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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李世民)平定两国(百济与高句丽),平壤以南,百济土地,竝乞(竝bing,同‘并’)新罗,永为安逸。

    “人心所向,百鸟朝凤”之意也!也就是说,百济,新罗等都是大唐属国,说通俗点讲就是大唐的一个道(省)。无论太宗李世民说过谁归谁管,都不能越过中央政府直接伸手去要,更遑论去抢了。

    像金法敏这种自己去抢的行为而招致大唐出兵的事件,严格来说不是大唐“对外”用兵,而是“安内”:金法敏擅动干戈,搁以前这叫“造反、叛变”!我大唐是在“平叛”,是内政,家事!

    上面分析大概如此,如果有点绕,没关系,我挂点时事新闻出来,大家就明白了!

    ,撤销秦淮区与白下区,以原两区所辖区域设立新的秦淮区;撤销鼓楼区与下关区,以原两区所辖区域设立新的鼓楼区……无论撤销谁,也无论归属谁,更无论叫什么名字,原秦淮区与白下区还是南京市的行政地盘,归南京市管辖,再怎么调也还是中国的地盘。现在肯定明白了!

    百济与新罗的关系对于大唐来说,按照李世民的意思就是“撤销百济与新罗,以原两国所辖区域设立新的新罗(名字都起好了,就叫鸡林道都督府)”,是内部调整。

    好了,第一个问题搞清楚了,万幸的是我们没有被金法敏绕进去!第二,金法敏的狡辩;在回信中,金法敏了历数了即位以来十年间的贡献,从显庆五年的灭百济。到总章元年的灭高句丽,新罗出兵出粮,一派忠诚无怨。

    接下来就为自己出兵熊津都督府进行了狡辩。(为了故事的完整性,我还是想分析一下。看看金法敏的伎俩。)大唐的史料对于这方面是只字未提,我们就从金法敏自己写的回信中来入手吧。

    按照金法敏的说法,之说以要出兵熊津都督府,是因为熊津都督府的言而无信!缘由是什么?“恐彼此(熊津都督府与新罗)相疑,宜令两处官人。互相交质”是说为了建立双方的信任,双方互派人质到对方,

    在古代,是惯用的方法。那么熊津都督府如何“言而无信”了呢?“百济(熊津都督府)虽许交质,城中仍集兵马”意思就是说熊津都督府答应派人质了,但是城中却仍然还有兵马聚集。

    而且我新罗“到彼城下”后,你熊津都督府还“夜则来打”!笑死人了!滑天下之大稽!双方是互派人质,人质派了就好了,你还管人家聚集不聚集人马?好了,即使聚集人马了又怎样?

    人马你自己可说了。是在“城中”,又没派到你新罗来!再说了,既然相互派人质,你新罗为什么又出兵到熊津都督府(到彼城下)?都到人家城下了,欺负到人家家门口了,还不许人家来打你(夜则来打)?

    就好比一个强盗跑到你家门口耀武扬威,而且还不许你出来自卫,只能等着挨打?什么逻辑!也就你金法敏能够说得出来!羞死人了!

    好了,即使我分析的不对,即使你金法敏说的有道理。那么遇到这种事情,你金法敏也不能擅自行动侵占熊津都督府82座城池,而应该赶快上报中央政府,上头自有定夺!

    你却在侵占了82城之后才想到派使者到中央陈述原委。虽然连派了两拨使者,但因为你办事能力太差,使者都没能到达洛阳,也不能怪我大唐“国家不降一介之使,垂问元由”啊!

    而人家熊津都督府办事能力就比较靠谱了,派出使者顺利到达京都。向皇帝陈述了事情的始末,你却诬赖人家熊津都督府恶人先告状(——百济构架奏云“新罗反叛”)!金法敏啊,你这张嘴,真是颠倒黑白,混淆视听,比忽悠高延寿的那大唐使者都厉害,那使者嘴里跑的是火车,我看你嘴里飞的是火箭!

    庆幸的是,我们不是高延寿,即使你飞火箭、飞陨石,也不能信你!金法敏的回信大概就以上主要内容。最后,他不忘捧一下薛仁贵“英雄秀气,将相之才,

    七德兼备,九流涉猎……”并希望薛仁贵替他多多美言几句,表示自己肯定会好好做一个臣子,尽忠尽责,永为藩属……好了,好了,不听他在这里表态了,没句真话(当然了,除了歌功颂德之外),看看他以后的表现

    嚣张的金法敏我们并不相信金法敏的诚意,当然了,金法敏自己也不相信自己的诚意。因为他压根儿就没诚意,所谓的《答薛仁贵书》,只是忽悠人的外交辞令罢了,当不得真。

    这不,回信刚送过去,金法敏就有动作了!“置所夫里州,以阿湌真王为都督”——《三国史记》卷七单单这么一条记载会让人摸不着头脑:金法敏设一个市而已,跟有没有诚意能挂钩吗?(唐时的行政区域设置为道、州、县,对应今天大概就是省市县三个级别)那我们就先看看这个所夫里州在哪里。

    遗憾的是,史料里就留了这么一句话,开始我也不知道是哪里,不过,一推敲,还是能推出来的。如果能够找到参照物,就能确定所夫里州的位置。《本纪》里没有,我们就到《地理志》里找找,看看能不能挖出点蛛丝马迹来!找到了:条件1:

    。

    以上两个条件可以简化为:汤井郡被改为州;只设立了一个所夫里州;综合两点可以得出结论:所夫里州就设在原汤井郡汤井郡在什么位置,熊津都督府的府治(即省会)泗沘城以北。

    位置确定了,我们就继续挖掘,新罗所设置的所夫里州的意图又是什么,与金法敏有无诚意有关联吗?有关联。这就要从所夫里州的来源说起来了。所夫里州的这个“所夫里”名字并不是金法敏新起的,而是早就存在的,只是后来被改成其他名字了。

    早在百济灭亡之前,就存在过所夫里郡,开始只是百济普通的一个郡而已,并没有特别。但是在公元538年,所夫里郡的身份地位发生了变化——成为了原百济新的都城泗沘所在的郡。

    “百济……至二十六世圣王移都所夫里,国号南扶余”;百济国名改成了南扶余,所夫里郡改名为扶余郡。国都也定在了所夫里郡的泗沘城,即现在的熊津都督府府治所在。

    “扶余郡,本百济所夫里郡”;原百济的国都泗沘城在所夫里郡的辖区内。

    所以,金法敏设置所夫里州(名字已经从郡改为州,但是实际意义没有变化)的意思也明白了:就是你现在熊津都督府的府治(省会)泗沘也在我所夫里州的辖区内。

    上面这个有点乱是吧。我看着也乱,没办法,从混乱而又原始的史料中分析问题就是个乱中求顺!过程很繁琐,但是结果很明了:金法敏在意淫!

    意淫着我金法敏就是把你的府治纳入到我的地盘中了!金法敏的所谓“意淫”是我给他的定义,但是真实的金法敏并没有任何意淫的意思,他的真实目的是向大唐示威——我绝不会放弃攻占熊津都督府!

    所以说金法敏有诚意吗?没有!我可没冤枉他!如果大家现在被我绕地思路还有点混乱,我就说个直观点的、相似的例子吧,看完您肯定能够明白:

    金法敏的这个做法,就有点像今天日本政府的做法,以为把钓鱼岛改名为尖阁列岛就是你日本的领土了?送他们一个字:滚!送他们两字:意淫!

    大家现在大脑肯定清晰了!(别怪我分析得罗嗦啊。这个问题也耗费了不少时间。)虽然金法敏在进行赤裸裸的威胁,可是在所有中外史料中,此后,都没有大唐与新罗在熊津都督府大规模交战的记录,直到第二年即公元672年,熊津都督府全部陷落。

    这不符合我们对薛仁贵的认知,更不符合我们对大唐的认知。未战而失地!熊津都督府陷落,前朝之功殁于旦夕,昔日的属国新罗竟然从东征西讨所向披靡的唐军手中掠夺去大片领土,这背后到底隐藏着怎样深层的原因?1

    400年前。在朝鲜半岛上究竟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真相,我们继续挖掘!

    虽然在熊津都督府唐济联军的力量很薄弱,但是金法敏还是有自知之明的,不敢贸然与之直接开战。因为驻守此处的可是曾经摧毁15万高句丽大军意志的薛仁贵。

    即使新罗凭借优势兵力能够击败现有的唐军,可不得不考虑薛仁贵背后的大唐,名义上为新罗宗主国,实力上强过新罗何止数倍。是为投鼠忌器也!

    金法敏有更好的办法来击败唐军,或者说迫使大唐撤军,而无需直面薛仁贵!

    那就是采取消耗战术:唐军远离本土。补给极为不便,通过消耗战、持久战,拖垮唐军,逼其退兵。金法敏为了早点逼退唐军,他没有单纯地坐等唐军粮尽,而且还主动出击,打击唐军的海上运粮队,从源头上扼住唐军的命门。

    。

    “(文武王十一年)冬十月六日,击唐漕船七十余艘,捉郎将<钳耳大侯>士卒百余人,其沦没死者,不可胜数,级湌<当千>功第一,授位纱湌”后勤补给跟不上,兵微将寡,唐济联军实力进一步被削弱。

    在史料中,再无唐军主动出击的记录了。既然唐军不出来,那新罗就出动了。“文武王十二年(公元672年)春正月,王(金法敏)遣将攻百济古省城,克之”古省城,位于泗沘城北约14里处,新罗正步步逼近熊津都督府的府治所在泗沘城。

    “文武王十二年二月,攻百济加林城,不克。”加林城,有印象的朋友还能记起来,位于泗沘城与周留城之间,依山傍水,形势险峻,易守难攻。扼守在白江之水陆要冲,为唐军沿白江顺流而下进入黄海,从海路撤退的要塞。

    若加林城丢了,驻守泗沘城的唐军就被包了饺子,跑不了了。所以,其他地方可以丢,加林城不能丢,新罗打不下来也就能够理解了。

    加林城之戰后,再无唐与新罗在熊津都督府交战的记录了。“再无”?,那熊津都督府的唐军去了哪里?——已经撤军回国了。唐军撤了?史料有直接记载吗?依然没有!

    但是史料记载的其他史实可以佐证这一点!第一,当年八月,新罗出兵高句丽故地,在石门与唐军发生了一次规模较大的战斗,战斗中,新罗阵亡多名高级将领,包括大阿湌晓川(五级官员,只有身为王室的真骨身份的人才能担任),阿湌能申、豆善(六级官员),一吉湌安那含、良臣(七级官员),纱湌义文、山世(八级官员)等等。

    一次战役竟然阵亡真骨一名,六级官两名,七级官两名,八级官两名。这还只是记录在册的,其他下级官员应该更多。

    说明参加此战的绝对是新罗主力!新罗主力来到高句丽故地与唐军交锋,说明熊津都督府的唐军威胁已经解除,所谓威胁解除就是唐军已经撤兵,熊津都督府已经没有唐军力量存在了。如果仅凭这一点就断定唐军已经撤军,过于草率,我们再找第二个佐证。

    第二,“十年(公元671年)十一月,对马国遣使沙门道久……曰‘唐国使人郭务淙等六百人,送使沙宅孙登等一千四百人,总合二千人,乘船四十七只,俱泊于比知岛,相谓之曰:今吾辈人船数众,忽然到彼,恐彼防人惊骇射战。(未完待续。)xh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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