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老百姓的传说中，杨广原本是终南山间一只巨鼠转世，所以淫猥贪婪，无恶不作。这个古今恶人排行榜中的top1几乎集中了人类所能有的全部邪恶品种：**、贪婪、狡诈、阴险、自私、冷血、残暴、血腥、昏乱……他犯下了几乎人类所有能犯下的罪行：“谋兄”、“淫母”、“弑父”、“幽弟”、“逆天”、“虐民”……
之所以被泼上了这么多层污垢，一切都起源于他犯的第一个“错误”：“夺嫡”。
在今人看来，对皇位的渴望并不能被认为是一个错误。作为一个受到器重的皇子，杨广对皇位的“非分之想”，其实属于一个人的正常**范围。从能力、才华及素质看，杨广确实比他的兄弟们更适合当这个皇帝。在所谓的“夺嫡”过程中，杨广所做的主要是竭力表现自己的能力而已，用今天的话来说，这是一种良性竞争。
然而，在古人看来，对皇位动念，本身就是杨广的大罪。换句话说，问题不在于杨广进行的竞争是不是良性，而是他根本不应该参与竞争。
在传统中国，每一个人生下来，身上都系着一个无形的标签，叫做“名分”。遵守名分，是人生守则中的第一款。用李斯的那个著名寓言来比方，生在仓里的老鼠注定会一生吃白米，而生在厕所里的老鼠注定一生吃手纸。不守名分，是一个人所犯的错误中最危险的一个，因为名分关乎社会稳定。商子说：“一只兔子在野地里奔走而百人逐之，并非是兔子可以够这百人来分，是由于名分未定，谁都可以来争。卖兔者满市，却没有人敢不给钱就拿，是由于兔子有主，名分已定。所以定名分，才能天下大治；名分不定，必将天下大乱。”
中国文化推崇的最高价值是稳定。江山永固，万世不变，是统治者最大的利益关切。这就注定了它是一种反竞争的文化，因为竞争往往带来混乱和动荡。“雄心、进取”这些我们今天看来非常雄性、英武的词汇，在过去却是非常错误和不祥的。圣人说，如果大家都“各安其分”，那么社会就不会起冲突，天下就会永远太平祥和。
通过这种方式实现的稳定肯定是压抑和缺乏活力的。然而过去的中国人却乐于忍受。由于对竞争的恐惧达到了**的程度，他们宁可要嫡长制的草，也不要自由竞争的苗。如果哪位皇帝或者皇子胆敢挑战立嫡以长的原则，不但在当时他要受到大臣们的强烈反对，在死后也必将成为人们全力攻击的对象。
由于以勤俭著称的隋文帝被传统史学立为“基本正确”、“主流是好的”好皇帝，所以攻击的矛头就集中对准了杨广。他们以杨广为主角，编造了一个又一个匪夷所思的故事，以证明杨坚选择杨广是多么的错误。
出现在《隋书?炀帝纪》中的杨广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在平陈战争胜利后进入陈宫，寻找陈叔宝那个著名的宠妃张丽华。据说相见之后，杨广色心大动，“欲纳为妃”。幸亏老臣高颎杀了张丽华，避免了这个“狐狸精”祸乱大隋。
编造这个故事的动机当然是为了证明杨广本性**。然而这个说法根本经不住推敲。传统史家也承认，杨广是一个善于蛰伏、处心积虑的人。平陈战争对他来讲是树立自己形象的千载难逢的机会，他必然会注意自己的一举一动。
张丽华并非一般的女人，这个**出身的女人在那时以**、邪恶、奸诈为全国所知，并被认为是陈朝灭亡的罪魁祸首之一，她的结局是战争胜利后举国关注的一个焦点。
在这种背景下，即使二十岁的杨广有性错位（在史书中我们并没有见到其他例证），喜欢一个孩子已经十五岁（张丽华所生的被立为太子的深时年十五）的半老徐娘，也不至于做出如此骇人听闻的事来———那岂不是自绝政治生命？
与《隋书》记载不同，同样于唐初修订的《陈书》和《南史》都明确记载杀张丽华的命令发布自杨广而不是高颎。《陈书》记载：“晋王广命斩贵妃，榜于青溪中桥。”
而《南史》则说：“晋王广命斩之于青溪。”虽然取代杨勇在理论上几乎是不可能的，杨广却一直有一种直觉：自己会成为大隋朝新的主角。理由只有一个，因为从小到大，他一直是那么幸运。
只要有百分之一的机会，他就会做出百分之百的努力，天赋的聪明让他很清楚怎样能达到目的：那就是像一只老狼一样蛰伏，然后在恰当的时候迅猛出击。他对自己的毅力、耐心和敏捷有信心，就像对长兄杨勇的愚蠢有信心。
作为具有鲜卑血统的杨氏家族的长子，“普六茹?见地伐”（杨勇的鲜卑名字）最鲜明地继承了胡人的天性。史称这个比杨广大两岁的王子“性宽厚”，才智尚可，品质不恶，然而却毫无政治敏感和政治才华。他“率意任情，无矫饰之行”。
父亲崇尚节俭，他却大手大脚，不惜代价四处淘弄国内最好的猎鹰、宝石和马鞍；父母都是极重门第之人，母亲独孤氏尤其对“生活作风”问题看得很重，他却正眼也不看父母为他娶的正妻，跑出去和那个妖媚的工匠之女云氏野合生子；父亲敏感多疑，他却公然和社会上的豪侠**来往，甚至允许他们身带刀剑出入宫廷……每当又听到太子的什么“丑闻”，杨坚都会下意识地想起远在江都的次子：太子如果能赶上老二一半，他也就放心了。
平心而论，除了这些不谨之处而外，杨勇并无什么显著的过失。然而，从这些小过，可以看出此人心智粗疏，以至于他找卜者算父亲的死日的事都能传到文帝耳中。如果登基，此人也必是一个昏庸之主。
杨广早就知道，杨勇很难把这个太子做得一帆风顺。储君这一职位其实乃天下至难居之地。
在太子达到可以接班的年龄之后，皇帝的长寿就是对太子利益的损害，储权与皇权的矛盾不可避免地在皇帝和太子之间形成一种微妙的心理影响，这就是古代的皇位接班人没有几个有好下场的原因。
杨广深知这种心理影响对父亲的作用，这头老狮子是在一系列的阴谋中登上皇位的，他不但具有普通人所不具有的铁腕、果断，更具有寻常政治人物所没有的对阴谋的敏感，“猜忌苛察，乃至子弟，皆如仇敌。”
（《资治通鉴》卷一百八十）在这样的人面前当太子，没有特殊的天分一定会翻船。
果然，在太子二十岁左右，发生了这样一件意味深长的事：那一年的冬至，大臣照例要给皇帝行礼。考虑到与日渐年长的皇太子搞好关系的必要，许多大臣从皇宫出来又纷纷赶到太子东宫，于是形成了不约而同百官毕集的场面。
正在休息的杨坚突然听到东宫中隐隐传来朝乐之声，不禁十分奇怪，立刻命人出去问是怎么回事。[转自铁血社区/]
太监回报：太子见百官毕集，就令左右盛张乐舞，接受朝贺。
本来喜气洋洋的杨坚立刻面如冰霜：这是礼法所不允许的。他那颗对权力异常敏感的心立刻紧缩起来，脑海里马上浮现出一系列不祥的词汇：“勾结”、“攀附”、“政变”、“逼宫”。他知道，即使太子没有不臣之心，然而难保没有小人，如同当初劝他夺北周帝位一样，捉摸皇帝的宝座。
史书说，由此之后，皇帝对太子“恩宠渐衰”，对太子的不满屡屡现于辞色。皇帝召集身边的重臣，与他们探讨更换太子的可能性。虽然这一想法被大臣们劝阻，但皇帝的内心已经被帝国高层悉知。
消息很快传到了晋王府，杨广知道在这种形势下他要做的是什么，一个是一如既往地用出色的表现来做老大的反衬；另一个是看准时机，对杨勇这块摇摇欲坠的石头轻轻加上一把力。
这两方面他都做得很成功。在统一江南之后，杨广就任江南总管。他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工作中，整整十年间没有好好休息过。他的统治手腕也非常高明。他放弃了歧视南人的高压统治，从尊重南方文化、尊重和延揽南方精英人物入手，稳定江南人心。
在他不遗余力“广搜英异”之下，南朝几乎所有知名人物都成了晋王府的常客。他主动学习南方方言，尽力资助文化事业，很快赢得了江南上层的人心。在他治理的十年中间，占帝国半壁江山的南方经济迅速复苏，社会安定，百姓安居，一次叛乱也没有发生。
南方士人这样称赞他：“允文允武，多才多艺。戎衣而笼关塞，朝服而扫江湖。……继稷下之绝轨，弘泗上之沦风。”（《隋书?炀帝纪》）
之所以被泼上了这么多层污垢，一切都起源于他犯的第一个“错误”：“夺嫡”。
在今人看来，对皇位的渴望并不能被认为是一个错误。作为一个受到器重的皇子，杨广对皇位的“非分之想”，其实属于一个人的正常**范围。从能力、才华及素质看，杨广确实比他的兄弟们更适合当这个皇帝。在所谓的“夺嫡”过程中，杨广所做的主要是竭力表现自己的能力而已，用今天的话来说，这是一种良性竞争。
然而，在古人看来，对皇位动念，本身就是杨广的大罪。换句话说，问题不在于杨广进行的竞争是不是良性，而是他根本不应该参与竞争。
在传统中国，每一个人生下来，身上都系着一个无形的标签，叫做“名分”。遵守名分，是人生守则中的第一款。用李斯的那个著名寓言来比方，生在仓里的老鼠注定会一生吃白米，而生在厕所里的老鼠注定一生吃手纸。不守名分，是一个人所犯的错误中最危险的一个，因为名分关乎社会稳定。商子说：“一只兔子在野地里奔走而百人逐之，并非是兔子可以够这百人来分，是由于名分未定，谁都可以来争。卖兔者满市，却没有人敢不给钱就拿，是由于兔子有主，名分已定。所以定名分，才能天下大治；名分不定，必将天下大乱。”
中国文化推崇的最高价值是稳定。江山永固，万世不变，是统治者最大的利益关切。这就注定了它是一种反竞争的文化，因为竞争往往带来混乱和动荡。“雄心、进取”这些我们今天看来非常雄性、英武的词汇，在过去却是非常错误和不祥的。圣人说，如果大家都“各安其分”，那么社会就不会起冲突，天下就会永远太平祥和。
通过这种方式实现的稳定肯定是压抑和缺乏活力的。然而过去的中国人却乐于忍受。由于对竞争的恐惧达到了**的程度，他们宁可要嫡长制的草，也不要自由竞争的苗。如果哪位皇帝或者皇子胆敢挑战立嫡以长的原则，不但在当时他要受到大臣们的强烈反对，在死后也必将成为人们全力攻击的对象。
由于以勤俭著称的隋文帝被传统史学立为“基本正确”、“主流是好的”好皇帝，所以攻击的矛头就集中对准了杨广。他们以杨广为主角，编造了一个又一个匪夷所思的故事，以证明杨坚选择杨广是多么的错误。
出现在《隋书?炀帝纪》中的杨广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在平陈战争胜利后进入陈宫，寻找陈叔宝那个著名的宠妃张丽华。据说相见之后，杨广色心大动，“欲纳为妃”。幸亏老臣高颎杀了张丽华，避免了这个“狐狸精”祸乱大隋。
编造这个故事的动机当然是为了证明杨广本性**。然而这个说法根本经不住推敲。传统史家也承认，杨广是一个善于蛰伏、处心积虑的人。平陈战争对他来讲是树立自己形象的千载难逢的机会，他必然会注意自己的一举一动。
张丽华并非一般的女人，这个**出身的女人在那时以**、邪恶、奸诈为全国所知，并被认为是陈朝灭亡的罪魁祸首之一，她的结局是战争胜利后举国关注的一个焦点。
在这种背景下，即使二十岁的杨广有性错位（在史书中我们并没有见到其他例证），喜欢一个孩子已经十五岁（张丽华所生的被立为太子的深时年十五）的半老徐娘，也不至于做出如此骇人听闻的事来———那岂不是自绝政治生命？
与《隋书》记载不同，同样于唐初修订的《陈书》和《南史》都明确记载杀张丽华的命令发布自杨广而不是高颎。《陈书》记载：“晋王广命斩贵妃，榜于青溪中桥。”
而《南史》则说：“晋王广命斩之于青溪。”虽然取代杨勇在理论上几乎是不可能的，杨广却一直有一种直觉：自己会成为大隋朝新的主角。理由只有一个，因为从小到大，他一直是那么幸运。
只要有百分之一的机会，他就会做出百分之百的努力，天赋的聪明让他很清楚怎样能达到目的：那就是像一只老狼一样蛰伏，然后在恰当的时候迅猛出击。他对自己的毅力、耐心和敏捷有信心，就像对长兄杨勇的愚蠢有信心。
作为具有鲜卑血统的杨氏家族的长子，“普六茹?见地伐”（杨勇的鲜卑名字）最鲜明地继承了胡人的天性。史称这个比杨广大两岁的王子“性宽厚”，才智尚可，品质不恶，然而却毫无政治敏感和政治才华。他“率意任情，无矫饰之行”。
父亲崇尚节俭，他却大手大脚，不惜代价四处淘弄国内最好的猎鹰、宝石和马鞍；父母都是极重门第之人，母亲独孤氏尤其对“生活作风”问题看得很重，他却正眼也不看父母为他娶的正妻，跑出去和那个妖媚的工匠之女云氏野合生子；父亲敏感多疑，他却公然和社会上的豪侠**来往，甚至允许他们身带刀剑出入宫廷……每当又听到太子的什么“丑闻”，杨坚都会下意识地想起远在江都的次子：太子如果能赶上老二一半，他也就放心了。
平心而论，除了这些不谨之处而外，杨勇并无什么显著的过失。然而，从这些小过，可以看出此人心智粗疏，以至于他找卜者算父亲的死日的事都能传到文帝耳中。如果登基，此人也必是一个昏庸之主。
杨广早就知道，杨勇很难把这个太子做得一帆风顺。储君这一职位其实乃天下至难居之地。
在太子达到可以接班的年龄之后，皇帝的长寿就是对太子利益的损害，储权与皇权的矛盾不可避免地在皇帝和太子之间形成一种微妙的心理影响，这就是古代的皇位接班人没有几个有好下场的原因。
杨广深知这种心理影响对父亲的作用，这头老狮子是在一系列的阴谋中登上皇位的，他不但具有普通人所不具有的铁腕、果断，更具有寻常政治人物所没有的对阴谋的敏感，“猜忌苛察，乃至子弟，皆如仇敌。”
（《资治通鉴》卷一百八十）在这样的人面前当太子，没有特殊的天分一定会翻船。
果然，在太子二十岁左右，发生了这样一件意味深长的事：那一年的冬至，大臣照例要给皇帝行礼。考虑到与日渐年长的皇太子搞好关系的必要，许多大臣从皇宫出来又纷纷赶到太子东宫，于是形成了不约而同百官毕集的场面。
正在休息的杨坚突然听到东宫中隐隐传来朝乐之声，不禁十分奇怪，立刻命人出去问是怎么回事。[转自铁血社区/]
太监回报：太子见百官毕集，就令左右盛张乐舞，接受朝贺。
本来喜气洋洋的杨坚立刻面如冰霜：这是礼法所不允许的。他那颗对权力异常敏感的心立刻紧缩起来，脑海里马上浮现出一系列不祥的词汇：“勾结”、“攀附”、“政变”、“逼宫”。他知道，即使太子没有不臣之心，然而难保没有小人，如同当初劝他夺北周帝位一样，捉摸皇帝的宝座。
史书说，由此之后，皇帝对太子“恩宠渐衰”，对太子的不满屡屡现于辞色。皇帝召集身边的重臣，与他们探讨更换太子的可能性。虽然这一想法被大臣们劝阻，但皇帝的内心已经被帝国高层悉知。
消息很快传到了晋王府，杨广知道在这种形势下他要做的是什么，一个是一如既往地用出色的表现来做老大的反衬；另一个是看准时机，对杨勇这块摇摇欲坠的石头轻轻加上一把力。
这两方面他都做得很成功。在统一江南之后，杨广就任江南总管。他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工作中，整整十年间没有好好休息过。他的统治手腕也非常高明。他放弃了歧视南人的高压统治，从尊重南方文化、尊重和延揽南方精英人物入手，稳定江南人心。
在他不遗余力“广搜英异”之下，南朝几乎所有知名人物都成了晋王府的常客。他主动学习南方方言，尽力资助文化事业，很快赢得了江南上层的人心。在他治理的十年中间，占帝国半壁江山的南方经济迅速复苏，社会安定，百姓安居，一次叛乱也没有发生。
南方士人这样称赞他：“允文允武，多才多艺。戎衣而笼关塞，朝服而扫江湖。……继稷下之绝轨，弘泗上之沦风。”（《隋书?炀帝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