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韧说:“是这样,我有一个学堂的朋友,在家里好写玄幻小说,一写就是好几百万的字。◆云 来 阁 免 费小说◆这些玄幻小说,我先上来看着倒是蛮有意思的,但是看着看着就不敢看了,再看下去,真怕我的神经不好,崩溃了。我的这个朋友,以后的神经也出现了问题,老好胡言乱语,说着一些莫名其妙的话,做着一些匪夷所思的事情。”

    孙文说:“你说的这些事情,我也注意到了,这些玄幻小说,和现实世界格格不入,也是反科学的,天马行空,信口开河,把人弄得神魂颠倒,迷乱了现实和虚幻的世界。中国的小说市场,有先进的精神食粮,也有害人的糟粕,这些玄幻小说主要是看看读了以后能产生什么样的精神效果。像三国演义,红楼梦,西游记,确实是好书,既能提高人的各种知识,还能提高文学修养,但是所谓的玄幻小说,我就不敢苟同了,有的玄幻小说文学程度是挺高的,但是读了以后造成的精神伤害,也就更大。”

    公韧又问:“我有一个同学,成天看玄幻小说,什么事也不干,一本书竟然看了三年,看了三年骂了三年。如今换了一本玄幻又看起来了,这一本书不知道又要看几年?十后后,他总结道,自从看了第一本玄幻小说,我堕落了,每天通宵看它,每天上课也看它,无时无刻不在看它,我几乎全部时间都拿来看玄幻小说了,我也曾后悔过,可是这书瘾竟然也象毒瘾一样深入我的骨髓,深入我的思想,从此我的人生全毁了!”

    孙文说:“这也符合一部分宅男宅女的思想,不想通过艰苦的奋斗,就想得到巨大的成功,人都想寻求刺激,这些小说也都是刺激的一种。都说鸦片不好,可是抽的人还是大有人在。鸦片最起码官府还在禁,但这玄幻小说写得人多,读的人也多,不知救活了多少个出版商,却不知不觉就把人从精神上毒害了,比那鸦片烟还要可恶。你们这些年轻人,无数的事情等着你们去干,却把时间都耽误在玄幻上,一年两年,八年十年,太不值得了。中国的希望在于青少年,如果玄幻把青少年都害了,那么中国也就完了。”

    公韧叹了一口气说:“现在的玄幻小说影响太大,势力太强,后台太硬,我要是说它不好,肯定遭到所有喜爱玄幻人的攻击,所以压力山大。”孙文笑了笑说:“就和我们革命一样,有多少人支持我们啊!还不是反对的人多,但是不能为了反对我们的人多,我们就不革命了,中国就不前进了。”

    第二天,孙先生开了一个书单给公韧。书单上有卢梭的《民约论》、孟德思鸠的《万法精通》、约翰穆勒的《自由原论》、斯宾塞的《代议政体》、伯盖司的《政治学》、伯伦知理的《政治学提纲》、有贺长雄的《近世政治史》和《近时外交史》。

    公韧从日本书局购得了这些书。当他怀着既激动万分又忐忑不安的心情打开了这些书的时候,脑海里立刻出现了一个丰富而又奇妙的世界。它像是一种神奇的清洗剂,把公韧脑子里装的四书五经,儒学道学等腐朽不堪的东西悄悄荡涤得一干而净;它是一种革命的理论,把公韧心里的国分君臣官民,人分尊卑贵贱的思想彻底砸烂;它又像是一种新式武器,使公韧的脑子越来越充实了。对待那些政府派、保皇派,公韧可以和他们有理有据地斗争下去。

    《民约论》,或称《政治权利原理》,是法国思想家让?雅克?卢梭于1762年写成的一本书。

    卢梭相信,一个理想的社会建立于人与人之间而非人与政府之间的契约关系。卢梭认为政府的权力来自被统治者的认可。卢梭声称,一个完美的社会是为人民的“公共意志”(公意)所控制的,虽然他没有定义如何达成这个目标,但他建议由公民团体组成的代议机构作为立法者,通过讨论来产生公共意志。

    社会契约论的主要表述是探究是否存在合法的政治权威,“人是生而自由的,但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政治权威在我们的自然状态中并不存在,所以我们需要一个社会契约。在社会契约中,每个人都放弃天然自由,而获取契约自由;在参与政治的过程中,只有每个人同等地放弃全部天然自由,转让给整个集体,人类才能得到平等的契约自由。

    虽然卢梭喜爱仁君胜过其它的政府形式,他对此表达得含糊其辞。他阐明政府必须分成三个部分:主权者代表公共意志,这个意志必须有益于全社会;由主权者授权的行政官员来实现这一意志;最后,必须有形成这一意志的公民群体。他相信,国家应保持较小的规模,把更多的权利留给人民,让政府更有效率。

    人民应该在政府中承担活跃的角色。人民根据个人意志投票产生公共意志。如果主权者走向公共意志的反面,那么社会契约就遭到破坏;人民有权决定和变更政府形式和执政者的权力,包括用起义的手段推翻违反契约的统治者。

    读得高兴了,公韧拉着同样也在细心阅读的陈少白说:“你看,你看,《民约论》上写着,人皆平等,无贵贱上下之别,既无从属他人之责,又无制驭他人之权利。皇帝小儿也是人,和我们一样,为什么我们所有的人都得向他磕头?为什么都得听从他的圣旨?”陈少白也指着书上的一段说:“你看,你看,书上写着若夫民则固未尝仰衣食于君,而君则实仰衣食于民者,何得视民为奴隶者哉?皇帝、西太后和那些赃官们,饭来张口,衣来伸手,既不种地,又不织布,全指望人民供他们衣食,为什么他们反过来要统治我们。太不像话了?太不合理了?”

    《万法精通》又叫《论法的精神》,是18世纪上半叶杰出的启蒙思想家,近代资产阶级政治与法理学思想体系的主要奠基人,近代历史学派的创始人之一孟德斯鸠(1689-1755)的最主要著作。被称为“是亚里士多德以后第一本综合性的政治学著作;是到他的时代为止的最进步的政治理论书。”。此书由清末著名启蒙思想家、翻译家和教育家严复翻译。

    孟氏所集中讨论的不是具体的法律规范本身,而是法的精神,即法律符合人类理性的必然性和规律性。所以,孟氏把法律置于决定地位,认为只有法律才能保障人民的自由权利,而专制则是对人性的蔑视和对自由的践踏。他进而深入探讨了自由赖以存在的体制条件,并借此找到恢复自由的基本手段──三权分立,以权力制约权力,防止权力滥用。主张宪法统率下权力分立与制衡的政治制度。使法律、自由与宪法结合起来,奠定了宪政理论的基本框架,这也是孟氏对政治理论最杰出的贡献。

    孟氏有一个著名的段子,就是:“下级给上级送礼,而上级对下级没有任何义务,于是上下级合伙对人民没有义务。人人都认为每个上级对下级都没有义务,只有人民对各个上级有义务。在那里,人的命运与牲畜别无二致,只有本能、服从和惩罚……”

    孟德思鸠还说:“一种奴隶精神统治着亚洲,而且从来没有离开过,在那个大陆的全部历史中,不可能找到任何一点自由精神的痕迹,只能看到奴隶制的耀武扬威”;“在中国的全部历史中,连一点标志自由精神的痕迹都找不到,人们只能见到奴役的壮举”。

    陈少白讲了一个故事:“奴隶分为两种:身奴与心奴。身奴就是普通的或被迫的奴隶,心奴就是心甘情愿的、自动献身的奴隶。楚人和氏得玉璞楚山中,奉而献之厉王被而刖其左足。武王即位,和又献之武王而被刖其右足。文王即位,和乃抱其璞哭于楚山之下,三天三夜,泪尽而继之以血。王闻之,使人问其故。和曰:‘我不是为自己的脚被砍掉而伤心。只要君王能识宝,砍去双脚是我心甘情愿的。我的双脚本来没什么别的用处,长在身上就是为了让君王高兴,今天不高兴砍去一只,明天不高兴再砍去一只。只要君王知道我有多幺忠心耿耿,想砍多少就砍多少,只恨爹娘没给我多生几只脚。如果君王不砍我的脚而砍别人的脚,我会嫉妒得发疯。我最痛心的是君王不知道我被砍脚是我心甘情愿的,我最寝食不安的是君王不明白我的忠心,我最忧心如焚的是君王以为我被砍了脚会对他怀恨在心──如果君王为此而不安心,那我就万死莫赎了。’在奴才看来,君王虐待自己,就是要自己做他的奴隶;君王不虐待自己,就是不要自己做他的奴隶了。所以,被君王砍脚杀头,就是无上幸福、就是皇恩浩荡!”

    公韧骂道:“纯粹的奴才,也就是心奴,这才是最可怕的。”

    公韧也讲了一个故事,说:“赵盾的门客(奴才)程婴、公子杵臼舍命救护赵氏孤儿,前者牺牲了自己的儿子,后者牺牲了自己的生命。程婴十几年忍辱偷生,直至将赵氏孤儿抚养成人为赵家复仇后,也自尽而死。”

    陈少白也说:“这是纯粹的身奴加心奴。”

    《论自由》,又叫《自由原论》是十九世纪英国哲学家、逻辑学和经济学家约翰穆勒的著作。该书是自由理论体系的集大成之作,论述了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公民自由权利,在西方被高度评价为“对个人自由最动人心弦,最强有力的辩护。”

    《论自由》这部著作的要义可以概括为,只要不涉及他人的利益,个人(成人)就有完全的行动自由,只有当自己的言行危害他人的利益时,个人才应接受社会的强制性惩罚。这就是穆勒所划定的个人与社会的权利界限。如果整个人类,除一人之外,意见都一致,而只有那一个人持相反意见,人类也没有理由不让那个人说话。正如那个人一旦大权在握,也没有理由不让人类说话一样。

    《论自由》肯定思想和讨论自由,并要求政府不仅要通过消极地不干预来保障公民自由,还须依靠立法来创造和增进公民自由。体制发挥作用的方式主要是社会,社会要素被引入穆勒对自由的讨论之中。穆勒认为,政治自由和社会自由本身具有价值,人们对自由的追求不仅于己有利,也使社会能从中得到好处。

    公韧鼻子哼了一下说:“当今的中国,还谈得上什么自由,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大夫不均,我从事独贤。皇帝是一人说了算,一切人都得听他的,要是不听他的,那就是不忠,那就是叛民。”

    陈少白说:“现在也不能全这么说,这个光绪还是不错的,已经开始了一点儿言论自由,也让有的汉人说了几句真话,就是慈禧、荣禄之辈太坏。可惜啊,可惜,就是这点儿自由,我看也维持不了多长时间。”

    斯宾塞尔(1820——1903)是近代英国著名的哲学家,也是19世纪欧州最有影响的教育思想家。

    斯宾塞尔的学说曾在维多利亚时代盛行一时,在1880—1914年这30多年里,他对很多国家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但由于这个学说存在一些流弊,而导致了世界上多年连绵不断的战争,随后这个学说逐渐被人们所憎恶,所淡忘。但以前的那些流弊在逐渐被解决以后,这个学说又复兴起来了,对世界的和平与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斯宾塞尔认为,各种工业发达,自然有一种经济的需要,不能不去分工,分工以后让各人自己在经济上面竞争,人类自然因竞争而进步。这种方法还可以使他们你卖我买,自由贸易,不受政府干涉,养成他们一种觉悟,知道人类应该是互相帮助,互相依靠的。自由贸易促使人们觉悟,彼此冲突是最不经济的事,于是商业的关系就更为密切,诸凡国内国际种种养成仇恨的势力均可***消,世界上的冲突,矛盾便可从经济发展上解决,战争行为也就可避免了。

    他的这种学说是建立在自由贸易,自由竞争的分子在能力上平等,但事实上并非如此,事实上的商业竞争是强弱不等的,在国内大资本家靠其雄厚的资本,压制小资本家的发展,甚至在某行业搞垄断,而失去自由竞争的意义;在国际上,强国欺负弱国,掠夺原料,倾销商品,甚至发动侵略战争,聚敛大量财富;强国与强国之间因争夺殖民地,利益范围也会发生冲突,甚至战争。长期矛盾的积累,便引起了世界范围的大战争,给人民带来了巨大的苦难。他的这种学说在应用的时候,所得到结果正好与理想中的结果适得其反。

    公韧说:“斯先生说得这些话,我不赞成,世界上哪有公平二字啊,英国的鸦片大量地倾销中国,我们稍微有点儿反对意见,他们就用大炮对付我们,太欺负人了。”

    陈少白说:“这个事,也不是不能解决,等我们强大了,和他们力量平等了,再建立上一个反不正当竞争法,或者反垄断法之类的条约,这个事不就解决了吗。”

    公韧说:“那得等我们推翻清朝了吧。”

    陈少白又说:“两国打仗是最不经济的事,我们和西方国家开仗,他们失去了世界上五分之一的人口,而我们失去了西方的科学技术。只有两国贸易往来,才是对两方面都有利的事。”

    伯伦知理( 1808-1881)生于瑞士苏黎世,是当时欧洲知名的学者、政治家;著有<<一般国家法>>、<<德意志国家词典>>、<<国家学(论) >> 等, 在国家理论和国际法领域有一定影响。有贺长雄(1860-1921),字帚川,出生于日本大阪;法学博士、文学博士;是当时世界一流的国际法专家,在中国清末留学日本热潮中,他是很多中国青年的老师。主要著作有:《日清战争国际**》、《国法学》、《近时外交史》。

    公韧和陈少白对这些理论问题越讨论越热烈,对这些书与刊物越读越有兴趣,不禁到了废寝忘食、日夜攻读的程度。

    有一日,忽然有敲门声,陈少白就问:“谁呀?”门外有人答:“是我呀,杨衢云。”陈少白不听便罢,听了就大骂道:“你不在香港好好地当你的伯理玺天德,又跑到这里来干什么?”而孙文也听到了是杨衢云的声音,脸色也是一沉,对陈少白说:“这个杨衢云啊,准是又犯病了吧,怎么今天到这里来了!?”陈少白继续大骂道:“杨衢云伯理玺天德,你这么大的身份,跑到我们这个小地方来做什么?我们这里的庙小,盛不下你,赶紧走吧,赶紧走吧,我们不欢迎你!”杨衢云几乎是哀求着说:“你们总得让我进门啊,进了门再听你们的教育还不行吗!”

    (杨衢云到底要说什么,且听下回分解。感谢各位朋友的大力支持,请收藏,请评论,请投花,请投凸票,请动一下金手指,点一下顶或者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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