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允成既然买通了学道大人，湖州学道自然将吴之荣的状子驳，此后受理此案的浙江通政司以此案“查无实据”为由，通报了京城通政司、礼部、督察院等一干上级部门。
吴之荣这个小人将此案视为他重新踏入官场，得到“荣华富贵”的机会，他岂肯如此就罢休。既然湖州学道不受理他的状子，他又向湖州知府告发庄允成，湖州知府也收了庄允成的银子，自然也不会受理这个案子。
庄允成见吴之荣像疯狗般在湖州一样到处告状，心里又是烦燥又是担心，于是他买通了浙江按察使，反告吴之宗因勒索钱财不成，诬陷良民之罪，浙江按察使本就反感吴之宗是个贪腐的小人，于是将他逐出湖州。吴之荣眼见湖州没有官员愿意受理这个案子，并来到省城杭州，向杭州将军、浙江巡抚、浙江学政御门状告此案。
杭州将军松魁是个满人，他不识汉字，向来只负责军事方面的事务，于是他将此案移交给浙江巡抚朱昌柞，朱昌柞又以此案涉及学政御门为由，发给督学胡尚衡，胡尚衡又让球踢给了湖州府学，湖州府学找到了归安和乌程县的学官，让他们复查，他们得了庄允成的银子，又见庄允成印刷了新版的明书辑略，便复道：”此书稀松平常，没有发现违禁之处。“
吴之荣又在书坊中看到了新版的明书辑略，他两下对比之下，发现了新旧两版的区别。吴之荣几番告状受挫，知道凭借庄家的权利地位，早就买通了浙江的官员。此时摆在吴之荣面前有二条路，一是乖乖地家种田，从此“安安稳稳”地过日子，与庄允成再无任何关联；二是进京告御状，与庄允成来个“不死不休”。
吴之荣衡量再三，还是受不了去挨穷的日子，决定来个“富贵险中求”，进京去告御状。
各位看官须知，康熙初年距离现在将近三、四百年之久，那时的交通远没有现代社会这么四通八达，对于当时的人们来说，离开自己所处的村子，到达县城的意义就像现代人出国一样；路途遥远，路况不好只是一个方面的原因，另一个方面的原因就是一路上的安全都不到保障，遇上什么开黑店的、什么山大王之类，小命就要丢掉，所以这吴之荣能下定决心，从一千多公里外的杭州跑到京城来告状，那也是抱了“视死如归”的决心。
吴之荣来到京城后，写了状子告到京城通政司、礼部、督察院三处御门。然而，吴之荣在京城左等右等，却等来了驳上诉的文书。原来庄允成明白此时满清到处兴起文字狱，普通文人稍有一点犯忌之处，立刻处死。他为求保险，在京城也花了钱打通关节。
吴之荣”千里迢迢“地来到京城，又在此居住了一个多月，身上的盘缠早就用尽了，再没有结果，只能去当乞丐要饭了。他眼下只有一条路，就是亲自将案子上交到刑部。但这一招如果还是不行，吴之荣会以诬陷罪被斩，然而，这一次，冥冥中似乎一切早有注定，此时刑部在主事的乃是顾命大臣，满洲第一勇士鳌拜。鳌拜亲自接见了吴之荣，并观看了吴之荣携带的原版明书辑略。
吴之荣在鳌拜面前”添油加醋“、”绘色绘影“地把庄允成勾结文人如何思念明朝、藐视大清，浙江从杭州将军松魁、浙江巡抚朱昌柞以下各级官员、幕客，是如何收受了庄允成的银子，如何将这样一桩大案、要案，“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然后又在鳌拜面前，”声泪俱下“地哭诉自己为了告发庄允成，如何遭到京城通政司、礼部、督察院的刁难，差点轮为乞丐云云。
当年，建酋顺冶死前曾经任命过四个顾命大臣，鳌拜便是其中之一。他本是满清第一勇士，惯与汉人交锋作战，心中颇为敌视汉人，听到庄允成的所作所为，再看到明书辑略里面有大量篇章都是弘扬大明的恩德、揭露满清的残暴，顿时心中便有几分恼怒；
又听到吴之荣说起杭州将军松魁、浙江巡抚朱昌柞，他知道这几个人都是索尼的手下，而礼部、通政司、督察院则一向是由苏克萨哈掌管。鳌拜明白这个吴之荣是个卑鄙小人，所说也不一定完全属实，但是正在自己想找机会整冶索尼、苏克萨哈的时侯，这个吴之荣的告状确定给自己送上了压倒索尼、苏克萨哈等其余的几个顾命大臣，全面把控朝政的良机，正所谓“瞌睡来了，有人递枕头”啊。于是，鳌拜大大褒奖了吴之荣一番，又当即办了使者去浙江查办此案。
庄允成怎么也没想到吴之荣居然攀上了鳌拜，这下就算他再富有，再有权势，也斗不过天意。刑部使者经过调查，认定吴之荣所言基本属实。
鳌拜拿到证据后，当即气势汹汹地明书辑略案在朝堂上发难，苏克萨哈与鳌拜一样，同为顺冶的顾命大臣，气势方面岂能被鳌拜压倒，自然“反唇相讥”说，鳌拜这是在小题大做，故意”兴风作浪“。
鳌拜被苏克萨哈顶撞更加怒气冲冲，他在朝堂上认定这件事情必须严肃处理，首先，明书辑略涉及努尔哈赤、皇太极、多尔衮等诸位建酋的评价，鳌拜作为他们曾经的部下，要维护他们的荣誉；其次，明、清之间谁为正朔的问题，涉及到满清政权的合法性，这是关系到满清江山是否会动摇的原则问题；最后，明朝虽然已经灭亡，仍然有很多士人以明朝的遗老自居，宁肯退隐也不愿意出任满清的高官，鳌拜通过此案来威吓这些士人的意志，让他们投向满清。
鳌拜要通过明书辑略案，血洗浙江乃至整个江南的士林，同时借机削弱了索尼，苏克萨哈等人在朝中的势力。在这个大的背景下，不光是庄允成一家倒霉，被株连进此案的人居然高达一千多人。
吴之荣这个小人将此案视为他重新踏入官场，得到“荣华富贵”的机会，他岂肯如此就罢休。既然湖州学道不受理他的状子，他又向湖州知府告发庄允成，湖州知府也收了庄允成的银子，自然也不会受理这个案子。
庄允成见吴之荣像疯狗般在湖州一样到处告状，心里又是烦燥又是担心，于是他买通了浙江按察使，反告吴之宗因勒索钱财不成，诬陷良民之罪，浙江按察使本就反感吴之宗是个贪腐的小人，于是将他逐出湖州。吴之荣眼见湖州没有官员愿意受理这个案子，并来到省城杭州，向杭州将军、浙江巡抚、浙江学政御门状告此案。
杭州将军松魁是个满人，他不识汉字，向来只负责军事方面的事务，于是他将此案移交给浙江巡抚朱昌柞，朱昌柞又以此案涉及学政御门为由，发给督学胡尚衡，胡尚衡又让球踢给了湖州府学，湖州府学找到了归安和乌程县的学官，让他们复查，他们得了庄允成的银子，又见庄允成印刷了新版的明书辑略，便复道：”此书稀松平常，没有发现违禁之处。“
吴之荣又在书坊中看到了新版的明书辑略，他两下对比之下，发现了新旧两版的区别。吴之荣几番告状受挫，知道凭借庄家的权利地位，早就买通了浙江的官员。此时摆在吴之荣面前有二条路，一是乖乖地家种田，从此“安安稳稳”地过日子，与庄允成再无任何关联；二是进京告御状，与庄允成来个“不死不休”。
吴之荣衡量再三，还是受不了去挨穷的日子，决定来个“富贵险中求”，进京去告御状。
各位看官须知，康熙初年距离现在将近三、四百年之久，那时的交通远没有现代社会这么四通八达，对于当时的人们来说，离开自己所处的村子，到达县城的意义就像现代人出国一样；路途遥远，路况不好只是一个方面的原因，另一个方面的原因就是一路上的安全都不到保障，遇上什么开黑店的、什么山大王之类，小命就要丢掉，所以这吴之荣能下定决心，从一千多公里外的杭州跑到京城来告状，那也是抱了“视死如归”的决心。
吴之荣来到京城后，写了状子告到京城通政司、礼部、督察院三处御门。然而，吴之荣在京城左等右等，却等来了驳上诉的文书。原来庄允成明白此时满清到处兴起文字狱，普通文人稍有一点犯忌之处，立刻处死。他为求保险，在京城也花了钱打通关节。
吴之荣”千里迢迢“地来到京城，又在此居住了一个多月，身上的盘缠早就用尽了，再没有结果，只能去当乞丐要饭了。他眼下只有一条路，就是亲自将案子上交到刑部。但这一招如果还是不行，吴之荣会以诬陷罪被斩，然而，这一次，冥冥中似乎一切早有注定，此时刑部在主事的乃是顾命大臣，满洲第一勇士鳌拜。鳌拜亲自接见了吴之荣，并观看了吴之荣携带的原版明书辑略。
吴之荣在鳌拜面前”添油加醋“、”绘色绘影“地把庄允成勾结文人如何思念明朝、藐视大清，浙江从杭州将军松魁、浙江巡抚朱昌柞以下各级官员、幕客，是如何收受了庄允成的银子，如何将这样一桩大案、要案，“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然后又在鳌拜面前，”声泪俱下“地哭诉自己为了告发庄允成，如何遭到京城通政司、礼部、督察院的刁难，差点轮为乞丐云云。
当年，建酋顺冶死前曾经任命过四个顾命大臣，鳌拜便是其中之一。他本是满清第一勇士，惯与汉人交锋作战，心中颇为敌视汉人，听到庄允成的所作所为，再看到明书辑略里面有大量篇章都是弘扬大明的恩德、揭露满清的残暴，顿时心中便有几分恼怒；
又听到吴之荣说起杭州将军松魁、浙江巡抚朱昌柞，他知道这几个人都是索尼的手下，而礼部、通政司、督察院则一向是由苏克萨哈掌管。鳌拜明白这个吴之荣是个卑鄙小人，所说也不一定完全属实，但是正在自己想找机会整冶索尼、苏克萨哈的时侯，这个吴之荣的告状确定给自己送上了压倒索尼、苏克萨哈等其余的几个顾命大臣，全面把控朝政的良机，正所谓“瞌睡来了，有人递枕头”啊。于是，鳌拜大大褒奖了吴之荣一番，又当即办了使者去浙江查办此案。
庄允成怎么也没想到吴之荣居然攀上了鳌拜，这下就算他再富有，再有权势，也斗不过天意。刑部使者经过调查，认定吴之荣所言基本属实。
鳌拜拿到证据后，当即气势汹汹地明书辑略案在朝堂上发难，苏克萨哈与鳌拜一样，同为顺冶的顾命大臣，气势方面岂能被鳌拜压倒，自然“反唇相讥”说，鳌拜这是在小题大做，故意”兴风作浪“。
鳌拜被苏克萨哈顶撞更加怒气冲冲，他在朝堂上认定这件事情必须严肃处理，首先，明书辑略涉及努尔哈赤、皇太极、多尔衮等诸位建酋的评价，鳌拜作为他们曾经的部下，要维护他们的荣誉；其次，明、清之间谁为正朔的问题，涉及到满清政权的合法性，这是关系到满清江山是否会动摇的原则问题；最后，明朝虽然已经灭亡，仍然有很多士人以明朝的遗老自居，宁肯退隐也不愿意出任满清的高官，鳌拜通过此案来威吓这些士人的意志，让他们投向满清。
鳌拜要通过明书辑略案，血洗浙江乃至整个江南的士林，同时借机削弱了索尼，苏克萨哈等人在朝中的势力。在这个大的背景下，不光是庄允成一家倒霉，被株连进此案的人居然高达一千多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