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起梅花，自然不能不涉及到“四君子”。
所谓“四君子”，是指梅、兰、竹、菊四种植物，而梅花居首。
将梅花与兰、竹、菊相提并论，并冠以“四君子”的雅号，据说源自明代黄凤池辑录的《梅竹兰菊四谱》。
必须明确的是，梅花成为“四君子”之一是在明代，但梅花被视为君子的象征却早在此之前，如前文引宋代王安石、林逋、陆游的诗词中，梅花即已呈现出一种君子的形象和风采。
中国传统观念认为，兰、竹、菊和梅花一样，也都具有君子的高尚品格—梅，坚贞傲岸;兰，深谷芳菲;竹，中通外直;菊，东篱隐逸。
由此，梅、兰、竹、菊分别代表着中国传统文化所崇尚的四种品格—高洁、清逸、正直、淡泊，受到文人墨客的赏识和推崇，成为他们托物言志、借物喻人的绝佳题材。
此外，梅花又与松、竹合称“岁寒三友”，或与竹合称“双清”，寓意均与“四君子”相同。
由此可见，君子具有各种不同类型，兰、竹、菊、松是君子，周敦颐笔下“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的莲花是君子，陆游笔下“无意苦争春，一任群芳妒”的梅花也同样是君子。
大千世界，林林总总，具有君子品格的植物又何止四种?
那么，为何不是“五君子”“六君子”或“七君子”，而只有“四君子”呢?
这是因为，“四君子”是从四季当中各选出一种代表性植物，其花期或生长期分别与四季相对应。
但只要稍有植物学常识的读者就会发现，梅花的花期是在冬季，“梅、兰、竹、菊”与“春、夏、秋、冬”无法对应。
这似乎令人感到困惑。
实际上，与“四君子”相对应的四季并非如平常所说的“春、夏、秋、冬”，而是“冬、春、夏、秋”—梅花的花期一般在十二月至次年二月，正值隆冬;
兰花的花期一般在三月至五月，是为春季;
竹子最茂盛的时节一般在六月至八月，正值盛夏;
菊花的花期一般在九月至十一月，是为秋季。
之所以将冬季开放的梅花置于最前，乃是为了突出梅花作为“四君子”之首的地位。
“四君子”的排序除了“梅、兰、竹、菊”之外，还有“梅、兰、菊、竹”或“梅、竹、兰、菊”等不同说法，但既能够突出梅花的榜首地位又能够依序与四季相对应的则只有第一种说法。
梅花属于蔷薇科，与同科的桃花、李花、杏花、梨花、樱花、海棠等是“姐妹花”，因此它们在形态上颇有相似之处，有时不容易区分。
但梅花有一个最重要的特征，就是上述各花的花期均在春季，且开花时叶子已经长出(樱花除外);只有梅花的花期是在冬季，早于其他各花的花期，且梅花开放时梅叶尚未萌发。
这正是陆游所吟咏的“无意苦争春”之意。
此外，蜡梅(又名腊梅)的形态也与梅花接近，且其名称中也有“梅”字，故不少人误以为蜡梅就是梅花。
其实蜡梅属于蜡梅科，与蔷薇科的梅花毫无亲缘关系。
梅花是中国传统绘画尤其是文人画反复表现的题材之一，历代擅画梅花的画家数不胜数，画史所载及历代传世的梅花题材画更是浩如烟海。
其原因是多方面的。
首先，当然如上所述，梅花历来被视为君子的象征并名列“四君子”之榜首。
其次，梅花的客观形态极具美感，符合中国人的审美习惯，正如《芥子园画谱·梅菊谱序》对谱中梅花的描述：“苍古曲折，活泼萧疏，不特冷韵晚香，袭袭动人，更一种意在笔先，神游境外之妙。”
此外，梅花还是中国画基础训练的必备科目之一，因为梅花的笔墨表现技巧颇具代表性，掌握之后可以广泛应用于其他花卉甚至山水、人物的描绘，从而有助于学者对中国画共同规律的领会。
读过龚自珍《病梅馆记》的读者也许还记得，该文以反面的形式来谈论“文人画士”心目中梅花的审美标准：“梅以曲为美，直则无姿;以欹为美，正则无景;以疏为美，密则无态。”
为了达到这一标准，他们采取各种手段对梅树加以摧残。
而龚自珍则表明自己对这种做法持否定态度。
实际上，该文只是一篇“政治寓言”而非艺术评论，以借物托讽的手法议论政治，借“病梅”之事抨击封建专制制度压制人才、束缚个性、禁锢思想的弊端。
况且他反对的其实只是对梅树横加摧残的做法而非这一审美标准本身。
恰恰相反，他借别人之口所说的这番话，的的确确就是梅花的审美标准，而且也是绝大多数梅花题材画在造形处理上所遵循的原则。
试想，如果这样的审美标准是错误的，那么林逋的咏梅名句“疏影横斜水清浅”岂非一派胡言?
包括梅花盆景在内同样以“曲”“欹”“疏”为审美标准的盆景艺术岂非成了“垃圾”?
当然，这里绝无否定梅花的自然美之意。
无论是自然之美还是人工之美，都有其存在的合理性。
梅花题材画作为中国花鸟画的一个重要门类，同样受到时代思潮和社会风尚的影响，其发展历程与风格嬗变可谓中国花鸟画尤其是文人画整体发展历程与风格嬗变的一个缩影。
据记载，早在南北朝时期，绘画作品中就已经出现了梅花，但画者姓名不可考。
能够确知画者姓名者则从唐代开始。
《芥子园画谱·画梅浅说》对唐代以后擅画梅花的画家及其画法有较为全面的记载：
“唐人以写花卉名者多矣，尚未有专以写梅称者。
于锡有《雪梅野雉图》，乃用于翎毛上。
梁广作《四季花图》，而梅又杂于海棠、荷、菊间。
李约始称善画梅，其名亦不大著。
至五代滕昌祐、徐熙画梅，皆勾勒着色。
徐崇嗣独出己意，不用描写，以丹粉点染，为没骨画。
陈常变其法，以飞白写梗，用色点花。
崔白专用水墨。
李正臣不作桃李浮艳，一意写梅，深得水边林下之致，故独擅专长。
释仲仁以墨渍作梅。
释惠洪又用皂子胶写于生绡扇上，照之俨然梅影，后人因之盛作墨梅。
米元章(米芾)、晁补之、汤叔雅、萧鹏抟、张德琪俱专工写墨。
独扬补之(扬无咎)不用墨渍，创以圈法，铁梢丁橛，清淡胜于傅粉。
嗣之者徐禹功、赵子固(赵孟坚)、王元章(王冕)、吴仲圭(吴镇)、汤仲正、释仁济。
仁济自谓用心四十年，作花圈始圆耳。
外此则茅汝元、丁野堂、周密、沈雪坡、赵天泽、谢佑之，为宋元间之写梅著名者，汝元世称专家。
佑之但傅色浓厚，学赵昌而不臻其妙也。”
从以上记载可知，唐代画家梁广曾创作《四季花图》，选取梅花、海棠、荷花、菊花作为四季花卉的代表，并将这四种不同季节开放的花卉并置于同一画面中。
所谓“四君子”，是指梅、兰、竹、菊四种植物，而梅花居首。
将梅花与兰、竹、菊相提并论，并冠以“四君子”的雅号，据说源自明代黄凤池辑录的《梅竹兰菊四谱》。
必须明确的是，梅花成为“四君子”之一是在明代，但梅花被视为君子的象征却早在此之前，如前文引宋代王安石、林逋、陆游的诗词中，梅花即已呈现出一种君子的形象和风采。
中国传统观念认为，兰、竹、菊和梅花一样，也都具有君子的高尚品格—梅，坚贞傲岸;兰，深谷芳菲;竹，中通外直;菊，东篱隐逸。
由此，梅、兰、竹、菊分别代表着中国传统文化所崇尚的四种品格—高洁、清逸、正直、淡泊，受到文人墨客的赏识和推崇，成为他们托物言志、借物喻人的绝佳题材。
此外，梅花又与松、竹合称“岁寒三友”，或与竹合称“双清”，寓意均与“四君子”相同。
由此可见，君子具有各种不同类型，兰、竹、菊、松是君子，周敦颐笔下“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的莲花是君子，陆游笔下“无意苦争春，一任群芳妒”的梅花也同样是君子。
大千世界，林林总总，具有君子品格的植物又何止四种?
那么，为何不是“五君子”“六君子”或“七君子”，而只有“四君子”呢?
这是因为，“四君子”是从四季当中各选出一种代表性植物，其花期或生长期分别与四季相对应。
但只要稍有植物学常识的读者就会发现，梅花的花期是在冬季，“梅、兰、竹、菊”与“春、夏、秋、冬”无法对应。
这似乎令人感到困惑。
实际上，与“四君子”相对应的四季并非如平常所说的“春、夏、秋、冬”，而是“冬、春、夏、秋”—梅花的花期一般在十二月至次年二月，正值隆冬;
兰花的花期一般在三月至五月，是为春季;
竹子最茂盛的时节一般在六月至八月，正值盛夏;
菊花的花期一般在九月至十一月，是为秋季。
之所以将冬季开放的梅花置于最前，乃是为了突出梅花作为“四君子”之首的地位。
“四君子”的排序除了“梅、兰、竹、菊”之外，还有“梅、兰、菊、竹”或“梅、竹、兰、菊”等不同说法，但既能够突出梅花的榜首地位又能够依序与四季相对应的则只有第一种说法。
梅花属于蔷薇科，与同科的桃花、李花、杏花、梨花、樱花、海棠等是“姐妹花”，因此它们在形态上颇有相似之处，有时不容易区分。
但梅花有一个最重要的特征，就是上述各花的花期均在春季，且开花时叶子已经长出(樱花除外);只有梅花的花期是在冬季，早于其他各花的花期，且梅花开放时梅叶尚未萌发。
这正是陆游所吟咏的“无意苦争春”之意。
此外，蜡梅(又名腊梅)的形态也与梅花接近，且其名称中也有“梅”字，故不少人误以为蜡梅就是梅花。
其实蜡梅属于蜡梅科，与蔷薇科的梅花毫无亲缘关系。
梅花是中国传统绘画尤其是文人画反复表现的题材之一，历代擅画梅花的画家数不胜数，画史所载及历代传世的梅花题材画更是浩如烟海。
其原因是多方面的。
首先，当然如上所述，梅花历来被视为君子的象征并名列“四君子”之榜首。
其次，梅花的客观形态极具美感，符合中国人的审美习惯，正如《芥子园画谱·梅菊谱序》对谱中梅花的描述：“苍古曲折，活泼萧疏，不特冷韵晚香，袭袭动人，更一种意在笔先，神游境外之妙。”
此外，梅花还是中国画基础训练的必备科目之一，因为梅花的笔墨表现技巧颇具代表性，掌握之后可以广泛应用于其他花卉甚至山水、人物的描绘，从而有助于学者对中国画共同规律的领会。
读过龚自珍《病梅馆记》的读者也许还记得，该文以反面的形式来谈论“文人画士”心目中梅花的审美标准：“梅以曲为美，直则无姿;以欹为美，正则无景;以疏为美，密则无态。”
为了达到这一标准，他们采取各种手段对梅树加以摧残。
而龚自珍则表明自己对这种做法持否定态度。
实际上，该文只是一篇“政治寓言”而非艺术评论，以借物托讽的手法议论政治，借“病梅”之事抨击封建专制制度压制人才、束缚个性、禁锢思想的弊端。
况且他反对的其实只是对梅树横加摧残的做法而非这一审美标准本身。
恰恰相反，他借别人之口所说的这番话，的的确确就是梅花的审美标准，而且也是绝大多数梅花题材画在造形处理上所遵循的原则。
试想，如果这样的审美标准是错误的，那么林逋的咏梅名句“疏影横斜水清浅”岂非一派胡言?
包括梅花盆景在内同样以“曲”“欹”“疏”为审美标准的盆景艺术岂非成了“垃圾”?
当然，这里绝无否定梅花的自然美之意。
无论是自然之美还是人工之美，都有其存在的合理性。
梅花题材画作为中国花鸟画的一个重要门类，同样受到时代思潮和社会风尚的影响，其发展历程与风格嬗变可谓中国花鸟画尤其是文人画整体发展历程与风格嬗变的一个缩影。
据记载，早在南北朝时期，绘画作品中就已经出现了梅花，但画者姓名不可考。
能够确知画者姓名者则从唐代开始。
《芥子园画谱·画梅浅说》对唐代以后擅画梅花的画家及其画法有较为全面的记载：
“唐人以写花卉名者多矣，尚未有专以写梅称者。
于锡有《雪梅野雉图》，乃用于翎毛上。
梁广作《四季花图》，而梅又杂于海棠、荷、菊间。
李约始称善画梅，其名亦不大著。
至五代滕昌祐、徐熙画梅，皆勾勒着色。
徐崇嗣独出己意，不用描写，以丹粉点染，为没骨画。
陈常变其法，以飞白写梗，用色点花。
崔白专用水墨。
李正臣不作桃李浮艳，一意写梅，深得水边林下之致，故独擅专长。
释仲仁以墨渍作梅。
释惠洪又用皂子胶写于生绡扇上，照之俨然梅影，后人因之盛作墨梅。
米元章(米芾)、晁补之、汤叔雅、萧鹏抟、张德琪俱专工写墨。
独扬补之(扬无咎)不用墨渍，创以圈法，铁梢丁橛，清淡胜于傅粉。
嗣之者徐禹功、赵子固(赵孟坚)、王元章(王冕)、吴仲圭(吴镇)、汤仲正、释仁济。
仁济自谓用心四十年，作花圈始圆耳。
外此则茅汝元、丁野堂、周密、沈雪坡、赵天泽、谢佑之，为宋元间之写梅著名者，汝元世称专家。
佑之但傅色浓厚，学赵昌而不臻其妙也。”
从以上记载可知，唐代画家梁广曾创作《四季花图》，选取梅花、海棠、荷花、菊花作为四季花卉的代表，并将这四种不同季节开放的花卉并置于同一画面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