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申、敦甫、秋农，你们为何会进言废除这八折之议呢？老师和湖广陈总制也多有往来，听他之言，这八折之议其实多有可取之处啊？”阮元也向三人问道。
“老师，这八折收漕之议，学生看来，便与英相国全盘清查陋规一样，其实是弊政啊？”汤金钊却也向阮元反问道：“国朝旧例，便是永不加赋，籍以培养元气，宽纾民力。这八折收漕之议，事实上是把漕运贡赋增加了四分之一，如此一来，百姓赋税只会日渐沉重，那早年的不加赋之言，不就成了一纸空文了吗？”
“敦甫，你或许没做过督抚，不知地方之难。其实这八折收漕之言，看似加赋，其实却是未必啊？”阮元也向汤金钊解释道：“如今有漕直省，大多皆有入不敷出之难，若是完全按照旧制收取漕赋，就连漕帮、运丁的日常开支，都不足以完备，是以各省才多有浮收之弊，有些浮收严重的直省，以折耗而计，甚至达到了五折，可各省为什么一直没有办法清查浮收呢？也是因为如果没有了浮收，漕帮、运丁一年按旧制所得，尚不足养家糊口，那他们还怎么运送漕粮啊？但反过来说，如果各省放任浮收，那浮收钱粮，有多少是用来补贴漕帮运丁家用，有多少成了地方府县吏员中饱私囊的钱财，却也说不清楚。是以孙总制、陈总制他们才会定下这八折收漕之议，一方面多收四分之一漕粮，借以补足漕帮旗丁日用，另一方面，也可以开始严查多余浮收，让他们没有理由再来假公济私。这个办法虽然有不足之处，却也是如今最为稳妥的一个办法了啊？”
“老师，可是学生看来，这个办法本来也是一厢情愿啊？”不想汤金钊也有自己的意见，道：“老师觉得，多收漕粮就可以补足旗丁水手日用，进而让他们失去假公济私的借口，此后各省严查浮收，自然水到渠成。可这严查浮收之事，老师要如何保证各省都能有序而行？若是八折之议一起，百姓正赋便要多出四分之一，与此同时，浮收钱粮却屡禁不止，却又要如何？难道仁宗皇帝在位之际，就没有严斥各省，让各省力禁浮收吗？可之前几年，各省有哪一省能够禁的了浮收呢？各省之前都办不到的事，就仅仅依新例加收了一部分漕粮，明日、后日，他们就能办妥了吗？”
“敦甫，如今天下督抚，大多是得力之人，若是严加查办，未必不能有实效啊？”阮元继续劝道。
“老师，学生也以为，这件事只靠各省督抚，还是很难办成。”王引之也在一旁补充道：“学生在好几个直省做过学政，对督抚能做什么还是清楚的。督抚即便得人，下面还有府县，即便府县劣员也被裁去大半，下面还有吏员。可征收漕粮，从来都是吏员和漕帮一同去做，就算是府县也很少直接干预其中。这样说来，仅仅是天下督抚得力，又哪里能够尽数清除下吏之弊呢？学生也知道老师勤于查吏，精通数算，不容易被下属欺瞒，可这治吏安民之能，学生看来，如今天下间能与老师并列的，也不过一二人之数啊？”
“是啊，老师，就算给各省漕帮运丁增加津贴，难道就能让他们不再另作他想了吗？”姚文田在一旁也向阮元道：“学生查过仁宗朝旧档，仁宗皇帝也一度认为，漕运多弊乃是因为旗丁水手入不敷出，所以曾经下诏，每一漕帮运送漕粮，均加银三百两。可是这些年下来，这一帮三百两的津贴究竟发成了什么样子？学生多番查访，发现有些府县给漕帮的津贴，其实根本就不够三百两！另外确实还有些府县，三百两是给足了，可漕帮却依然浮收如故，因为很多漕帮都说，这三百两根本不敷使用！既然如此，那就算再怎么给漕帮增加津贴，这津贴要加到多少，他们才会心满意足，只怕根本就不会有那一天啊？那孙中堂他们试图用八折收纳增加津贴，又有什么意义呢？”
“学生就是这个意思，先前多少上谕，都要各直省严查浮收陋规，可各直省几乎没有一个能够如上谕一般奉行。那孙中堂和陈总制拿什么保证，这八折收纳只要成了，就可以禁绝浮收之弊呢？”汤金钊也继续质疑道。
“唉，你等毕竟都是京官，若是你们也能站在督抚的位置想一想，或许就明白了。”阮元自然清楚几个学生反对八折收纳之意，也只得向各人解释道：“你们觉得，孙中堂、陈总制就都是唯求私利，不顾百姓生计之人吗？或许他们久在外任，看到的直省实情还要比你们详细呢。老师当年也支持过清赍银改制，你们也该记得吧？更何况，这八折收纳也好，清赍银也好，本来也是有源可溯的，世宗皇帝耗羡归公，你们应该记得吧？这火耗漕羡在当时之人看来，也是陋规，可耗羡归公之后，浮收之弊也确实三十多年不曾再有了啊？这不也能证明，孙中堂和陈总制的一些想法，或许是可行的呢？”
“老师，您说督抚或许都能赞成八折收纳之议，可学生也有所耳闻，去年还愿意实行此议的帅承瀛帅中丞，如今已经改了主意了啊？”王引之却向阮元告知道：“帅中丞最近的一篇奏疏之中，也提及浮收之弊，本是包户侵渔，刁衿挟制，方才有弊，是以府县应当严查包户刁衿，杜绝官府需索，这才是正途，若因弊而立法，则弊亦因法而生，八折之议，终是治标不治本啊？”
“是啊，老师，世宗皇帝确实曾经定下耗羡归公之法，可如今呢，依然出现了官府吏员入不敷出之弊，那么如今只要将耗羡归公之法换个名字，再加一笔赋税，问题就真的能够解决吗？十年、二十年之后，若是又出现其他缘由，官府再一次入不敷出，那还要再搞第三次耗羡归公吗？如此久而久之，百姓的负担不是一样少不了吗？”汤金钊也不相信“耗羡归公”这种思维方式可以真正解决问题。
“那……你们觉得，如今漕运的问题，还有别的办法吗？若是……所有只要可能加赋的办法，你们都不愿意接受的话？”阮元到了这时，也逐渐清楚八折之议无论利弊，终究是一项得不到共识的提案，可即便是自己，也确实寻不出更好的办法了。
“老师，学生觉得，无论如何，法度都应该有垂示万世之用，若是直接奉行这八折之议，那不是等于明示天下，朝廷乃是唯利是图的朝廷，我等为官之人，半生修习圣贤薄赋爱民之语，却终归无用吗？”汤金钊也不觉感叹道。
“是啊，阮宫保，下官平日也从来雅好汉学，以为汉学之道，最为接近圣人本意。下官勤于治学，已有十余年了，可下官看圣人之言，无论如何也没有让我等明加赋税，圣贤也不可能明知一项新制有重大弊端，却依然推行这种新制啊？还是说……难道我们这几十年所学的圣贤之道，都白学了吗？”程恩泽在各人中年纪最轻，却对学问之事最为执着，说到这里，心中也是充满了不甘之念。
“老师，春海的言语虽然激烈了些，却也是如今许多后学的所思所想啊。”王引之也向阮元解释道：“别说老师了，就是我自己的学生，有不少刚刚做官之时，还都能够抱着一腔热血，想着到各府县做个好官，惠及民生。可过不了多长时间，他们便往往发现，下属吏员总是额外加征钱粮，可他们若不这样做，官府也没有足够余钱雇用这些吏员了。最后要么，他们作为县官自己加收陋规，还能让吏员少捞些油水，要么……就只能放任下吏自行其便了。久而久之，就连我的一些学生，也因为做不了知府知县，相继挂冠而去，可这又能解决什么问题呢？老师精通数算之道，当年在浙江，如今在广州，都能让朝廷的钱用到该用的地方，吏员也不至于心生怨念，可老师这般数算之才、查吏之法，普天之下，又有几人能及呢？”
“这样说来，倒是我对后学之事了解得太少了啊？”阮元自然清楚，自己这几个弟子立身甚正，不至于因为私利私怨就去否定孙玉庭、英和的更革之议。可若是如此，那么反而意味着，如今天下之间的问题，远比经史之中所言历朝历代之弊要复杂困难得多。
“是啊，如今之世，这许多问题究竟是哪里来的呢？”姚文田也不觉向各人问道：“国朝惩历代之旧弊，立法定制最为详尽，如今之世，无穷兵聚敛之君，无一手遮天之臣，督抚节制一方，却没有李唐藩镇之祸，外戚、宦官、后宫俱皆安静，只能有所进言却不能左右朝政，国朝荡平四境，昔日历朝历代的边患，我们都没有了。可为什么我们阻止了一切旧弊，还会有这许多新问题呢？”
“秋农，或许正是因为国朝法度完备，如今这些问题，才能被我们所重视啊。”阮元也向姚文田劝慰道：“其实如今这些问题的根本，我看还是在于户口日增，物价日涨，旧时定下的赋税，如今便不够用了。更何况仁宗一朝，水旱灾祸频仍，竟无止歇之日，国家开支自然也就多了。去年我听说，京城还爆发了瘟疫吧？佩循兄和方总制也……其实这些问题，我想以前的朝代并非没有，可是之前的朝代，往往到了这些问题出现的时候，也就像秋农所言，另有聚敛、权臣、宦官、藩镇、边患诸般大事，以至于这些事过于明显，竟掩盖了其他问题。所以古人还没等到想出解决这些问题的办法，国家就衰落了。我们呢，我们没有了这些旧患，所以许多旧日不被前人重视的问题，今天就变得非常明显了，这样说来，我们虽然解决了诸般旧弊，可还有许多新的问题，等着我们再来寻找新办法啊。”阮元所言瘟疫，指的是道光元年突然出现在京城的一场大疫，一说这种疫病便是从广州传入内地的海外传染病霍乱，许多直省也受到波及。大疫之后，先前的阮元同学，吏部尚书刘镮之因身体衰弱，竟而去世。这年年初，先前与阮元等人一同得到嘉庆赐宴的前直隶总督方受畴也撒手人寰。是以阮元说起上年大疫，也是悲从中来。
各人听着阮元之语，一时也均自沉默，不知有何良法。过了半晌，王引之方才劝慰各人道：“我倒是觉得，老师所言不错，但是民间也有句老话，太阳底下总没有新事。其实倒不是全无新意可言，只是凡是新生之物，总是要从旧典中推陈出新而来。若是旧意不明，那新生之物便是无根浮萍，不会长久的。我等潜心治学，不也是为了将圣贤未明之要义发掘出来，重塑天下读书之人，进而完成修齐治平的大事吗？所以，我还是相信，我们只要在这条路上继续走下去，还是可以找到稳妥的治世之法的啊？”
各人对王引之之言倒是没有意见，纷纷称赞王引之学行深湛。可是即便如此，这时各人心中，却也多了一个不祥的念头。
王引之所说的，稳妥的“治世之法”，究竟在哪里呢？
“老师，这八折收漕之议，学生看来，便与英相国全盘清查陋规一样，其实是弊政啊？”汤金钊却也向阮元反问道：“国朝旧例，便是永不加赋，籍以培养元气，宽纾民力。这八折收漕之议，事实上是把漕运贡赋增加了四分之一，如此一来，百姓赋税只会日渐沉重，那早年的不加赋之言，不就成了一纸空文了吗？”
“敦甫，你或许没做过督抚，不知地方之难。其实这八折收漕之言，看似加赋，其实却是未必啊？”阮元也向汤金钊解释道：“如今有漕直省，大多皆有入不敷出之难，若是完全按照旧制收取漕赋，就连漕帮、运丁的日常开支，都不足以完备，是以各省才多有浮收之弊，有些浮收严重的直省，以折耗而计，甚至达到了五折，可各省为什么一直没有办法清查浮收呢？也是因为如果没有了浮收，漕帮、运丁一年按旧制所得，尚不足养家糊口，那他们还怎么运送漕粮啊？但反过来说，如果各省放任浮收，那浮收钱粮，有多少是用来补贴漕帮运丁家用，有多少成了地方府县吏员中饱私囊的钱财，却也说不清楚。是以孙总制、陈总制他们才会定下这八折收漕之议，一方面多收四分之一漕粮，借以补足漕帮旗丁日用，另一方面，也可以开始严查多余浮收，让他们没有理由再来假公济私。这个办法虽然有不足之处，却也是如今最为稳妥的一个办法了啊？”
“老师，可是学生看来，这个办法本来也是一厢情愿啊？”不想汤金钊也有自己的意见，道：“老师觉得，多收漕粮就可以补足旗丁水手日用，进而让他们失去假公济私的借口，此后各省严查浮收，自然水到渠成。可这严查浮收之事，老师要如何保证各省都能有序而行？若是八折之议一起，百姓正赋便要多出四分之一，与此同时，浮收钱粮却屡禁不止，却又要如何？难道仁宗皇帝在位之际，就没有严斥各省，让各省力禁浮收吗？可之前几年，各省有哪一省能够禁的了浮收呢？各省之前都办不到的事，就仅仅依新例加收了一部分漕粮，明日、后日，他们就能办妥了吗？”
“敦甫，如今天下督抚，大多是得力之人，若是严加查办，未必不能有实效啊？”阮元继续劝道。
“老师，学生也以为，这件事只靠各省督抚，还是很难办成。”王引之也在一旁补充道：“学生在好几个直省做过学政，对督抚能做什么还是清楚的。督抚即便得人，下面还有府县，即便府县劣员也被裁去大半，下面还有吏员。可征收漕粮，从来都是吏员和漕帮一同去做，就算是府县也很少直接干预其中。这样说来，仅仅是天下督抚得力，又哪里能够尽数清除下吏之弊呢？学生也知道老师勤于查吏，精通数算，不容易被下属欺瞒，可这治吏安民之能，学生看来，如今天下间能与老师并列的，也不过一二人之数啊？”
“是啊，老师，就算给各省漕帮运丁增加津贴，难道就能让他们不再另作他想了吗？”姚文田在一旁也向阮元道：“学生查过仁宗朝旧档，仁宗皇帝也一度认为，漕运多弊乃是因为旗丁水手入不敷出，所以曾经下诏，每一漕帮运送漕粮，均加银三百两。可是这些年下来，这一帮三百两的津贴究竟发成了什么样子？学生多番查访，发现有些府县给漕帮的津贴，其实根本就不够三百两！另外确实还有些府县，三百两是给足了，可漕帮却依然浮收如故，因为很多漕帮都说，这三百两根本不敷使用！既然如此，那就算再怎么给漕帮增加津贴，这津贴要加到多少，他们才会心满意足，只怕根本就不会有那一天啊？那孙中堂他们试图用八折收纳增加津贴，又有什么意义呢？”
“学生就是这个意思，先前多少上谕，都要各直省严查浮收陋规，可各直省几乎没有一个能够如上谕一般奉行。那孙中堂和陈总制拿什么保证，这八折收纳只要成了，就可以禁绝浮收之弊呢？”汤金钊也继续质疑道。
“唉，你等毕竟都是京官，若是你们也能站在督抚的位置想一想，或许就明白了。”阮元自然清楚几个学生反对八折收纳之意，也只得向各人解释道：“你们觉得，孙中堂、陈总制就都是唯求私利，不顾百姓生计之人吗？或许他们久在外任，看到的直省实情还要比你们详细呢。老师当年也支持过清赍银改制，你们也该记得吧？更何况，这八折收纳也好，清赍银也好，本来也是有源可溯的，世宗皇帝耗羡归公，你们应该记得吧？这火耗漕羡在当时之人看来，也是陋规，可耗羡归公之后，浮收之弊也确实三十多年不曾再有了啊？这不也能证明，孙中堂和陈总制的一些想法，或许是可行的呢？”
“老师，您说督抚或许都能赞成八折收纳之议，可学生也有所耳闻，去年还愿意实行此议的帅承瀛帅中丞，如今已经改了主意了啊？”王引之却向阮元告知道：“帅中丞最近的一篇奏疏之中，也提及浮收之弊，本是包户侵渔，刁衿挟制，方才有弊，是以府县应当严查包户刁衿，杜绝官府需索，这才是正途，若因弊而立法，则弊亦因法而生，八折之议，终是治标不治本啊？”
“是啊，老师，世宗皇帝确实曾经定下耗羡归公之法，可如今呢，依然出现了官府吏员入不敷出之弊，那么如今只要将耗羡归公之法换个名字，再加一笔赋税，问题就真的能够解决吗？十年、二十年之后，若是又出现其他缘由，官府再一次入不敷出，那还要再搞第三次耗羡归公吗？如此久而久之，百姓的负担不是一样少不了吗？”汤金钊也不相信“耗羡归公”这种思维方式可以真正解决问题。
“那……你们觉得，如今漕运的问题，还有别的办法吗？若是……所有只要可能加赋的办法，你们都不愿意接受的话？”阮元到了这时，也逐渐清楚八折之议无论利弊，终究是一项得不到共识的提案，可即便是自己，也确实寻不出更好的办法了。
“老师，学生觉得，无论如何，法度都应该有垂示万世之用，若是直接奉行这八折之议，那不是等于明示天下，朝廷乃是唯利是图的朝廷，我等为官之人，半生修习圣贤薄赋爱民之语，却终归无用吗？”汤金钊也不觉感叹道。
“是啊，阮宫保，下官平日也从来雅好汉学，以为汉学之道，最为接近圣人本意。下官勤于治学，已有十余年了，可下官看圣人之言，无论如何也没有让我等明加赋税，圣贤也不可能明知一项新制有重大弊端，却依然推行这种新制啊？还是说……难道我们这几十年所学的圣贤之道，都白学了吗？”程恩泽在各人中年纪最轻，却对学问之事最为执着，说到这里，心中也是充满了不甘之念。
“老师，春海的言语虽然激烈了些，却也是如今许多后学的所思所想啊。”王引之也向阮元解释道：“别说老师了，就是我自己的学生，有不少刚刚做官之时，还都能够抱着一腔热血，想着到各府县做个好官，惠及民生。可过不了多长时间，他们便往往发现，下属吏员总是额外加征钱粮，可他们若不这样做，官府也没有足够余钱雇用这些吏员了。最后要么，他们作为县官自己加收陋规，还能让吏员少捞些油水，要么……就只能放任下吏自行其便了。久而久之，就连我的一些学生，也因为做不了知府知县，相继挂冠而去，可这又能解决什么问题呢？老师精通数算之道，当年在浙江，如今在广州，都能让朝廷的钱用到该用的地方，吏员也不至于心生怨念，可老师这般数算之才、查吏之法，普天之下，又有几人能及呢？”
“这样说来，倒是我对后学之事了解得太少了啊？”阮元自然清楚，自己这几个弟子立身甚正，不至于因为私利私怨就去否定孙玉庭、英和的更革之议。可若是如此，那么反而意味着，如今天下之间的问题，远比经史之中所言历朝历代之弊要复杂困难得多。
“是啊，如今之世，这许多问题究竟是哪里来的呢？”姚文田也不觉向各人问道：“国朝惩历代之旧弊，立法定制最为详尽，如今之世，无穷兵聚敛之君，无一手遮天之臣，督抚节制一方，却没有李唐藩镇之祸，外戚、宦官、后宫俱皆安静，只能有所进言却不能左右朝政，国朝荡平四境，昔日历朝历代的边患，我们都没有了。可为什么我们阻止了一切旧弊，还会有这许多新问题呢？”
“秋农，或许正是因为国朝法度完备，如今这些问题，才能被我们所重视啊。”阮元也向姚文田劝慰道：“其实如今这些问题的根本，我看还是在于户口日增，物价日涨，旧时定下的赋税，如今便不够用了。更何况仁宗一朝，水旱灾祸频仍，竟无止歇之日，国家开支自然也就多了。去年我听说，京城还爆发了瘟疫吧？佩循兄和方总制也……其实这些问题，我想以前的朝代并非没有，可是之前的朝代，往往到了这些问题出现的时候，也就像秋农所言，另有聚敛、权臣、宦官、藩镇、边患诸般大事，以至于这些事过于明显，竟掩盖了其他问题。所以古人还没等到想出解决这些问题的办法，国家就衰落了。我们呢，我们没有了这些旧患，所以许多旧日不被前人重视的问题，今天就变得非常明显了，这样说来，我们虽然解决了诸般旧弊，可还有许多新的问题，等着我们再来寻找新办法啊。”阮元所言瘟疫，指的是道光元年突然出现在京城的一场大疫，一说这种疫病便是从广州传入内地的海外传染病霍乱，许多直省也受到波及。大疫之后，先前的阮元同学，吏部尚书刘镮之因身体衰弱，竟而去世。这年年初，先前与阮元等人一同得到嘉庆赐宴的前直隶总督方受畴也撒手人寰。是以阮元说起上年大疫，也是悲从中来。
各人听着阮元之语，一时也均自沉默，不知有何良法。过了半晌，王引之方才劝慰各人道：“我倒是觉得，老师所言不错，但是民间也有句老话，太阳底下总没有新事。其实倒不是全无新意可言，只是凡是新生之物，总是要从旧典中推陈出新而来。若是旧意不明，那新生之物便是无根浮萍，不会长久的。我等潜心治学，不也是为了将圣贤未明之要义发掘出来，重塑天下读书之人，进而完成修齐治平的大事吗？所以，我还是相信，我们只要在这条路上继续走下去，还是可以找到稳妥的治世之法的啊？”
各人对王引之之言倒是没有意见，纷纷称赞王引之学行深湛。可是即便如此，这时各人心中，却也多了一个不祥的念头。
王引之所说的，稳妥的“治世之法”，究竟在哪里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