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生和许乐慢慢悠悠的走回到自己的住处，俩人也没去书房，去了会客室，那是唯一的许乐这里带沙发的地方，先生坐着会舒服一些。
先生坐在一边，许乐坐在下角，拿着本子和笔。
先生靠在沙发上，也不说话，闭着眼，过了一会，许乐看到先生眼角有泪水划过！
许乐也没说话，“许乐，有烟吗”？
把许乐吓了一跳，齐先生从来都没抽过烟的，他赶紧上楼从家里带回的烟打开了一条，找了个火柴一下到了楼下，先生撕开新烟，抽出一根，放在嘴边，许乐恭恭敬敬的半蹲着身子，给先生把烟点着了。
先生猛地吸了一口，呛的有点咳嗽了两口，许乐赶紧拍了拍先生的后背，“我都几十年不抽烟了”！
先生缓缓地说道：“有很多事情啊，我都不想回忆的，太长了、太多了、太乱了，都过去了”！
“我呢，在四九年毕业于清大，在此之前，曾在京大求学。我听过邓诚之、齐和思、翁健独、德贝几位老师的课，你之前问的周一呢，哎，同样是我的先生，我现在呢就把一些听课的印象以及我所知道的有关几位老师的事迹大概说一下，虽是一鳞半爪，对了解当年史学界的情况也许有点用处。”
许乐听到先生说的这几位先生那都是大家啊，他连忙记了一下！
“邓诚之先生呢，是文史兼擅，讨厌胡适之之。他原籍苏州府的人，我听过他两门课：《秦汉史》、《魏晋南北朝史》。他给我们上课时，刚刚六十岁，但已显得老态龙钟。冬天穿两件皮袍，戴风帽，棉裤扎腿。进教室后，脱一件皮袍。
邓先生讲课内容丰富，口才也好，教材用他编的《华夏二千年史》。《华夏二千年史》的写法是：正文以大字为纲，简明扼要地叙述华夏历史的发展脉络；小字为目，每段正文之后附以若干则史料。这种编撰方法既可看出作者的观点，又可为学生进一步学习提供线索。邓先生所讲两门课的考试，都采作论文的方式。但他有两点要求：一要用文言文写；二不许看现在人的著作，要根据史料写。他说，如发现你们不遵守这两点，就给不及格。我和班上其他同学的程度，还能写浅近的文言文，总算及格了。
邓诚之。博闻强记，文史兼擅，著有《华夏二千年史》、《骨董琐记全编》。邓先生在燕京文、法学院有“活字典”之称。因为这两院学生作毕业论文时，都常常向他请教。邓先生对清史尤有研究，门生王翰钟先生能传其衣钵。
邓先生对京大历史系有很大贡献，他与洪业(煨莲)先生和衷共济，培养了一大批学生，其中不少人后来成为著名学者。我的老师齐和思、翁健独、周一三位先生都是他的学生。我虽然直接听过邓先生的课，但我一直尊他为太老师。
邓先生性情狷介，对同辈人多所臧否。他很讨厌胡适之。给我们上课时，隔一段时间就数落胡适之几句。开头总是说：“你们知道城里有一个叫胡适之的吗?”然后就说胡适之怎样没学问。十几年前，我看周一师的《毕竟是书生》一书，竟然发现在邓先生给周一师上课的时候，也经常贬斥胡适之，而且开头的一句也是“城里有个胡适之”。邓先生对京大掌权的洋人极为不满。一次在他家中对我们几个学生说：“齐和思的薪水居然比我高。”齐是他的学生，他认为应低于他才对。但京大是霉梨国人出钱办的大学，齐是合弗大学博士，邓无学位，故无论如何也不会给他的薪水高于齐。
邓先生虽然学问博通，但他认为自己也有不足之处。一次，他在上课时说：“我不是历史学家，因为我不懂天文历法。”开始我不理解他为什么这样说。后来我想，他大概是按古代史官的标准要求自己的。华夏古代史官不仅修史记事，而且掌管天文历法。司马谈、司马迁父子都精天文律历。后世史家就未必都精于此道了。邓先生当然也懂天文历法，不过他认为自己在这方面修养还不够精，故谦虚地说自己不是历史学家。邓先生藏书很多，还存有民国时期的许多照片，十分珍贵。
“许乐，记下来，历法啊，天文历法啊，你们这次是不是就主要以天文历法作为方法进行推定啊”？先生突然问道。
“是的，先生，我一开始还不太明白，为什么要以天文历法作为考古恒定的标准，现在有些理解了，我后面会加强在这方面的研究”！
“嗯，好啊，另外，过会回去，我那里还有一些邓先生的东西，到时候你都拿过来吧，以后四师堂真的建立了，别忘了要从邓先生开始算起啊”！
许乐点了点头！
随后，齐先生开始说齐和思先生的尊师重道，学贯中西。是合弗大学博士学位。听过他两门课：《战国史》、《西洋现代史》。西周、春秋战国的历史是齐先生的专长。齐先生对华夏近代史也有研究，写过《魏源与晚清学风》等重要文章。解放前，齐先生的著作主要是华夏史方面的，有《匈奴西迁及其在欧洲的影响》、《华夏和拜占庭帝国的关系》等，都是体大思精之作。
齐先生很尊师。据说，每年春节他给邓诚之先生拜年时，都行跪拜的华夏古礼。
齐先生晚年身体不好，患严重的糖尿病。后来，病就越来越重了。他躺在床上，但床上还摆着西文书，说明老先生病中仍不废读，治学精神实在令后学敬佩。
翁健独最佩服陈先生寅恪、伯希和，闽南人。翁先生口才很好，善于议论发挥，具体材料讲得不多。翁先生是元史专家，他对元史很有研究，是比陈垣先生晚一辈的元史三大家之一(另两人是邵循正、韩儒林)。他下笔极慎，平生只写过六、七篇学术论文，但质量很高。
翁先生为什么要提到这件事呢？翁先生那一辈的学者受实证史学影响很深，最怕著作中出“硬伤”，似乎一出“硬伤”，被人抓住，便“永远翻不了身”。我认为，当然要力求避免“硬伤”，但因为怕出“硬伤”而不敢下笔，就不对了。一个人一辈子所写的东西，要想一处“硬伤”都没有，我看几乎是不可能的。
翁先生很佩服陈先生寅恪先生，曾在课堂上说：“如果能请陈先生来京大，即使不上课，也是我们的光荣。”对西方学者，他最佩服伯希和。他对我说，伯希和真厉害，《马可勃罗游记诠释》中的一个注，就是一篇考据的大文章。
翁先生待人宽厚，一生帮助过许多人。试举数例如下。他的老师邓诚之先生为人耿直，议论无所顾忌。解放后，翁先生很怕他因发言不慎惹出事来，便劝邓先生退休，邓先生同意了。那个艰难的时候，翁先生对我说，邓先生幸亏退休了，否则很难过这一关。还有他保护几位教授的事。
后来，京大在合并于北大前，发生过一个“骂人团”事件。在一次批判会上有人要动武打人。翁先生在场，当时他是京大代理校长，左派教授，在学生中有较大威信，经他极力劝阻，才把事态平息下来。还有一次，我在他家遇到一位客人，这人走后，他对我说，这就是鼎鼎大名的萧乾。萧是《大公报》名记者，被错划为“右派”。萧也是京大校友。后来我知道，萧被划“右派”后，翁先生毫不歧视他，待之如常，而且多次帮助过他，故萧对翁很感激，常去翁宅看望。
还有就是周先生，周先生现在号称是国学大师啊，也是研究世界史的顶尖了，但是呢，我现在和唯一健在的先生反而基本上没有联系了，为什么呢？很多时候，我也不知道是谁的问题，我当初劝过他，他不听说我不进步，再到后来，等恢复了之后呢，他可能也是不好意思和我见面了吧，不管怎么样也是我的先生啊，哎！
有机会你自己看看梁效这个含义，就知道他的历史了，我也不想多说，你是想约他是吧，我呢他是不好见的，但是你呢，是他的三代嫡传，他还是要见的，否则就说不过去了，我明白你的意思，你是想更加的考虑的全面一些，我非常赞同，没问题，我来约吧，你别管了，你把你的时间告诉我，因为现在主要是你的时间不好定！
但是呢，对于周先生来说，我想告诉你的一句话就是，人啊，是要有底线的！然后就不再多说了！
在培养学术接班人的问题上，齐和思、翁健独、周一都是京大历史系毕业。他们是师兄弟。又都先后留学合弗大学，获博士学位。这是巧合吗？不是，是他们的老师洪煨莲先生精心培养的结果。
洪先生于上世纪二十年代毕业于合弗后，即回国任教燕京大学，执掌历史系多年。洪又是燕京合弗学社的中方负责人，有权推荐学生赴美留学。洪是一个十分难得的学术领导人，既有远见，又有魄力和办法。他有一整套培养历史人才的计划。据我所知，经他选拔培养成为历史学界名学者的，有郑德坤(考古)、齐和思(商周)、瞿同祖(汉)、周一(魏晋南北朝)、聂崇岐(宋)、冯家昇(辽)、翁健独(元)、王钟翰(清)、侯仁之(历史地理)、朱士嘉(方志)、陈观胜(佛派史)、邓嗣禹(制度史)等等。他想把华夏历史的每一段都安排一个有学术前途的学生去搞，他的计划终于基本实现了。这是多么大的贡献。真正够得上称为大师级的人物，不仅要自己学问大，而且要培养出一批杰出的接班人。
许乐，你明白了吗？光你自己强是不成的，要有传承，要能够形成森林，千万不能你是一棵大树，旁边都是草原，只是为了衬托你，明白了吗？学术不能中断，后继是否有人，至关重要。
先生其实就抽了一根烟，许乐看了看表，居然一聊都聊到了六点半，他看了看时间，“先生，我在下个月的最后一周要去豫州大学给他们做报告，他们都已经通过我的同学邀请了三次了；十八到二十二号是考试，十五号开大会，十四号就有好多人来了，可能会交流，所以我就是十五号前，在十二号下午我去禾子老家里，十号是培忠张先生到学校考察，也就是下一周还都好”！
“行了，我知道了，我订好了告诉你吧，走，回去跟我把邓先生那些资料拿过来吧，我算交出了，我轻松了”！先生的语气好了许多！
许乐跟着先生出了门！
先生坐在一边，许乐坐在下角，拿着本子和笔。
先生靠在沙发上，也不说话，闭着眼，过了一会，许乐看到先生眼角有泪水划过！
许乐也没说话，“许乐，有烟吗”？
把许乐吓了一跳，齐先生从来都没抽过烟的，他赶紧上楼从家里带回的烟打开了一条，找了个火柴一下到了楼下，先生撕开新烟，抽出一根，放在嘴边，许乐恭恭敬敬的半蹲着身子，给先生把烟点着了。
先生猛地吸了一口，呛的有点咳嗽了两口，许乐赶紧拍了拍先生的后背，“我都几十年不抽烟了”！
先生缓缓地说道：“有很多事情啊，我都不想回忆的，太长了、太多了、太乱了，都过去了”！
“我呢，在四九年毕业于清大，在此之前，曾在京大求学。我听过邓诚之、齐和思、翁健独、德贝几位老师的课，你之前问的周一呢，哎，同样是我的先生，我现在呢就把一些听课的印象以及我所知道的有关几位老师的事迹大概说一下，虽是一鳞半爪，对了解当年史学界的情况也许有点用处。”
许乐听到先生说的这几位先生那都是大家啊，他连忙记了一下！
“邓诚之先生呢，是文史兼擅，讨厌胡适之之。他原籍苏州府的人，我听过他两门课：《秦汉史》、《魏晋南北朝史》。他给我们上课时，刚刚六十岁，但已显得老态龙钟。冬天穿两件皮袍，戴风帽，棉裤扎腿。进教室后，脱一件皮袍。
邓先生讲课内容丰富，口才也好，教材用他编的《华夏二千年史》。《华夏二千年史》的写法是：正文以大字为纲，简明扼要地叙述华夏历史的发展脉络；小字为目，每段正文之后附以若干则史料。这种编撰方法既可看出作者的观点，又可为学生进一步学习提供线索。邓先生所讲两门课的考试，都采作论文的方式。但他有两点要求：一要用文言文写；二不许看现在人的著作，要根据史料写。他说，如发现你们不遵守这两点，就给不及格。我和班上其他同学的程度，还能写浅近的文言文，总算及格了。
邓诚之。博闻强记，文史兼擅，著有《华夏二千年史》、《骨董琐记全编》。邓先生在燕京文、法学院有“活字典”之称。因为这两院学生作毕业论文时，都常常向他请教。邓先生对清史尤有研究，门生王翰钟先生能传其衣钵。
邓先生对京大历史系有很大贡献，他与洪业(煨莲)先生和衷共济，培养了一大批学生，其中不少人后来成为著名学者。我的老师齐和思、翁健独、周一三位先生都是他的学生。我虽然直接听过邓先生的课，但我一直尊他为太老师。
邓先生性情狷介，对同辈人多所臧否。他很讨厌胡适之。给我们上课时，隔一段时间就数落胡适之几句。开头总是说：“你们知道城里有一个叫胡适之的吗?”然后就说胡适之怎样没学问。十几年前，我看周一师的《毕竟是书生》一书，竟然发现在邓先生给周一师上课的时候，也经常贬斥胡适之，而且开头的一句也是“城里有个胡适之”。邓先生对京大掌权的洋人极为不满。一次在他家中对我们几个学生说：“齐和思的薪水居然比我高。”齐是他的学生，他认为应低于他才对。但京大是霉梨国人出钱办的大学，齐是合弗大学博士，邓无学位，故无论如何也不会给他的薪水高于齐。
邓先生虽然学问博通，但他认为自己也有不足之处。一次，他在上课时说：“我不是历史学家，因为我不懂天文历法。”开始我不理解他为什么这样说。后来我想，他大概是按古代史官的标准要求自己的。华夏古代史官不仅修史记事，而且掌管天文历法。司马谈、司马迁父子都精天文律历。后世史家就未必都精于此道了。邓先生当然也懂天文历法，不过他认为自己在这方面修养还不够精，故谦虚地说自己不是历史学家。邓先生藏书很多，还存有民国时期的许多照片，十分珍贵。
“许乐，记下来，历法啊，天文历法啊，你们这次是不是就主要以天文历法作为方法进行推定啊”？先生突然问道。
“是的，先生，我一开始还不太明白，为什么要以天文历法作为考古恒定的标准，现在有些理解了，我后面会加强在这方面的研究”！
“嗯，好啊，另外，过会回去，我那里还有一些邓先生的东西，到时候你都拿过来吧，以后四师堂真的建立了，别忘了要从邓先生开始算起啊”！
许乐点了点头！
随后，齐先生开始说齐和思先生的尊师重道，学贯中西。是合弗大学博士学位。听过他两门课：《战国史》、《西洋现代史》。西周、春秋战国的历史是齐先生的专长。齐先生对华夏近代史也有研究，写过《魏源与晚清学风》等重要文章。解放前，齐先生的著作主要是华夏史方面的，有《匈奴西迁及其在欧洲的影响》、《华夏和拜占庭帝国的关系》等，都是体大思精之作。
齐先生很尊师。据说，每年春节他给邓诚之先生拜年时，都行跪拜的华夏古礼。
齐先生晚年身体不好，患严重的糖尿病。后来，病就越来越重了。他躺在床上，但床上还摆着西文书，说明老先生病中仍不废读，治学精神实在令后学敬佩。
翁健独最佩服陈先生寅恪、伯希和，闽南人。翁先生口才很好，善于议论发挥，具体材料讲得不多。翁先生是元史专家，他对元史很有研究，是比陈垣先生晚一辈的元史三大家之一(另两人是邵循正、韩儒林)。他下笔极慎，平生只写过六、七篇学术论文，但质量很高。
翁先生为什么要提到这件事呢？翁先生那一辈的学者受实证史学影响很深，最怕著作中出“硬伤”，似乎一出“硬伤”，被人抓住，便“永远翻不了身”。我认为，当然要力求避免“硬伤”，但因为怕出“硬伤”而不敢下笔，就不对了。一个人一辈子所写的东西，要想一处“硬伤”都没有，我看几乎是不可能的。
翁先生很佩服陈先生寅恪先生，曾在课堂上说：“如果能请陈先生来京大，即使不上课，也是我们的光荣。”对西方学者，他最佩服伯希和。他对我说，伯希和真厉害，《马可勃罗游记诠释》中的一个注，就是一篇考据的大文章。
翁先生待人宽厚，一生帮助过许多人。试举数例如下。他的老师邓诚之先生为人耿直，议论无所顾忌。解放后，翁先生很怕他因发言不慎惹出事来，便劝邓先生退休，邓先生同意了。那个艰难的时候，翁先生对我说，邓先生幸亏退休了，否则很难过这一关。还有他保护几位教授的事。
后来，京大在合并于北大前，发生过一个“骂人团”事件。在一次批判会上有人要动武打人。翁先生在场，当时他是京大代理校长，左派教授，在学生中有较大威信，经他极力劝阻，才把事态平息下来。还有一次，我在他家遇到一位客人，这人走后，他对我说，这就是鼎鼎大名的萧乾。萧是《大公报》名记者，被错划为“右派”。萧也是京大校友。后来我知道，萧被划“右派”后，翁先生毫不歧视他，待之如常，而且多次帮助过他，故萧对翁很感激，常去翁宅看望。
还有就是周先生，周先生现在号称是国学大师啊，也是研究世界史的顶尖了，但是呢，我现在和唯一健在的先生反而基本上没有联系了，为什么呢？很多时候，我也不知道是谁的问题，我当初劝过他，他不听说我不进步，再到后来，等恢复了之后呢，他可能也是不好意思和我见面了吧，不管怎么样也是我的先生啊，哎！
有机会你自己看看梁效这个含义，就知道他的历史了，我也不想多说，你是想约他是吧，我呢他是不好见的，但是你呢，是他的三代嫡传，他还是要见的，否则就说不过去了，我明白你的意思，你是想更加的考虑的全面一些，我非常赞同，没问题，我来约吧，你别管了，你把你的时间告诉我，因为现在主要是你的时间不好定！
但是呢，对于周先生来说，我想告诉你的一句话就是，人啊，是要有底线的！然后就不再多说了！
在培养学术接班人的问题上，齐和思、翁健独、周一都是京大历史系毕业。他们是师兄弟。又都先后留学合弗大学，获博士学位。这是巧合吗？不是，是他们的老师洪煨莲先生精心培养的结果。
洪先生于上世纪二十年代毕业于合弗后，即回国任教燕京大学，执掌历史系多年。洪又是燕京合弗学社的中方负责人，有权推荐学生赴美留学。洪是一个十分难得的学术领导人，既有远见，又有魄力和办法。他有一整套培养历史人才的计划。据我所知，经他选拔培养成为历史学界名学者的，有郑德坤(考古)、齐和思(商周)、瞿同祖(汉)、周一(魏晋南北朝)、聂崇岐(宋)、冯家昇(辽)、翁健独(元)、王钟翰(清)、侯仁之(历史地理)、朱士嘉(方志)、陈观胜(佛派史)、邓嗣禹(制度史)等等。他想把华夏历史的每一段都安排一个有学术前途的学生去搞，他的计划终于基本实现了。这是多么大的贡献。真正够得上称为大师级的人物，不仅要自己学问大，而且要培养出一批杰出的接班人。
许乐，你明白了吗？光你自己强是不成的，要有传承，要能够形成森林，千万不能你是一棵大树，旁边都是草原，只是为了衬托你，明白了吗？学术不能中断，后继是否有人，至关重要。
先生其实就抽了一根烟，许乐看了看表，居然一聊都聊到了六点半，他看了看时间，“先生，我在下个月的最后一周要去豫州大学给他们做报告，他们都已经通过我的同学邀请了三次了；十八到二十二号是考试，十五号开大会，十四号就有好多人来了，可能会交流，所以我就是十五号前，在十二号下午我去禾子老家里，十号是培忠张先生到学校考察，也就是下一周还都好”！
“行了，我知道了，我订好了告诉你吧，走，回去跟我把邓先生那些资料拿过来吧，我算交出了，我轻松了”！先生的语气好了许多！
许乐跟着先生出了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