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也不是什么文武之争,是汉国从大规模战争中停顿下来的一种“阵痛”,比如想要建功立业的军方失去了自己的舞台,一时间心里落差难以平复,再来就是管理民政的人一再强调一国内政,惹得那些本来就失落的武人心生逆反。

    都说养兵千日用兵一时,军队要耐得住寂寞啥啥啥的,可只要成为军人的那一刻起,谁不是有一颗报效国家的心,一日复一日地训练再训练,等不来发挥自己作用的机会,对国家和民族当然是好事,可对于军人就真的难免失落了。

    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汉军真的都是在进行大规模的战争,十三个常备军团常年不是在战场,就是在前往战场的路途上。那个时候就是武人最幸福的时候,他们有足够的舞台来表现自己,抓住机会就能封妻荫子。

    对燕之战后,汉国对外战事规模一再下降,针对慕容鲜卑和拓跋鲜卑残余的仅是两个常备军,西北部镇守原来张氏凉国的只有一个常备军,对付西面羌族、氐族残余也只是一个常备军,处于中南半岛干脆就只有一个常备师,要是后面没有入侵笈多王朝,差不多是九个常备军处于趴窝阶段。

    “军队要是长久不作战会失去血性。”徐正并不觉得自己是在无病呻吟,对同样是军方一员的谢安也没有什么好隐瞒:“仅是一年不到,虽说武备和操练没有荒废,长期没有动弹的几个常备军真的出现战力下降的现象。”

    那并不难理解,再精锐的部队也无法时时刻刻保持自己的战斗力,部队有一段时间处于平和时期之后,将士难免是会心理松懈下来,延伸到的就是方方面面。

    再来是,汉国要应对大面积天灾,短时间内难以大动干戈,还有建设内政的呼声太大,导致连军方都认为自己难再有表现自己的空间,作为军队那种需要保持的警惕和求战心一旦被消磨,仅是依靠训练基本没有太大的作用,需要的是拉到战场再见见血。

    谢安还是比较支持建设内政的呼声。会有这样的思想挺简单,他并不是一个单纯的武将,对于怎么治理国家也有自己的理解。

    一个国家的武力是建立在有充足后勤的基础之上,也就是国家的国力才是军队武力的保证,没有充足国力的国家哪怕是武力能够鼎盛一时,不是在疯狂中走向毁灭,就是国家因为民不聊生陷入动荡。

    跟随刘彦崛起于微末的大都数人并没有一个良好的出身,相当多的人并没有接受过良好教育,他们成了一国大臣是会进行一些知识“补习”,可是很多知识真不是靠“补习”就能搞明白。

    像是徐正,他一直以来的经历就是不用为军队的后勤区苦恼,只要想着怎么率领军队战胜敌人获取胜利就足够了,哪怕是知道粮秣的重要性,也不会去深思军队的粮秣从哪里来。

    又像是谢安,他从小被教导了相当多的知识,清楚且明白军队并不是独1立的个体,军队是整个国家的一部分,百姓没有产出就意味着军队没有后勤。

    刘彦为什么在不喜欢世家的同时又需要去接受世家?就是因为文盲治理不了一个国家,知识和眼界决定了一个人的高度,缺乏知识的人不会去懂得怎么治理国家,没有足够眼光的人难以带领国家走向正确的道路。

    徐正当然不是文盲,却是出身小家小户,知识底蕴上面真无法与世家子比肩。他还是太尉,屁股坐在什么位置上,注定了要保证军方的利益。

    尽管徐正从一开始都没有明说,可谢安真的明白了徐正想要表达的意思,就是作为军方的一员要共同发声,比如向阿三战场的增兵方面。

    【那样做真的好吗?】谢安有更多的顾虑:【武将可以与文官起冲突,却不能伙同起来向王上施加压力啊!】

    一直以来,刘彦对军方已经足够优渥,要是军方还不知趣,以为只要团结起来就能更改君王意志,脾气再好的君王也必然会采取措施。

    谢安就将自己的理解向徐正进行述说。

    “是这样吗?”徐正之前显然没有想那么多,被谢安一提醒额头瞬间就冒出冷汗:“安石提醒得是。”

    谢安能说的也就那么多,哪怕知道只需要作为太尉的徐正去向君王表达述求,不需要来个“人多势众”,也不会再向徐正讲更多。

    两人骑马逛了一圈,回到营地的时候已经是傍晚时分。

    营地是建立在一处山脚边上,背靠山脚的同时,侧面有溪水,另外两面则是平坦的草原,十分符合诸夏军队建立营盘的标准。

    刘彦进行这一次巡视,是亲自查看关中各郡的情况,一路过来走走停停,已经大概摸清楚是什么个状况。

    现如今的关中,也就长安那边人口多一些,长安的人口还是近两年从各处迁徙过来,其余各郡因为以往连连不断的战争是真正的十室九空。

    汉国将长安定为都城之后,先期的官府和军方是一直号召躲避起来的百姓出山出林,不能说没有效果,只是效果非常有限。

    没遇到战争的时候,人们并不会留在原地,是察觉到战争即将爆发就会拖家带口躲到山林。那么一躲,许多人就断了消息,可能是死在迁徙途中,又可能是根本不知道外面的时局改变,导致明明战争都结束数十年,新的国家走入自己认为的盛世,可各地还是会有官府上报增添刚刚走出山林的人口。

    有那么一个明显的例子,刘邦在楚汉争雄中获得最终胜利,他建立了大汉,又有子孙开创文景之治,可是到刘彻当政时期为了向匈奴进行报复之战需要增加人口,官府和民间的游侠就不断深入山林,总是能够抓捕相当数量的野人出来。

    从刘邦建国,再到刘彻要对匈奴开战,历时六七十年还能从山林弄出那么多的人口,可以想象战争爆发时期有多少人躲了进去。

    官方的户籍是对百姓按照人头进行登记,通常还得是八岁开始登记,并不是刚出生就进行登记。那是因为婴儿极容易出现夭折。

    没有被官府进行登记的人口是隐户,也被称作野人,中原王朝对隐户和野人并不讲人性,也就是律法什么的不保护隐户和野人,杀死隐户和野人并不算犯法,那是不管隐户还是野人都没有为国家缴纳一丁丁点的赋税。

    任何一个刚刚开国的王朝,都会想尽办法强迫或是吸引躲藏起来的人口出来,是为国家增加赋税的来源,也是增加兵源的一种手段。

    刘彦建立的汉国就在做历朝历代都会做的事情,用尽方法将躲起来的百姓找出来,使他们从真正意义上成为国家的一份子。

    全国各地每天都在增涨人口,有些地方增涨得多,有些地方则会显得非常少,关中各郡就属于少的那一部分。

    “还是得从各地迁徙人口过来。”纪昌直言不讳地说:“大汉既然定都关中,关中人口多寡关乎大汉的稳定。”

    说白了还是一种强干弱枝的做法,不止是都城长安要有足够多的人口,连带直隶也是越多人越好,一旦需要兵源的时候是越多越好,最好能够形成对其余区域的全面压制。

    关中各郡几乎都没人了,东汉西北区域中叶到后期一直有羌乱,汉人的数量是一减再减,到东末年更是干脆失去对西北的控制,不管是曹魏还是等司马一家子建立晋国,西北的控制权事实上就没有回到中枢的手中,栖息在这一片土地上的汉人成为极少数,倒是羌人和氐人的数量一再增加。

    太久远的就不说了,就说七年前冉闵在关中建立冉氏秦国,他们建国之后第一件干的事情就是拉丁扩军,随后与石碣赵国狠狠地干了几场,后面更是和羌人和氐人一再杀来杀去,一直到冉闵干出举国归附刘彦的事情之前,关中的汉人死了和找不到的不算,活着的跟迁徙出去的仅是剩下二十万不到。

    汉国重新控制关中之后,第一次进行人口登记,人口仅是可怜巴巴的十二万,其中还不知道有多少是羌人和氐人进行冒充,后面的数年间一再增加,到元朔六年关中有登记在册的人口是三十多万。

    今年是元朔八年,不算刚刚迁徙过来的那些,所谓八百里秦川的总人口只有接近四十万的人口数量,可见是地广人稀到何等的地步。

    大秦没有一统六国时期,关中长期是有四百万左右的人口,以当时的一些官方记载,四百万人也还有相当多的地方没有利用起来。

    “整个关中,可征召兵源应当不低于三十万。”纪昌是从长远上来进行考虑,讲的是中枢可就近征召兵源的重要性:“如此才能称得上是稳如泰山。”

    一个国家的中枢必定是要能对各个地方形成压制,才能最大程度地震慑各地方不搞事情,任何一个国家和任何一个民族都会有相关的考虑,与信不信任除中枢直辖之外的行政区没多大关系,纯粹就是一种稳妥的国策。

    “以十户养一兵来算……”蔡优很快就计算出来:“便是三百万户。”

    一户就是一个家庭,每一个家庭的成员数量并不固定,有的可能是只有夫妻两人,有的可能是父、母、夫、妻再加上数量不等的子女,普通家庭的成员数量其实有限。那是西汉时期的“分家”制度早就形成,除家庭长男之外,其余男丁成年并成亲之后是自立出去。但也仅是普通家庭真受到监督,要不然就不会有世家的存在了。

    “郑国渠和成国渠等灌溉系统修复起来,再有新的农作物推广开来,关中充实一千万人完全没有问题的。”纪昌的数据也不知道是来自哪里,很认真地说:“必须要有这个数字的人口。”

    刘彦在回忆,他的记忆中先汉关中人口是稳定在三百万左右,其实与先秦没有太大的区别,杨隋时期的关中人口稳定在三百七十万左右,李唐时期的关中人口最多的时候有四百二十四万。他记得在李唐之后,一直是到朱明时期,关中(陕西)的人口才超过李唐时期,猛增到六百万以上,要不然其余各时期都是二百万左右,有些时期则更少。

    纪昌作为国之丞相,强烈要求关中的人口要多是他的本职,显然也是有经过研究才敢说那些话。

    身为中枢大臣的每个人,他们需要的是和丞相保持一致,哪怕是会损害到关中之外的各区域也是如此。

    在元朔七年,中枢已经下达公文,制定向关中迁徙的相关规定,类似于先汉的富户迁徙,却是更加针对豪族和世家,全国各地需要迁徙到关中的家族多不胜数,那其实也是一种对国家的维稳手段。

    到元朔八年,针对豪族和世家的迁徙已经在进行当中,那些人迁徙过来却不是没有得到补偿,是本来有多少土地就还会划拨多少,就是那些土地相当多是需要重新开垦,免不了是要元气大伤。

    纪昌主导下的迁徙,为的就是近一步打击豪族和世家,为未来的内政建设敛财的同时,也让那些人没有财力和物资去搞事情,手段有些激烈甚至不光彩,可关乎到国家的时候却是必须做的。

    事实上遭殃的人也算上了中枢各官员,他们最多就是在家乡能留下一些产业,但留下的真的不多,等于是与所有人一样需要在关中重新来过。

    刘彦是支持纪昌的,汉国没有可能同一时间发展全国,只能是划出一个区域来阶段性的全力建设,那么就没有比首都圈更重要的地方,只要不是掠夺其余区域的破坏性建设方式,影响到的也仅是一些特殊群益,对于普通百姓从某些方面来讲也有好处,比如豪族和世家被迁走之后,该区域的土地重新分配。

    纪昌对众人说:“虽然我们有成熟的军管制度,却是要防止豪族和世家被迁走之后,有新的群体来替代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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