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首发网站“于彼新邑，造我旧周。光宅四表，权制**。”
宰相裴炎未能见到武皇登极，这个深明春秋大义的顾命大臣，已于光宅元年离开了这个世界，离武周称制只有短短的六年。
裴炎出身名门望族，笃志十年，以明经及第之身进入仕途，累历兵部侍郎、中书门下平章事、侍中，中书令。高宗调露二年入相，为同中书门下三品，永隆二年由黄门侍郎迁侍中，主管门下省。高宗晚年，他与同为宰相的刘仁轨、薛元超辅佐过太子李显；高宗患病，命太子监国，他与黄门侍郎刘齐贤，中书侍郎郭正一同时授命协助太子处理日常政务。在高宗痛疾缠身疏于朝政之时，他积极支持武后处理国政。中宗李显即位，裴炎迁中书令。在中宗李显不顾法统、一意孤行，企图把韦皇后之父韦玄贞从刺史提升到侍中，又准备把其乳母的儿子提升到五品官位的时候，裴炎固争，以为不可，中宗发怒说：“我即使有意把国家让给韦玄贞，难道又有什么不可以?为什么要吝啬侍中这一职位呢?”在裴炎看来，一个连国都可以捧手相让的国君，还有什么做不出来的事情呢！劝谏无果，裴炎便将皇帝的荒唐之举及时禀报武后。把皇权看得比生命还重的武后，没想到自己的儿子竟然如此轻率，如此不珍惜自己的君主地位，于是，以她果断行事的一贯作风，立即召集百官到亁元殿，命裴炎与中书侍郎刘祎之、羽林将军程务挺、张虞勖勒兵入宫，宣太后令，废中宗为庐陵王。裴炎定策有功，被封爵河东县侯。
睿宗李旦即位，朝臣甚为欣慰。然而，临朝理政的仍不是皇帝而是太后，这就大大出乎朝臣乃至天下意料之外。本来，武后理政并非今日之举，在先帝高宗麟德年后的二十几年间，其朝政几乎都在武后的掌控之下，被朝臣称之谓“二圣”，只不过当时高宗患疾，她只是以辅佐高宗的身份出现，形式上并没有直接取代皇帝，虽然她的作为也曾引起过朝臣的非议，受到其子李弘、李贤两任太子的抵制和反对，造成过一些周折，但还处于朝臣可以接受的范畴，并未出现多大的动荡。更重要的是，在这样一个特定的环境下，武后通过自己的作为，从一个侧面和更大的空间为大唐集聚了人才，也为她自己开辟了人脉，积累了治国理政的经验，朝臣由此领教了她的才华与风范。在既成的事实面前，或多或少地接受了当时的朝政格局。出现了包括裴炎在内的一批折服于她的大臣。如今的武后，不是在幕后辅佐皇帝。而是以太后之身走上前台代替皇帝理政。这种一反常态的举动，直接剥夺了皇帝的权力，中断了朝臣与皇帝之间法定的依存关系，变本加厉地打破了整个大唐皇室的朝政格局，引起了朝臣的不安；对于裴炎这帮扶持睿宗李旦上台，一个个以“废昏立明”功臣自居、踌躇满志的大臣来说，更是泼了一瓢冷水。裴延一帮大臣废弃李显，原本是要让李旦能够自主理政，做一个名正言顺的皇帝；他们完全相信李旦。更认为武后也应该完全相信才是。然而，朝臣哪里会想到，由于中宗李显桀骜不逊的行为，也由于裴炎这帮大臣“废昏立明”的举动，武后对皇帝、对大臣的不信任比以往更为严重。
一代重臣，裴炎忠于大唐皇室，对辅佐皇室更是躬身尽力。调露二年，他以黄门侍郎身份，奉诏与中书侍郎薛元超、御史大夫高智周等协助武后废弃章怀太子李贤之后。对新任太子李显寄予厚望。
像许多顾命大臣一样，他把辅佐太子看成是皇室对自己的器重，因而十分珍重这份神圣职责。在高宗、武后东巡洛阳期间，他与大臣刘仁轨、薛元超留守长安。悉心辅佐太子处理朝政，让太子尽快熟悉朝纲，提高理政能力。还不时以圣贤之道鞭策和匡正太子的行为，可谓呕心沥血。
然而。太子李显并不买他的账，也同样不买母后的账；特别是登上皇位后。那近似疯狂的无知和高傲，还有那急于摆脱掣肘自行其事的举动，令裴炎这帮顾命大臣大失所望，也令武后大为不满。李显不是他们心目中的大唐明君，很难传承大唐祖业。当中宗李显容不得他们的时候，裴炎他们毫不犹豫地通过武后废弃了这个同样不能容忍母后的皇帝。
睿宗李旦继位，重新燃起了裴炎安邦治国的希望。他知道这是一个弱势皇帝，其气势和才华远不能与其母后相比，更不能同其先祖相提并论，但他的人品却远远超过中宗李显。裴延看重李旦的人品，自认为作为一个守成之君，皇帝的人品和风范更胜于皇帝的作为。
裴炎恪守为臣之道，十分在乎皇帝麾下名正言顺的大臣名分。他知道李旦是一个难断朝纲有作为的皇帝，但皇帝的柔弱又不失为他施展才华，实现抱负，留名青史创造难得的机会。名正言顺求得功名，是他进入仕途孜孜追求的目标，也是他最终的精神归宿。
他有这种自信，也不乏雄才大略。正是凭着这种自信和超凡才华，他可以鳌居群首，敢做敢为，赢得应有的威望和尊严。他可以与武后合作，共同辅佐皇帝，却不甘心不愿意看到一个有能力有作为的母亲代替儿子亲理朝政。
在此之前，裴炎一直敬重武后，十分敬佩武后的才华和作为，在武后实际掌握皇权期间，他与武后的合作是真诚的，也是很有作为的，并由此赢得了武后的充分信任，但那时的所作所为都是在辅佐先帝高宗、维护大唐江山社稷的名义下进行的，共同的目标和责任，使他们气息相通，心心相印，他们均得到先帝的信任和认可。他深明君臣之道，相信天子的权力是上天所赋予，愿意在皇帝面前俯首称臣，却不能理解武后现在的所作所为。
像所有正统的大臣一样，他所遵守的是一个大臣应该遵守的行为准则，他要维护的是以皇权为要旨、为权威的朝纲，他要守住的是作为朝中大臣的那份尊严；
当武后临朝理政、皇帝的权力被剥夺的时候，就自觉他所坚守的那块阵地在渐渐地失去，天子门庭下的大臣名分和尊严无形之中在被扭曲、被剥夺，一种被愚弄被抛弃的屈辱感油然而生。
他开始厌倦与武后的合作，虽然没有表现出直接的对抗，但却不时对武后的行为提出非议甚至责难。
武后的侄子武承嗣请立武氏七庙及追王父祖，武后欲要许可，他出面进谏干涉：“皇太后为天下之母，当以圣德临朝，以至公之心示天下。不宜偏私追王自家父祖。”
见武后不以为然，他进而言道。“太后岂不知吕后是怎么失败的吗？为臣的恐怕后代看今天，就像今天看昔日的吕后一样。”这出言不逊的态度。分明是在对太后发泄不满，也是在有意抵触太后的行为。
本来，直言进谏是大臣的本份，如果裴炎不说出昔日吕后的那番话来，武后似乎可以接受；一旦被他说了出来，即令武后震惊，甚至愤怒。武后反驳道：“吕后是分封在世的亲戚而失败；我只是追尊已故的祖先，岂可同日而言？”裴炎坚持：“事当防微杜渐，不可长尔。”
武后不再与他争辩。立庙、追封父祖之事由皇帝李旦下诏得以实现。从这里，武后也多少看出了裴炎的心思,彼此的隔阂就此产生，彼此结怨也由此开始。一件突发事件，最终导致裴炎同武后的彻底决裂。
事件发生在光宅元年的扬州兵变。这是由前眉州刺史、英公爵李敬业发动，有其弟前周至县令李敬猷，还有前给事中唐之奇，前长安主簿骆宾王，前太子宫詹事府司直杜求仁等共同参与的一场叛乱。他们在十天之内聚齐十万之众，矛头直指武后。其声势威震朝野。
事情的起因是，李敬业等均因对武后控制皇权又重用武姓子弟发泄强烈不满而结怨武后，由此受到朝廷指控。李敬业贬任柳州司马；唐之奇贬任括苍令；骆宾王贬任临海令；杜求仁贬任黝县丞；李敬猷也受牵连被贬官。
当时，他们都客居扬州。由于各人都对受到的惩罚耿耿于怀。又对武后擅权愤愤不平，于是不谋而合地乃以拥护庐陵王李显复位为号召，阴谋发动兵变。
他们先是捏造扬州长史陈敬之阴谋叛变。串通并假意报告在朝廷的同党、御史薛璋，通过御史薛璋火速将陈敬之追捕下狱；在完成一系列部署之后。李敬业又假造皇帝命令杀害了陈敬之。
而在扬州官府面前，李敬业则自称新任扬州司马前来当差。又谓奉太后密旨，调兵讨伐高州蛮族酋长冯子猷谋反，并以此为由，打开府库；命令参军李宗臣释放囚犯、役工几百人，发给他们兵器；宰反对他们的录事参军孙处行示众立威。紧接着，在扬州开设匡复府、英公府、扬州大都督府，李敬业本人以匡复府大将兼扬州大都督自居，任唐之奇为左长史，杜求仁为右长史，李宗臣为左司马，薛璋为右司马，江都令韦知止为英公府长史，骆宾王为艺文令，前御史魏思温为军师。
起兵的一切准备工作就绪，李敬业撕破面具，抛弃前番所扮演的角色，找来一个酷似李贤的人做替身，宣称太子李贤未死，逃到扬州，令我发动反抗。
他通过骆宾王书写讨伐武后的起兵檄文分送到各州县,企图激起全国对武后的愤恨，煽动民众对武后的反抗。不久，就有楚州司马李崇福率领所统辖的三县人马响应。于是，一场惊天动地的叛乱随之爆发。
李敬业本应姓徐。早在唐高祖时期，他的祖父徐世勣因武功盖世，品德高尚，得高祖李渊赏析,被赐予李姓，时为李世勣。
永徽年间，因犯太宗李世民之名讳，改单名勣，曰李勣，乾封二年，这个战功卓著、威名远扬的功臣去世，被追赠太尉，扬州大都督。李敬业乃沿袭其祖父姓李，并按朝廷惯例被授予爵位。
武后向宰相裴炎问策，以求取得他的支持。
裴炎不以为然，却怪罪武后道：“天子年长，未俾亲政，乃至滑竖有词。”声称，“若太后返政，则此贼不讨而解。”所谓“至滑竖有词”，实际上就是指责武后不还政于皇帝的行为，让李敬业这帮小子授以口舌。
在这危难时刻，一个阅历甚深、举足轻重的大臣，不但不能为武后出谋献策，反而为李敬业开脱罪责，把李敬业他们的谋反归咎于武后，这种隔岸观火、见死不救的行为，在武后看来，无疑于与徐敬业坑壑一气。
即便是局外人也不难看出，当李敬业打出“拥立中宗，匡扶唐室”旗号造反的时候，裴炎用冷漠和强硬回敬武后，虽不是直接响应李敬业，也不至于赞成或支持李敬业以造反方式迫使武后下台，但却是他多日积蓄在心中对武后迟迟不还政于皇帝强烈不满的宣泄。
说到底，他希望武后还政于皇帝的心情是迫切的，对李敬业他们的同感也是显而易见的。
在裴炎看来，只要武后还政于皇帝，就可以化干戈为玉帛。武后当然不会这样来理解，裴炎不能旗帜鲜明地反对李敬业造反，这就等于支持或默认李敬业的造反，后来查明，同李敬业一起造反的就有裴炎在朝廷的亲属薛璋。(未完待续。。)
宰相裴炎未能见到武皇登极，这个深明春秋大义的顾命大臣，已于光宅元年离开了这个世界，离武周称制只有短短的六年。
裴炎出身名门望族，笃志十年，以明经及第之身进入仕途，累历兵部侍郎、中书门下平章事、侍中，中书令。高宗调露二年入相，为同中书门下三品，永隆二年由黄门侍郎迁侍中，主管门下省。高宗晚年，他与同为宰相的刘仁轨、薛元超辅佐过太子李显；高宗患病，命太子监国，他与黄门侍郎刘齐贤，中书侍郎郭正一同时授命协助太子处理日常政务。在高宗痛疾缠身疏于朝政之时，他积极支持武后处理国政。中宗李显即位，裴炎迁中书令。在中宗李显不顾法统、一意孤行，企图把韦皇后之父韦玄贞从刺史提升到侍中，又准备把其乳母的儿子提升到五品官位的时候，裴炎固争，以为不可，中宗发怒说：“我即使有意把国家让给韦玄贞，难道又有什么不可以?为什么要吝啬侍中这一职位呢?”在裴炎看来，一个连国都可以捧手相让的国君，还有什么做不出来的事情呢！劝谏无果，裴炎便将皇帝的荒唐之举及时禀报武后。把皇权看得比生命还重的武后，没想到自己的儿子竟然如此轻率，如此不珍惜自己的君主地位，于是，以她果断行事的一贯作风，立即召集百官到亁元殿，命裴炎与中书侍郎刘祎之、羽林将军程务挺、张虞勖勒兵入宫，宣太后令，废中宗为庐陵王。裴炎定策有功，被封爵河东县侯。
睿宗李旦即位，朝臣甚为欣慰。然而，临朝理政的仍不是皇帝而是太后，这就大大出乎朝臣乃至天下意料之外。本来，武后理政并非今日之举，在先帝高宗麟德年后的二十几年间，其朝政几乎都在武后的掌控之下，被朝臣称之谓“二圣”，只不过当时高宗患疾，她只是以辅佐高宗的身份出现，形式上并没有直接取代皇帝，虽然她的作为也曾引起过朝臣的非议，受到其子李弘、李贤两任太子的抵制和反对，造成过一些周折，但还处于朝臣可以接受的范畴，并未出现多大的动荡。更重要的是，在这样一个特定的环境下，武后通过自己的作为，从一个侧面和更大的空间为大唐集聚了人才，也为她自己开辟了人脉，积累了治国理政的经验，朝臣由此领教了她的才华与风范。在既成的事实面前，或多或少地接受了当时的朝政格局。出现了包括裴炎在内的一批折服于她的大臣。如今的武后，不是在幕后辅佐皇帝。而是以太后之身走上前台代替皇帝理政。这种一反常态的举动，直接剥夺了皇帝的权力，中断了朝臣与皇帝之间法定的依存关系，变本加厉地打破了整个大唐皇室的朝政格局，引起了朝臣的不安；对于裴炎这帮扶持睿宗李旦上台，一个个以“废昏立明”功臣自居、踌躇满志的大臣来说，更是泼了一瓢冷水。裴延一帮大臣废弃李显，原本是要让李旦能够自主理政，做一个名正言顺的皇帝；他们完全相信李旦。更认为武后也应该完全相信才是。然而，朝臣哪里会想到，由于中宗李显桀骜不逊的行为，也由于裴炎这帮大臣“废昏立明”的举动，武后对皇帝、对大臣的不信任比以往更为严重。
一代重臣，裴炎忠于大唐皇室，对辅佐皇室更是躬身尽力。调露二年，他以黄门侍郎身份，奉诏与中书侍郎薛元超、御史大夫高智周等协助武后废弃章怀太子李贤之后。对新任太子李显寄予厚望。
像许多顾命大臣一样，他把辅佐太子看成是皇室对自己的器重，因而十分珍重这份神圣职责。在高宗、武后东巡洛阳期间，他与大臣刘仁轨、薛元超留守长安。悉心辅佐太子处理朝政，让太子尽快熟悉朝纲，提高理政能力。还不时以圣贤之道鞭策和匡正太子的行为，可谓呕心沥血。
然而。太子李显并不买他的账，也同样不买母后的账；特别是登上皇位后。那近似疯狂的无知和高傲，还有那急于摆脱掣肘自行其事的举动，令裴炎这帮顾命大臣大失所望，也令武后大为不满。李显不是他们心目中的大唐明君，很难传承大唐祖业。当中宗李显容不得他们的时候，裴炎他们毫不犹豫地通过武后废弃了这个同样不能容忍母后的皇帝。
睿宗李旦继位，重新燃起了裴炎安邦治国的希望。他知道这是一个弱势皇帝，其气势和才华远不能与其母后相比，更不能同其先祖相提并论，但他的人品却远远超过中宗李显。裴延看重李旦的人品，自认为作为一个守成之君，皇帝的人品和风范更胜于皇帝的作为。
裴炎恪守为臣之道，十分在乎皇帝麾下名正言顺的大臣名分。他知道李旦是一个难断朝纲有作为的皇帝，但皇帝的柔弱又不失为他施展才华，实现抱负，留名青史创造难得的机会。名正言顺求得功名，是他进入仕途孜孜追求的目标，也是他最终的精神归宿。
他有这种自信，也不乏雄才大略。正是凭着这种自信和超凡才华，他可以鳌居群首，敢做敢为，赢得应有的威望和尊严。他可以与武后合作，共同辅佐皇帝，却不甘心不愿意看到一个有能力有作为的母亲代替儿子亲理朝政。
在此之前，裴炎一直敬重武后，十分敬佩武后的才华和作为，在武后实际掌握皇权期间，他与武后的合作是真诚的，也是很有作为的，并由此赢得了武后的充分信任，但那时的所作所为都是在辅佐先帝高宗、维护大唐江山社稷的名义下进行的，共同的目标和责任，使他们气息相通，心心相印，他们均得到先帝的信任和认可。他深明君臣之道，相信天子的权力是上天所赋予，愿意在皇帝面前俯首称臣，却不能理解武后现在的所作所为。
像所有正统的大臣一样，他所遵守的是一个大臣应该遵守的行为准则，他要维护的是以皇权为要旨、为权威的朝纲，他要守住的是作为朝中大臣的那份尊严；
当武后临朝理政、皇帝的权力被剥夺的时候，就自觉他所坚守的那块阵地在渐渐地失去，天子门庭下的大臣名分和尊严无形之中在被扭曲、被剥夺，一种被愚弄被抛弃的屈辱感油然而生。
他开始厌倦与武后的合作，虽然没有表现出直接的对抗，但却不时对武后的行为提出非议甚至责难。
武后的侄子武承嗣请立武氏七庙及追王父祖，武后欲要许可，他出面进谏干涉：“皇太后为天下之母，当以圣德临朝，以至公之心示天下。不宜偏私追王自家父祖。”
见武后不以为然，他进而言道。“太后岂不知吕后是怎么失败的吗？为臣的恐怕后代看今天，就像今天看昔日的吕后一样。”这出言不逊的态度。分明是在对太后发泄不满，也是在有意抵触太后的行为。
本来，直言进谏是大臣的本份，如果裴炎不说出昔日吕后的那番话来，武后似乎可以接受；一旦被他说了出来，即令武后震惊，甚至愤怒。武后反驳道：“吕后是分封在世的亲戚而失败；我只是追尊已故的祖先，岂可同日而言？”裴炎坚持：“事当防微杜渐，不可长尔。”
武后不再与他争辩。立庙、追封父祖之事由皇帝李旦下诏得以实现。从这里，武后也多少看出了裴炎的心思,彼此的隔阂就此产生，彼此结怨也由此开始。一件突发事件，最终导致裴炎同武后的彻底决裂。
事件发生在光宅元年的扬州兵变。这是由前眉州刺史、英公爵李敬业发动，有其弟前周至县令李敬猷，还有前给事中唐之奇，前长安主簿骆宾王，前太子宫詹事府司直杜求仁等共同参与的一场叛乱。他们在十天之内聚齐十万之众，矛头直指武后。其声势威震朝野。
事情的起因是，李敬业等均因对武后控制皇权又重用武姓子弟发泄强烈不满而结怨武后，由此受到朝廷指控。李敬业贬任柳州司马；唐之奇贬任括苍令；骆宾王贬任临海令；杜求仁贬任黝县丞；李敬猷也受牵连被贬官。
当时，他们都客居扬州。由于各人都对受到的惩罚耿耿于怀。又对武后擅权愤愤不平，于是不谋而合地乃以拥护庐陵王李显复位为号召，阴谋发动兵变。
他们先是捏造扬州长史陈敬之阴谋叛变。串通并假意报告在朝廷的同党、御史薛璋，通过御史薛璋火速将陈敬之追捕下狱；在完成一系列部署之后。李敬业又假造皇帝命令杀害了陈敬之。
而在扬州官府面前，李敬业则自称新任扬州司马前来当差。又谓奉太后密旨，调兵讨伐高州蛮族酋长冯子猷谋反，并以此为由，打开府库；命令参军李宗臣释放囚犯、役工几百人，发给他们兵器；宰反对他们的录事参军孙处行示众立威。紧接着，在扬州开设匡复府、英公府、扬州大都督府，李敬业本人以匡复府大将兼扬州大都督自居，任唐之奇为左长史，杜求仁为右长史，李宗臣为左司马，薛璋为右司马，江都令韦知止为英公府长史，骆宾王为艺文令，前御史魏思温为军师。
起兵的一切准备工作就绪，李敬业撕破面具，抛弃前番所扮演的角色，找来一个酷似李贤的人做替身，宣称太子李贤未死，逃到扬州，令我发动反抗。
他通过骆宾王书写讨伐武后的起兵檄文分送到各州县,企图激起全国对武后的愤恨，煽动民众对武后的反抗。不久，就有楚州司马李崇福率领所统辖的三县人马响应。于是，一场惊天动地的叛乱随之爆发。
李敬业本应姓徐。早在唐高祖时期，他的祖父徐世勣因武功盖世，品德高尚，得高祖李渊赏析,被赐予李姓，时为李世勣。
永徽年间，因犯太宗李世民之名讳，改单名勣，曰李勣，乾封二年，这个战功卓著、威名远扬的功臣去世，被追赠太尉，扬州大都督。李敬业乃沿袭其祖父姓李，并按朝廷惯例被授予爵位。
武后向宰相裴炎问策，以求取得他的支持。
裴炎不以为然，却怪罪武后道：“天子年长，未俾亲政，乃至滑竖有词。”声称，“若太后返政，则此贼不讨而解。”所谓“至滑竖有词”，实际上就是指责武后不还政于皇帝的行为，让李敬业这帮小子授以口舌。
在这危难时刻，一个阅历甚深、举足轻重的大臣，不但不能为武后出谋献策，反而为李敬业开脱罪责，把李敬业他们的谋反归咎于武后，这种隔岸观火、见死不救的行为，在武后看来，无疑于与徐敬业坑壑一气。
即便是局外人也不难看出，当李敬业打出“拥立中宗，匡扶唐室”旗号造反的时候，裴炎用冷漠和强硬回敬武后，虽不是直接响应李敬业，也不至于赞成或支持李敬业以造反方式迫使武后下台，但却是他多日积蓄在心中对武后迟迟不还政于皇帝强烈不满的宣泄。
说到底，他希望武后还政于皇帝的心情是迫切的，对李敬业他们的同感也是显而易见的。
在裴炎看来，只要武后还政于皇帝，就可以化干戈为玉帛。武后当然不会这样来理解，裴炎不能旗帜鲜明地反对李敬业造反，这就等于支持或默认李敬业的造反，后来查明，同李敬业一起造反的就有裴炎在朝廷的亲属薛璋。(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