过宣帝时期的改革，吏治呈现出一个特别重要的特点，即官吏“久任”制发展到较为完备的时期。
一方面，官员“久任”的实施范围已经从原本的朝廷大臣扩大到地方高级官员。以前只有侍中、尚书等参掌朝政的亲信近臣得蒙荣宠，到现在，连郡太守一级的高级地方官也多有“久任”者。
汉代的郡国介于中央与县之间，在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中，郡国郡守起承上启下、上传下达的重要作用。郡国守相的好坏，关系到一方的安宁与否的同时，也关系到国家的治乱兴衰。
刘询深刻地认识到这一点，因而他在选任郡国守相，对于标准的制定和施行十分慎重和严格，其间规定：郡国守相首先必须由朝中大臣举荐，其次则需要皇帝亲自召见考核，考察其治国安邦之术。
另一方面，不轻易提升调动上述重要官员，不管他们有多大的功劳。国家只会另外寻求对策，给良吏以物质、精神两方面的奖励和褒奖。
《汉书·宣帝纪》记载说道：“至于子孙，终不改易。”“枢机周密，品式备具，上下相安，莫有苟且之意也”，这是当时宣帝对于亲信近臣升迁贬谪的做法以及所取得的成就。
对此，上至朝中一品大员、小到地方郡守县令，在政令施行之初，都不太理解皇帝的心思，宣帝于是坦言道：“郡守是‘吏民之本’，如果时常调动变易就不会被其属下尊重，上下难以相安；如果实行‘久任’制，百姓知其将长时期在职，就不敢欺罔上司，自然就会‘服从其教化’”。
为了表示对治理地方确有优异政绩的郡太守的奖励，宣帝会向其颁布玺书嘉奖勉励；在原有的薪俸基础上增加俸禄；赏赐金钱若干；甚至拜爵至关内侯，使之得以享受政治名誉与经济利益。
胶东相王成就在“考绩”中被认为安抚了大量流民，“治有异等”，因此得到了明诏褒奖，被宣帝提升其俸禄为“中二千石”，赐爵关内侯。而此前被贬的一代名臣黄霸，在出任颍川太守的八年里，励精图治，使得郡中大治。考核结果出来，宣帝遂下诏称扬，并给予“赐爵关内侯，黄金百斤，秩中二千石”的额外奖赏。他们的职务尽管没有升迁，但是因为政绩得到肯定，自然会更加励精图治，以报浩荡皇恩。
与此同时，皇帝此举，还可以让他们成为为官者效仿的榜样，可以刺激了政风吏治的改善，其意义之长远远远高于一般人所能预见。这些循吏或良吏执法公平，恩威并施，“所居民富，所去被恩”，故而得到当世之人的一致好评。
“是故汉世良吏，于是为盛，称中兴焉”。
人们将对于各处廉洁又能的官吏的好印象，都转化成为对于宣帝的崇敬和支持，一时之间，刘询的伟大形象，直追汉武帝。
从汉宣帝对吏治的改革良臣的奖赏可看出其的确是个勤政爱民，拥有着雄才大略的好皇帝。但是，仁政之君也有铁血的一面。
及至霍家被诛、宣帝当政，刘询便开始在刑罚上进行改革，强调严刑峻法，着手惩治不法官吏和豪强。一些地位很高的、腐朽贪污的官员都相继被诛杀。大司农田延年在尊立汉宣帝时，作用非凡，就连他也因为贪污而被告发。刘询震怒，田延年有功，并且一直被刘询引为重臣。这次他犯罪，正值宣帝改革刑罚之际，万万不能够因他一人而耽误了国家大事，虽然朝中大臣多为他说情，认为“春秋之义，以功覆过”，但刘询最终没有同意，派使者“召田延年诣廷尉”受审，拟以重罚于田延年，田延年无奈之下畏罪自杀。
刘询不仅以执法严明著称，还以为政宽简闻名。他认为，对待官员的贪赃枉法行为，必须要施以严惩，然而对于平民百姓的治理，则需要一些善于明断同时又有宽大胸怀的官员，他们在定罪量刑之时，往往可以在怀着同情心的情况下，让百姓切实地得到利益。因此，宣帝在任用地方官吏时，除启用了一些精明能干的能吏去严厉镇压不法豪强外，大多数则是任用一批循吏去治理地方，从而改变了吏治苛严和破坏的现象，社会矛盾也得到了极大的缓和，政治局面亦得以稳定。
其实在刘询入宫之前因为一次诬陷而被告盗窃送入大牢之中，幸好他妻子许平君的父亲是当地的官员，在他的斡旋下，刘询才得以逃脱责罚。但是，前人之事、后人之师，刘询对于朝廷官吏不分青红皂白、经常判出冤假错案的做法，深恶痛绝。
在他掌握国家大权之后，提出要坚决废除苛法，平理冤狱。刘询亲政后不久，还亲自参加了一些案件的审理。地节三年（公元前67年），刘询在朝廷增加了四名专掌刑狱的评审和复核的廷尉平一官，并设置了治御史以审核廷尉量刑轻重。次年，刘询接着又下诏，废除了首匿连坐法，并下令赦免因上书触犯他名讳的人。
五凤四年（公元前54年），他派二十四人到全国各地巡查，平理冤狱，检举滥用刑罚的官员。除此以外，刘询还先后十次下令，大赦天下。一时之间，天下人人对刘询的所作所为感恩戴德。
昭帝也曾采取“与民休息”的政策，收到了显著的效果，只是，对于盐、铁，依然没有进行彻底的改革。宣帝亲政后，加大了改革力度。他在地节四年（公元前66年）九月下诏道：“吏或营私烦扰，不顾厥咎，朕甚闵（悯）之。盐，民之食，而贾咸贵，众庶重困，其减天下盐贾。”
由此可见，工商官营政策在昭帝时期仍然存在部分施行，经过宣帝的大力整顿，这些政策的一些弊端，如官吏徇私枉法和贪污腐败等问题，在一定时期内得到了有效抑制，这有利于百姓的“休养生息”以及国力的逐渐恢复和强大。
一时之间，“昭宣中兴”被人们口耳相传，遂载入史册，被史家认为是自汉朝立国以来，最繁荣兴盛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