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
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
西湖与女子浑为一体，这一美妙的比喻，是来自苏东坡的切身体会。已忆不起是苏东坡第一次还是第二次在杭州时的作为了，反正是苏东坡以后的杭州太守姚舜明，听一位曾经侍候过苏东坡的老娼娓娓道来过——
他一有闲暇，就约许多宾朋游西湖，次序是：早晨在山水最佳的地方吃饭，吃完饭，让每位客人乘一只船，选出队长一人，再各领着几位妓女，随便到哪去。吃完中午饭后，再敲锣集合在一处，登上望湖楼、竹阁等处欢闹，一直到深夜一二鼓，夜市未散时，他们才拿着烛火回城，引得人们夹道观看。众妓女，华服纵马，踩着月光，异香馥郁，光彩夺人，恍如仙子下界。观看这支归还的千骑队伍，已成为当时杭州的一大胜事。
苏东坡一次出游就可集合起千余妓女，这反映了杭州的“烟花业”是非常发达的。据史载：杭州各处都有妓馆，从上、下抱剑营、漆器墙、沙皮巷、清河坊、融和坊、荐桥、新街、后市街，到金波桥等两河以至瓦市，如《钱塘梦》所说：金城“有三十六条花柳巷”。而杭州只不过是北宋时的一郡而已。
作为北宋首都的东京，妓馆则如同市民日常生活必需的食店一样，遍地皆是，触目皆有，真应了“食色，性也”的古训。像“院街”的曲院街西，竟都是妓馆，可称为“妓馆街”。尤其在繁华地段，像御街东西朱雀门外，还有下桥南、北两斜街，都是妓馆。这些街均为东京最长、最宽之道，可设置多少妓馆，不难想象。早在北宋初年，陶谷就粗略说过东京的鬻色户籍有万数之多，证之以上所说，这倒并非夸大，而是保守统计。
由于妓女多，妓女分为不同层次。罗烨《醉翁谈录》曾描述了不同层次妓女的景况。有人认为《醉翁谈录》是因袭唐代的《北里志》，其实不然，笔者考证认为，《醉翁谈录》所记主要为两大类妓女，皆为东京真情。
一类是最好的妓女，住处就见品位。其起居为宽静房宇，三四厅堂，其庭院有花卉假山，怪石盆池，其小室皆帷幕茵榻，左经右史……她们个个能文词，善谈吐，妙应酬，评品人物，答对有度。门前，仆马繁多，豪少来游；屋内，进士不绝，崇侈布席……
另一类妓女，则多是出自世习散、杂剧之家。朝贵们的宴聚，必有这样妓女携乐器而往的身影。她们在闲暇时，便聚到东京较大的金莲棚中，各自表演拿手好戏。这样的妓女，用丝竹管弦、艳歌妙舞，炫人耳目，以动其心。对她们求欢的，多是膏粱子弟，他们一看上眼，待散后，便访其家，纵情玩乐……
这两类色艺并重的妓女，是东京，也是整个宋代城市妓女的主流，唤做“官妓”。因为官府有公私宴会，都要点妓女去祗应，所以，凡在籍的娼户，便都叫“官妓”。官妓一个重要使命是点缀官府主办的娱乐等重大活动。例如，一到看争标、观旱戏时，金明池的棂星门里对立彩楼，官府便让官妓排列上面，以壮观瞻。
官妓的另一个重要使命，是被官府征用于颇具商业色彩的买卖活动中。熙宁中，王安石实行新法，政府散“青苗钱”，为此在谯门设置了酒肆，百娃持钱走出者，便诱之饮酒，十钱便花去二三钱了。又怕市民不来饮酒，则命官妓坐肆作乐，以蛊惑民心……
临安一年一度的官府开煮新酒，都要“点呈”，酒库雇来许多有名的、秀丽的官妓来掀声势，她们以其不同的装束分为三类：一类珠翠饰头顶，穿销金衫儿、裙儿；一类顶冠花，着衫子裆袴；一类穿红大衣，戴特大髻，号为“行首”，为官妓中之佼佼者。
官妓们还各执花斗鼓儿，或捧龙阮琴瑟，真是衣着映照，乐器并擎；娉婷妩媚，相得益彰。伏侍她们的婆嫂，也乔妆成市井中的绣体浪儿，为她们牵引绣鞍宝勒骏骑。还有许多官员子弟用人托着诸色果子蜜饯，亲自持杯频频劝酒。这样的人物景象简直就似杂剧中的一个片断。加上官妓们前有借请来的宅院诸司人家的虞候押番为之开路，后有手擎罗扇衣笈的浮浪闲客卫护，这支由官妓组成的美酒专卖宣传的队伍，引动得成千上万的市民密密排列街头观看，一时形成了“万人海”的场面……这种官妓表演景象，在宋代城市中并非绝无仅有。在王公贵族家是可以看到类似景象的，不同的是这里聚集不起万人场面。不过无论从服饰还是从表演来说，王公贵族的“家妓”，是毫不逊色于官妓的。我们可以南宋左司郎官张镃家妓为例——
张举行“牡丹宴会”，一堂虚寂。张问：香发了吗?左右答：已发。卷起帘子，异香自出，郁然满座。一群家妓以酒肴丝竹，次第而至。又有数十家妓，头戴牡丹，衣领皆绣牡丹颜色，歌唱《牡丹词》，进酌而退。还有十数家妓，换装出来，大抵簪白花则穿紫衣，簪紫花则穿鹅黄衣，簪黄花则穿红衣。这样喝了有十杯酒，这群家妓的衣服与花也随着换了十次。酒会结束时，数百名歌舞家妓，列行送客，烛光香雾，歌吹杂作，使来宾恍若仙游……
于此可以了解到，王公贵族的家妓已经非常专业化，歌舞伎巧高，服装也别致，人数数百，规模很大，从而反映出了宋代城市中的家妓已达到了相当可观的水平。
相对于官妓，家妓又指一些下等妓女，普通唤作“私妓”，即在自己家中招引嫖客，所以又叫“私窠子”。宋话本《新桥市韩五卖春情》中所描绘“私妓”的情况较为典型——
金奴的母亲，由于丈夫无能，家中也无别的生意，在年轻时靠出卖**度日。待其年近五旬，嫖客来得少了，女儿金奴便又来“接代，也不当断这样行业”。这种母子相传的是隐名的娼妓，在自己家中接客。在新桥市上开丝绵铺的吴山，因迷上了“私妓”金奴，不顾身体“炙火”，反复“行事”，结果肚疼不适，险些丧了性命……用话本主人公吴山的话来说：“传与少年子弟，不要学我干这等非为的事，害了自己性命。男子六尺之躯，实是难得，要贪花恋色的，将我来做个样。”《新桥市韩五卖春情》的作者还一语双关地将其作品说成是“风流话本”，证明这类情况在宋代城市不在少数，至少在临安以私妓闻名的就大有人在，如文字季惜惜、媳妇朱三姐、一丈白杨三妈、浴堂沈盼盼……
应该说，宋代城市中风流妓女还是以那种色艺并重的官妓为先。这不仅仅因为官妓的数量，在宋代城市妓女中最多，她们可以成为妓女的集中代表，也不仅仅在于妓女活动的范围多是酒楼茶肆、舞榭歌楼这样诱人的地方，最为主要的是宋代城市的妓女，大多具有夺人的容颜。换言之，姣好的姿色，是成为妓女的先决条件。以政和年间李献民所撰《云斋广录》为个案，李献民所描述的妓女，无一不是形体相貌动人——
像在四川丹棱县的李达道，在后花园遇到一女子，见她微亸（duo)香鬟，脸莹红莲，眉匀翠柳，真蓬岛仙女，便以为她是“娼家”。皇佑中，吴女盈盈吸引人之处，也是容艳，千态万貌，奇性殊绝，用李献民的话来说是“所谓翘翘煌煌，出类甚远”……
如此等等，不一而足。文人们用上乘的词藻，最佳的情思，根据细致入微的观察，调动一切美化手段，对宋代城市妓女作了精确的描写，人们都可以从这类描写中获得被描绘的妓女是何种类型美人，她们又是在怎样的氛围活动的清晰印象——
她们，明眸闪闪，风姿绰绰；鬓发玄髻，光可以鉴；皓齿朱唇，星眼晕眉；香腮莹腻，体态轻盈；粉妆玉琢，灼烁芳香；被服杂错，巾鲜明；靥辅巧笑，神飞倾城；娇态千变，万种风情；宴堂深轩，芙蓉帐暖；爽歌凝云，谈论双频；舞腰乱旋，时换新音；手嫩胸白，簌簌轻裙；扶肩昵语，悄唱低吟……
宋代城市妓女，仿佛比她们所处的那个时代的一般女子更为生动，更赏心悦目，其实，这是一种被精心修饰出来的“人工美”，一颦一笑，一言一动，走坐立睡，喜爱嗔怒，都那么艺术化，以至可以使人“从头看到脚，风流往下跑；从脚看到头，风流往上流”……她们，秀色可餐，媚态如春，不由人不魂销魄荡。纤纤的脚，袅袅的腰，能酥软权倾朝野大员的肌骨；饱满的乳，含春的面，能化解宦海的险恶，党争的酷烈；社稷情，军马苦，官场怨，同僚恨，在妓女的温暖呵护中，统统变作飘渺的云烟。
妓女，像一乘奇妙的仙槎，将狂放的子弟，轻佻的郎君，落魄的公卿，失意的绅，一一吸束，载驶到惬意的彼岸。这就是为什么那拥有三宫六院的风流天子徽宗，也要步入这征逐城市妓女的行列的原因。在谈到男人与妓女交往的历史时，不能不首先提到妓
女与士子的关系。在宋代城市里，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这里聚集着，用《繁胜录》的话说，是以十数万计的读书和准备考试的莘莘学子，也可以说，天下读书种子的精华尽萃于东京、临安这样的大城市里。
这是一群处于青春躁动期的年轻人，但他们不能像恶少年那样闲逛滋事，也没有策肥拥姬的贵公子的气派，只能整日苦读，精神寂寞，而一旦高中，则身价百倍，需要向人炫耀，若金榜落第，则垂头丧气。巨大的反差，使他们渴望异性的抚慰，况且这些人多半或家室不在，或婚姻未结，加之他们的经济状况，多处于社会“中产阶级”，妓馆就成为他们最频繁光顾的去处……
有一位叫沈君章的士子，喜欢并常去妓馆，有一天他宿在妓馆，因感冒归家，两腿特别疼痛，其母按着他的腿说：儿读书良苦，经常深夜读书，学中乏炭薪，故冻坏了。沈君章听到这话，直觉天下无容身处，当即在心里发誓：从今以后再也不去妓馆了。
这个故事所传递出来的讯息是：士子是妓馆光顾最多者，以至小说家不得不选取沈君章这一故事来加以劝戒。但从另一方面说，青衫愁苦，红粉怜才，才子佳人的故事频频发生，妓馆已不可遏止地成为士子最理想的精神乐园。
在与妓女眉目传情，而能使自己的心灵有所寄托的感情游戏中，柳永成为最优秀的代表。笔者之所以这样说，乃是因为柳永未一味沉湎于色情和淫荡放肆，而是温良恭俭让，一脉深情地将妓女作为讴歌对象，而倾注了自己的全部心血——
他赞美东京妓女的舞蹈：“几多狎客看无厌，一辈舞童功不到。”他欣赏妓女婉转圆润的歌喉：“一曲阳春定价，何啻值千金。”他倾心妓女的性格：“心性温柔，品流详雅。”他沉醉于妓女佳娘的一颦一笑，一举一动“举意动容皆济楚”……
存世的两百余首柳词中，我们看到，在柳永的笔下，妓女像彩虹，像轻风，像神仙，像精灵，使人似乎忘记了这是肉欲交易而产生的精神产品，相反，却是身心浸溶于一个由微笑和快乐所织成的甜美的梦境中，减一分狎昵，添一分痴情……
柳永抛却了假道学的面具，调动起自己擅长音乐、善制曲谱的本领，驰骋开了他那本应在贡院应试的才情，专为适应妓女的歌咏，大量地写作了那种突破小令、点化俚言俗语，隔三四句甚至五六句用一次韵，形式不拘的长调慢词，以使妓女更便于抒情，伴红牙拍板曼声低唱，以展现缠绵细腻的感情……
由于妓女所处的市井地位，柳词经妓女之口，很快就传向了社会的各个方面，以至“凡有井水处，即能歌柳词”。这不能不归功于妓女的传唱，柳永从妓女那里获得了远高于试场上所能够得到的称誉。柳永通过妓女扩大了词的影响，而妓女也在与柳永的交往、传唱柳词的过程中提升了自己的文化品位，于是便出现了这样的场景——
一日，柳永从樊楼前过，受妓女张师师呼唤上楼。张请柳永为她填词，柳永正要写，一叫刘香香的妓女上楼来，刘又让柳永为她作词，柳永便应允思索，正在这时，又一妓女钱安安上楼，也向柳永提出写词的要求……
东京的妓女就是这样如饥似渴地要求柳词，因为柳词有名，能移宫换羽，一经品题，声价陡涨，所以妓女对柳词的追逐，犹如走兽奔于麒麟，飞鸟翔于凤凰，竭力奉应，甚至不惜金物。同时，妓女在演唱柳词时，也能渐渐悟出个中三昧，学得填词技法。像张师师就会填词，她可以即席借柳词韵律，与柳永唱和，其词境竟也会使柳永大喜。而且，妓女填词作诗不让须眉，不独张师师，可谓极为普遍——
像北宋杭州妓女琴操，她能纠正一官吏咏秦少游《满庭芳》的错误，官吏颇惊讶，便向琴操提出将全首词改韵歌咏，琴操应声而吟，依秦词原意而生发，巧易新韵，不露痕迹，起承转合，流畅自如。
这表明了妓女琴操所具备的驾驭词的功力，是相当深厚的，倘无长时间对词的揣摩和锤炼，是无论如何也做不到的。与此相映照的是，北宋杭州的妓女周韶，笑着向一位官员要求脱离妓女的户籍，那位官员提出：可作一绝句才能允许。周韵几乎不加思索，将自己所穿的白衣服及当时的心情融入诗中：
陇上巢空岁月惊，忍看回首自梳翎。
开笼若放雪衣女，长念观音般若经。
优美的诗意，引起在座人感叹。于是，周韵得以“落籍”。在临别之际，同辈妓女都挥毫写诗，为周韵送行。其中胡楚写的是：
淡妆轻素鹤翎红，移入朱栏便不同。
应笑西园桃与李，强匀颜色待秋风。
龙靓写的是：
桃花流水本无尘，一落人间几度春。
解佩暂酬交甫意，濯缨还作武陵人。
这样的诗，语句境界均无懈可击，不使胡楚、龙靓享有极高的诗名才怪呢。那位与柳永齐名、造语工巧的张子野，晚年在杭州时，虽多为妓女作诗词，可是他的诗词意境、韵味，却被诗评家认为远远不如胡楚、龙靓。
有的妓女年老色衰，但依其诗才，也可在争艳的群芳中显出。淳化三年（992）十月，东京太平兴国寺的牡丹花儿盛开之际，有一老妓女，在寺壁上题了首诗：
曾趁东风看几巡，冒霜开唤满城人。
残脂剩粉怜犹在，欲向弥陀借小春。
这首诗切景抒情，竟使这位老妓女住处又车马盈门了。看来，妓女具备赋诗作词的能力是很必要的，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得到士大夫的好感。于是，妓女就注意在文化修养上下功夫，其中不乏学有专长者，如书法一项就人才辈出，成绩斐然——
王之望《临江仙》，描述妓女的书法技艺，令人叹异：“对客挥毫惊满座，银钩虿尾争新，数行草圣妙如神。”又如长安娼妓曹文姬，尤工翰墨，自桌到窗，可书之处，均作练习，每天数千字，人称她为“书仙”，笔力可推为“关中第一”。所以许多豪贵之士，愿赠金输玉，求与她为偶者，不可胜计。
还有楚州官妓王英英，善笔札，学颜鲁公体，晚年作大字甚佳。梅圣俞就曾专为她赠诗道：
山阳女子大字书，不学常流事梳洗。
亲传笔法中郎孙，妙作蚕头鲁公体。
从诗句看，王英英根本就没有一点官妓的影子，反而更像一位卓有成就的书法家。
许多妓女就是由于拥有不俗的文化品位，而一跃成为贵人击节赞赏的知己朋友。这样的例子在宋代城市妓女中是非常多的，以上所说仅是显露出的冰山的一角。妓女只有有文化，才更容易得到贵人的容纳和宠爱，这是整个趋势。
像南宋将领张俊得钱塘妓女张秾后，他的往来公文，都委与张秾书写。拓皋战役时，张俊曾在前线寄信给张秾，希望她照看好家事，可张秾回他一书，博引霍去病、赵云等名将杀敌的事，让张俊莫以家为念，以坚其克己报国之心。张俊将此书上奏给皇帝，皇帝阅后大喜，亲下手谕，加封张秾为雍国夫人。
像张秾这样由妓女转变为贵夫人，又参与公务机要，并得到皇帝褒奖，是极个别的。绝大多数妓女只能得到的是贵族的欣赏而已，而且这种欣赏的目光往往聚焦于妓女的肢体上，如贵族颇感兴趣的是妓女的脚——
北宋后期，升任驻守长安军事长官的强渊明，去蔡京处辞行，蔡京调侃道：到那里要吃冷茶了。蔡京这样说是因为长安的妓女脚小，走起来慢，所以端的茶必冷。这条史料透露出北宋城市妓女缠足已较为普遍。
在这条史料之前，就有了这样的记录：大文豪苏东坡曾作过一首《菩萨蛮·咏足》。以苏东坡之文名，专咏缠足妓女的舞蹈，这不单是揭开了中国诗词史最早的专咏妓女小脚的一页，也标示着贵族阶层意欲推动妓女缠足的进程。
与苏东坡同时代的赵令畤，去刘平叔家玩，刘平叔出八名家妓，以脚绝、歌绝、琴绝、舞绝，乞赵赠词。赵令畤专写《浣溪沙》，称赞“稳小弓鞋三寸罗”。从浙江衢州南宋墓出土的冥器女鞋看，其头高翘，底尖锐，全长14厘米，宽5厘米，高7厘米，与赵令畤所写“弓鞋”不相上下。
缠足兴起，主要是由于城市贵族对妓女审美情趣的变化。就连僧人了元也写出了“觑着脚，想腰肢如削”这样引人浮想联翩的词句，原因就在于：裹小的女人之脚，在当时人看来，是女人整个身体中最性感、最诱人的部位。那生于北宋，在南宋为官的史浩的两首《浣溪沙》词，为我们提供了这样一个再准确不过的参照：
一握钩儿能几何?弓弓珠蹙杏红罗，即时分惠谢奴歌。香压幽兰兰尚浅，样窥初月月仍多，只堪掌上恹琼波。
珠履三千巧斗妍，就中弓窄只迁迁，恼伊划袜转堪怜。舞罢有香留绣褥，步余无迹在金莲，好随**楚峰前。
在达官显贵的眼里，妓女缠足，才能愈发体现其瘦、小、尖、弯、香、软的美来，才能使人春情荡漾，欲火难忍。缠足之所以始于妓女，其目的只有一个，就是为了供贵族们更舒服地玩弄。
至于妓女的生存好坏，贵族们是很少关心的。像东京“南曲”的妓女颜令宾，一旦得病，则无人光顾了。她强扶弱体，写下了“气余三两喘，花剩两三枝。话别一樽酒，相邀无后期”的诗句，让小童子送给她昔日按诸衙门行牒而奉候的朝士郎君，希望他们能为她的死作哀挽之词。
“香魂竟难论”，“谁来为鼓盆”，这一哀章道出了许多妓女的真实境遇。这不禁使人想起那些与士子发生真实爱恋的妓女，“人间最苦，最苦是分离。伊爱我，我怜伊”。艨艟巨舰，也载不动这沉甸甸的恋情。
可是，往往是妓女倾心，也换不来士子的真心，换来的是始乱终弃，背信弃义。于是，在宋人的笔记小说中，出现了一系列的抨击这类负心汉的故事，哀痛欲绝，令人肠断。像话本《王魁》——
山东济宁府秀才王魁，在进京的过程中，得遇一位妓女敫桂英，俩人一见钟情。敫桂英出资帮助王魁应试，王一举中为状元，马上变心，聘崔相国之女为妻。敫桂英激愤自刎而死。王魁闻信暗喜，谁知敫桂英显灵，将王魁追索到了阴间……
此故事是士子对妓女始乱终弃的典型，它反映出了为数不少的士子对妓女好玩不好匹配的心态，同时它寄寓的意义是：妓女是值得同情的，谁若是玩弄妓女而不负责任，那不管他是什么样的人，都要付出相应的报偿。《王魁》这样的话本小说，将这种思想宣泄得淋漓尽致。
但是，从整体来看，妓女，作为高度发达的城市树上的一个“果实”，她是依附于这棵树，而这棵树又以她的风采，显示着自己的繁华。她已经将自己的根须深深地扎在这棵树所赖以生存的土壤之中了。所以，妓女的生活又有靡烂的一面，以至有的妓女已被深深熏染而不能自拔，并努力去充当这一方面的角色。这种被达官贵人包装起来而光芒四射的形象，浸透着多少刻骨的酸辛，只有亲历者才会有感受，可是她们仍要作出浑然自如、轻松潇洒的模样，这真不知是喜还是悲?像东京“南曲”的潘琼，就有贯财产。一次她招待一举登科的华状元，摆下盛馔，每举一盏，都有乐色百戏为之表演。第二天，华状元取出百余两白金，让潘琼为她再设一席，可是，潘琼却说这些白金只能作夜来佐樽的小费，吓得华状元赶快离开了潘琼的住地。毋庸置疑，作为妓女，潘琼自身不会有什么资财，她之所以举措豪侈，主要是以皇帝为首的贵客厚赏的结果。有的高级妓女，露一次面便可得到斗金，这在宋代城市中已不是什么新鲜事。
如徽宗爱慕名妓李师师，便拿出内府珍藏的紫茸皮衣、四支彩色的细毛布、两颗珍奇的瑟瑟珠、白金廿镒为进见礼。一旦如意，徽宗竟将国宝“蛇跗琴”赐给了李师师，至于各种灯盏、奇茗、名饮、辟寒金钿、舞鸾青镜、金虬香鼎、端溪凤咮砚、玉管毫笔、剡溪绫纹纸、玉彩珊瑚钩，等等，则无法计算。
这种在妓女身上一掷千金的作风，是为了显示其雄厚的财力，无比的地位，浪漫的情调。红颜溢坐，美目盈堂，王公显贵自是乐此不疲，互相攀比，从而使城市妓女的消费，似波涌浪翻，滚滚直上，成为宋代城市畸形繁华的一个重要原因和一个独特的景观。
如淳佑间的妓女徐兰，名着一时，吴兴乌墩镇的巨富沈承务，便驾大船到她家一嫖。留恋半年，便在徐兰身上花费了数百万金钱，徐兰的名声更加远传，公子大贾等有钱人士，无不趋赴，致使徐兰家益发如人间仙境一样——
堂馆华丽曲折，亭榭园池点缀其间。锦缬铺地，帐幔销金，十余位侍婢执乐器伺候。金银玉玩具，名人书画，饮食受用器皿，其精妙可为整个吴地之冠。
正因如此，南宋南方城市中的许多小户人家，有女便日夜盼望长成，长成后便不惜用重金求师教女乐艺，目的是为了让女儿得到官宦的传唤或卖给富家为妾，用女儿的身体来赡门户。他们嗜钱如饴，为钱至爱也可送出。
天台的陈润道有感于这一习俗的毒害，曾专作一首《吴女》诗，大声向政府疾呼，让他去做“吴守”，以改掉这一恶习。但是，妓女在宋代城市中已经形成了行业，是其繁盛的标志，怎么能触动得了?
在东京及其他中小城市中，甚至有许多无赖男子，也学会了以色媚世，以图衣食。北宋政府一直未正式禁止，一直到了政和年间，才开始立法：凡是男子为娼者，重打100杖，告发人得赏钱50贯。
可是在南宋临安新门外竟专有男娼的“巢穴”，这些男子抹胭粉，着丽服，还乔模乔样做针线活儿，连口气称谓都与妇人一样。他们这种变态的形象，实在令人作呕。然而，谁也没看见有兵丁举着从北宋就订有的禁止男子为娼的条牌来严令禁止他们行娼。
正是由于政府默许的态度，才使娼妓业阴暗的一面愈益发挥着作用。在宋代笔记小说中所描写的城市生活中，许多犯罪活动，均有妓女参与其间。在妓女参与的犯罪活动中，最为常见的就是《武林旧事》所说的“美人局”，即以妓女为姬妾，诱引少年上当。我们可以从《夷坚志》中选择这样的事例，以窥知这些丑恶勾当的内幕——
宣教郎吴约，家富饶财，久在南方，多蓄珠翠奇货，有可值千缗的骏马鞍勒。吴约携带这些物品，到临安官，留滞临安期间，与邻近寓馆诸客熟悉了。其中有一宗室赵监庙，与吴居住百步之间，赵多次用酒馔果蔬来慰问吴，吴亦回报南中珍异。赵邀吴至居舍，妻子卫氏出见，卫美色妙年，吴为之心醉，遂同饮席，笑狎谑浪，目成**，忘形无间……
一日，赵向吴借仆马准备去婺州，吴马上借给。卫氏则传信于吴，让他来会面，吴应邀至赵家，与卫氏唱酬应和。及暮留宿，吴将就枕，忽闻扣门甚急，乃赵归来，吴急趋伏床下。卫问赵何以遽还，赵说因浪大不能渡江，便打水洗脚，赵且洗且浇，水流满地，吴在床下移避，窸窣有声，赵秉烛照见吴。叱使出来，辱骂责打，绑缚于地。吴请输金赎罪，乞怜不已，愿纳百万，赵也不答应，增至三倍，再加上鞍马服玩，赵才将吴松绑，命壮夫数辈，尽掇吴的所有财产装去。同邸无不为吴不平，认为这是猾恶之徒，以妓女诱吴作的戏，根本不是真宗室夫妇。吴方醒悟，往视赵家，已空无一人。吴悔恨不已，但已无糊口之费，由此心志惘惘，且遭人讥议，遂感疾沉绵，未赴官就死了……
笔者之所以不厌其长地讲叙这一故事，实在因为这一故事极为典型，它开中国城市黑社会利用妓女诱骗男人钱财之先河，它是妓女不光彩行径的真实写照，是帮助我们观察宋代城市妓女全貌的一个不可或缺的方面。
——本章作者：伊永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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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
西湖与女子浑为一体，这一美妙的比喻，是来自苏东坡的切身体会。已忆不起是苏东坡第一次还是第二次在杭州时的作为了，反正是苏东坡以后的杭州太守姚舜明，听一位曾经侍候过苏东坡的老娼娓娓道来过——
他一有闲暇，就约许多宾朋游西湖，次序是：早晨在山水最佳的地方吃饭，吃完饭，让每位客人乘一只船，选出队长一人，再各领着几位妓女，随便到哪去。吃完中午饭后，再敲锣集合在一处，登上望湖楼、竹阁等处欢闹，一直到深夜一二鼓，夜市未散时，他们才拿着烛火回城，引得人们夹道观看。众妓女，华服纵马，踩着月光，异香馥郁，光彩夺人，恍如仙子下界。观看这支归还的千骑队伍，已成为当时杭州的一大胜事。
苏东坡一次出游就可集合起千余妓女，这反映了杭州的“烟花业”是非常发达的。据史载：杭州各处都有妓馆，从上、下抱剑营、漆器墙、沙皮巷、清河坊、融和坊、荐桥、新街、后市街，到金波桥等两河以至瓦市，如《钱塘梦》所说：金城“有三十六条花柳巷”。而杭州只不过是北宋时的一郡而已。
作为北宋首都的东京，妓馆则如同市民日常生活必需的食店一样，遍地皆是，触目皆有，真应了“食色，性也”的古训。像“院街”的曲院街西，竟都是妓馆，可称为“妓馆街”。尤其在繁华地段，像御街东西朱雀门外，还有下桥南、北两斜街，都是妓馆。这些街均为东京最长、最宽之道，可设置多少妓馆，不难想象。早在北宋初年，陶谷就粗略说过东京的鬻色户籍有万数之多，证之以上所说，这倒并非夸大，而是保守统计。
由于妓女多，妓女分为不同层次。罗烨《醉翁谈录》曾描述了不同层次妓女的景况。有人认为《醉翁谈录》是因袭唐代的《北里志》，其实不然，笔者考证认为，《醉翁谈录》所记主要为两大类妓女，皆为东京真情。
一类是最好的妓女，住处就见品位。其起居为宽静房宇，三四厅堂，其庭院有花卉假山，怪石盆池，其小室皆帷幕茵榻，左经右史……她们个个能文词，善谈吐，妙应酬，评品人物，答对有度。门前，仆马繁多，豪少来游；屋内，进士不绝，崇侈布席……
另一类妓女，则多是出自世习散、杂剧之家。朝贵们的宴聚，必有这样妓女携乐器而往的身影。她们在闲暇时，便聚到东京较大的金莲棚中，各自表演拿手好戏。这样的妓女，用丝竹管弦、艳歌妙舞，炫人耳目，以动其心。对她们求欢的，多是膏粱子弟，他们一看上眼，待散后，便访其家，纵情玩乐……
这两类色艺并重的妓女，是东京，也是整个宋代城市妓女的主流，唤做“官妓”。因为官府有公私宴会，都要点妓女去祗应，所以，凡在籍的娼户，便都叫“官妓”。官妓一个重要使命是点缀官府主办的娱乐等重大活动。例如，一到看争标、观旱戏时，金明池的棂星门里对立彩楼，官府便让官妓排列上面，以壮观瞻。
官妓的另一个重要使命，是被官府征用于颇具商业色彩的买卖活动中。熙宁中，王安石实行新法，政府散“青苗钱”，为此在谯门设置了酒肆，百娃持钱走出者，便诱之饮酒，十钱便花去二三钱了。又怕市民不来饮酒，则命官妓坐肆作乐，以蛊惑民心……
临安一年一度的官府开煮新酒，都要“点呈”，酒库雇来许多有名的、秀丽的官妓来掀声势，她们以其不同的装束分为三类：一类珠翠饰头顶，穿销金衫儿、裙儿；一类顶冠花，着衫子裆袴；一类穿红大衣，戴特大髻，号为“行首”，为官妓中之佼佼者。
官妓们还各执花斗鼓儿，或捧龙阮琴瑟，真是衣着映照，乐器并擎；娉婷妩媚，相得益彰。伏侍她们的婆嫂，也乔妆成市井中的绣体浪儿，为她们牵引绣鞍宝勒骏骑。还有许多官员子弟用人托着诸色果子蜜饯，亲自持杯频频劝酒。这样的人物景象简直就似杂剧中的一个片断。加上官妓们前有借请来的宅院诸司人家的虞候押番为之开路，后有手擎罗扇衣笈的浮浪闲客卫护，这支由官妓组成的美酒专卖宣传的队伍，引动得成千上万的市民密密排列街头观看，一时形成了“万人海”的场面……这种官妓表演景象，在宋代城市中并非绝无仅有。在王公贵族家是可以看到类似景象的，不同的是这里聚集不起万人场面。不过无论从服饰还是从表演来说，王公贵族的“家妓”，是毫不逊色于官妓的。我们可以南宋左司郎官张镃家妓为例——
张举行“牡丹宴会”，一堂虚寂。张问：香发了吗?左右答：已发。卷起帘子，异香自出，郁然满座。一群家妓以酒肴丝竹，次第而至。又有数十家妓，头戴牡丹，衣领皆绣牡丹颜色，歌唱《牡丹词》，进酌而退。还有十数家妓，换装出来，大抵簪白花则穿紫衣，簪紫花则穿鹅黄衣，簪黄花则穿红衣。这样喝了有十杯酒，这群家妓的衣服与花也随着换了十次。酒会结束时，数百名歌舞家妓，列行送客，烛光香雾，歌吹杂作，使来宾恍若仙游……
于此可以了解到，王公贵族的家妓已经非常专业化，歌舞伎巧高，服装也别致，人数数百，规模很大，从而反映出了宋代城市中的家妓已达到了相当可观的水平。
相对于官妓，家妓又指一些下等妓女，普通唤作“私妓”，即在自己家中招引嫖客，所以又叫“私窠子”。宋话本《新桥市韩五卖春情》中所描绘“私妓”的情况较为典型——
金奴的母亲，由于丈夫无能，家中也无别的生意，在年轻时靠出卖**度日。待其年近五旬，嫖客来得少了，女儿金奴便又来“接代，也不当断这样行业”。这种母子相传的是隐名的娼妓，在自己家中接客。在新桥市上开丝绵铺的吴山，因迷上了“私妓”金奴，不顾身体“炙火”，反复“行事”，结果肚疼不适，险些丧了性命……用话本主人公吴山的话来说：“传与少年子弟，不要学我干这等非为的事，害了自己性命。男子六尺之躯，实是难得，要贪花恋色的，将我来做个样。”《新桥市韩五卖春情》的作者还一语双关地将其作品说成是“风流话本”，证明这类情况在宋代城市不在少数，至少在临安以私妓闻名的就大有人在，如文字季惜惜、媳妇朱三姐、一丈白杨三妈、浴堂沈盼盼……
应该说，宋代城市中风流妓女还是以那种色艺并重的官妓为先。这不仅仅因为官妓的数量，在宋代城市妓女中最多，她们可以成为妓女的集中代表，也不仅仅在于妓女活动的范围多是酒楼茶肆、舞榭歌楼这样诱人的地方，最为主要的是宋代城市的妓女，大多具有夺人的容颜。换言之，姣好的姿色，是成为妓女的先决条件。以政和年间李献民所撰《云斋广录》为个案，李献民所描述的妓女，无一不是形体相貌动人——
像在四川丹棱县的李达道，在后花园遇到一女子，见她微亸（duo)香鬟，脸莹红莲，眉匀翠柳，真蓬岛仙女，便以为她是“娼家”。皇佑中，吴女盈盈吸引人之处，也是容艳，千态万貌，奇性殊绝，用李献民的话来说是“所谓翘翘煌煌，出类甚远”……
如此等等，不一而足。文人们用上乘的词藻，最佳的情思，根据细致入微的观察，调动一切美化手段，对宋代城市妓女作了精确的描写，人们都可以从这类描写中获得被描绘的妓女是何种类型美人，她们又是在怎样的氛围活动的清晰印象——
她们，明眸闪闪，风姿绰绰；鬓发玄髻，光可以鉴；皓齿朱唇，星眼晕眉；香腮莹腻，体态轻盈；粉妆玉琢，灼烁芳香；被服杂错，巾鲜明；靥辅巧笑，神飞倾城；娇态千变，万种风情；宴堂深轩，芙蓉帐暖；爽歌凝云，谈论双频；舞腰乱旋，时换新音；手嫩胸白，簌簌轻裙；扶肩昵语，悄唱低吟……
宋代城市妓女，仿佛比她们所处的那个时代的一般女子更为生动，更赏心悦目，其实，这是一种被精心修饰出来的“人工美”，一颦一笑，一言一动，走坐立睡，喜爱嗔怒，都那么艺术化，以至可以使人“从头看到脚，风流往下跑；从脚看到头，风流往上流”……她们，秀色可餐，媚态如春，不由人不魂销魄荡。纤纤的脚，袅袅的腰，能酥软权倾朝野大员的肌骨；饱满的乳，含春的面，能化解宦海的险恶，党争的酷烈；社稷情，军马苦，官场怨，同僚恨，在妓女的温暖呵护中，统统变作飘渺的云烟。
妓女，像一乘奇妙的仙槎，将狂放的子弟，轻佻的郎君，落魄的公卿，失意的绅，一一吸束，载驶到惬意的彼岸。这就是为什么那拥有三宫六院的风流天子徽宗，也要步入这征逐城市妓女的行列的原因。在谈到男人与妓女交往的历史时，不能不首先提到妓
女与士子的关系。在宋代城市里，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这里聚集着，用《繁胜录》的话说，是以十数万计的读书和准备考试的莘莘学子，也可以说，天下读书种子的精华尽萃于东京、临安这样的大城市里。
这是一群处于青春躁动期的年轻人，但他们不能像恶少年那样闲逛滋事，也没有策肥拥姬的贵公子的气派，只能整日苦读，精神寂寞，而一旦高中，则身价百倍，需要向人炫耀，若金榜落第，则垂头丧气。巨大的反差，使他们渴望异性的抚慰，况且这些人多半或家室不在，或婚姻未结，加之他们的经济状况，多处于社会“中产阶级”，妓馆就成为他们最频繁光顾的去处……
有一位叫沈君章的士子，喜欢并常去妓馆，有一天他宿在妓馆，因感冒归家，两腿特别疼痛，其母按着他的腿说：儿读书良苦，经常深夜读书，学中乏炭薪，故冻坏了。沈君章听到这话，直觉天下无容身处，当即在心里发誓：从今以后再也不去妓馆了。
这个故事所传递出来的讯息是：士子是妓馆光顾最多者，以至小说家不得不选取沈君章这一故事来加以劝戒。但从另一方面说，青衫愁苦，红粉怜才，才子佳人的故事频频发生，妓馆已不可遏止地成为士子最理想的精神乐园。
在与妓女眉目传情，而能使自己的心灵有所寄托的感情游戏中，柳永成为最优秀的代表。笔者之所以这样说，乃是因为柳永未一味沉湎于色情和淫荡放肆，而是温良恭俭让，一脉深情地将妓女作为讴歌对象，而倾注了自己的全部心血——
他赞美东京妓女的舞蹈：“几多狎客看无厌，一辈舞童功不到。”他欣赏妓女婉转圆润的歌喉：“一曲阳春定价，何啻值千金。”他倾心妓女的性格：“心性温柔，品流详雅。”他沉醉于妓女佳娘的一颦一笑，一举一动“举意动容皆济楚”……
存世的两百余首柳词中，我们看到，在柳永的笔下，妓女像彩虹，像轻风，像神仙，像精灵，使人似乎忘记了这是肉欲交易而产生的精神产品，相反，却是身心浸溶于一个由微笑和快乐所织成的甜美的梦境中，减一分狎昵，添一分痴情……
柳永抛却了假道学的面具，调动起自己擅长音乐、善制曲谱的本领，驰骋开了他那本应在贡院应试的才情，专为适应妓女的歌咏，大量地写作了那种突破小令、点化俚言俗语，隔三四句甚至五六句用一次韵，形式不拘的长调慢词，以使妓女更便于抒情，伴红牙拍板曼声低唱，以展现缠绵细腻的感情……
由于妓女所处的市井地位，柳词经妓女之口，很快就传向了社会的各个方面，以至“凡有井水处，即能歌柳词”。这不能不归功于妓女的传唱，柳永从妓女那里获得了远高于试场上所能够得到的称誉。柳永通过妓女扩大了词的影响，而妓女也在与柳永的交往、传唱柳词的过程中提升了自己的文化品位，于是便出现了这样的场景——
一日，柳永从樊楼前过，受妓女张师师呼唤上楼。张请柳永为她填词，柳永正要写，一叫刘香香的妓女上楼来，刘又让柳永为她作词，柳永便应允思索，正在这时，又一妓女钱安安上楼，也向柳永提出写词的要求……
东京的妓女就是这样如饥似渴地要求柳词，因为柳词有名，能移宫换羽，一经品题，声价陡涨，所以妓女对柳词的追逐，犹如走兽奔于麒麟，飞鸟翔于凤凰，竭力奉应，甚至不惜金物。同时，妓女在演唱柳词时，也能渐渐悟出个中三昧，学得填词技法。像张师师就会填词，她可以即席借柳词韵律，与柳永唱和，其词境竟也会使柳永大喜。而且，妓女填词作诗不让须眉，不独张师师，可谓极为普遍——
像北宋杭州妓女琴操，她能纠正一官吏咏秦少游《满庭芳》的错误，官吏颇惊讶，便向琴操提出将全首词改韵歌咏，琴操应声而吟，依秦词原意而生发，巧易新韵，不露痕迹，起承转合，流畅自如。
这表明了妓女琴操所具备的驾驭词的功力，是相当深厚的，倘无长时间对词的揣摩和锤炼，是无论如何也做不到的。与此相映照的是，北宋杭州的妓女周韶，笑着向一位官员要求脱离妓女的户籍，那位官员提出：可作一绝句才能允许。周韵几乎不加思索，将自己所穿的白衣服及当时的心情融入诗中：
陇上巢空岁月惊，忍看回首自梳翎。
开笼若放雪衣女，长念观音般若经。
优美的诗意，引起在座人感叹。于是，周韵得以“落籍”。在临别之际，同辈妓女都挥毫写诗，为周韵送行。其中胡楚写的是：
淡妆轻素鹤翎红，移入朱栏便不同。
应笑西园桃与李，强匀颜色待秋风。
龙靓写的是：
桃花流水本无尘，一落人间几度春。
解佩暂酬交甫意，濯缨还作武陵人。
这样的诗，语句境界均无懈可击，不使胡楚、龙靓享有极高的诗名才怪呢。那位与柳永齐名、造语工巧的张子野，晚年在杭州时，虽多为妓女作诗词，可是他的诗词意境、韵味，却被诗评家认为远远不如胡楚、龙靓。
有的妓女年老色衰，但依其诗才，也可在争艳的群芳中显出。淳化三年（992）十月，东京太平兴国寺的牡丹花儿盛开之际，有一老妓女，在寺壁上题了首诗：
曾趁东风看几巡，冒霜开唤满城人。
残脂剩粉怜犹在，欲向弥陀借小春。
这首诗切景抒情，竟使这位老妓女住处又车马盈门了。看来，妓女具备赋诗作词的能力是很必要的，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得到士大夫的好感。于是，妓女就注意在文化修养上下功夫，其中不乏学有专长者，如书法一项就人才辈出，成绩斐然——
王之望《临江仙》，描述妓女的书法技艺，令人叹异：“对客挥毫惊满座，银钩虿尾争新，数行草圣妙如神。”又如长安娼妓曹文姬，尤工翰墨，自桌到窗，可书之处，均作练习，每天数千字，人称她为“书仙”，笔力可推为“关中第一”。所以许多豪贵之士，愿赠金输玉，求与她为偶者，不可胜计。
还有楚州官妓王英英，善笔札，学颜鲁公体，晚年作大字甚佳。梅圣俞就曾专为她赠诗道：
山阳女子大字书，不学常流事梳洗。
亲传笔法中郎孙，妙作蚕头鲁公体。
从诗句看，王英英根本就没有一点官妓的影子，反而更像一位卓有成就的书法家。
许多妓女就是由于拥有不俗的文化品位，而一跃成为贵人击节赞赏的知己朋友。这样的例子在宋代城市妓女中是非常多的，以上所说仅是显露出的冰山的一角。妓女只有有文化，才更容易得到贵人的容纳和宠爱，这是整个趋势。
像南宋将领张俊得钱塘妓女张秾后，他的往来公文，都委与张秾书写。拓皋战役时，张俊曾在前线寄信给张秾，希望她照看好家事，可张秾回他一书，博引霍去病、赵云等名将杀敌的事，让张俊莫以家为念，以坚其克己报国之心。张俊将此书上奏给皇帝，皇帝阅后大喜，亲下手谕，加封张秾为雍国夫人。
像张秾这样由妓女转变为贵夫人，又参与公务机要，并得到皇帝褒奖，是极个别的。绝大多数妓女只能得到的是贵族的欣赏而已，而且这种欣赏的目光往往聚焦于妓女的肢体上，如贵族颇感兴趣的是妓女的脚——
北宋后期，升任驻守长安军事长官的强渊明，去蔡京处辞行，蔡京调侃道：到那里要吃冷茶了。蔡京这样说是因为长安的妓女脚小，走起来慢，所以端的茶必冷。这条史料透露出北宋城市妓女缠足已较为普遍。
在这条史料之前，就有了这样的记录：大文豪苏东坡曾作过一首《菩萨蛮·咏足》。以苏东坡之文名，专咏缠足妓女的舞蹈，这不单是揭开了中国诗词史最早的专咏妓女小脚的一页，也标示着贵族阶层意欲推动妓女缠足的进程。
与苏东坡同时代的赵令畤，去刘平叔家玩，刘平叔出八名家妓，以脚绝、歌绝、琴绝、舞绝，乞赵赠词。赵令畤专写《浣溪沙》，称赞“稳小弓鞋三寸罗”。从浙江衢州南宋墓出土的冥器女鞋看，其头高翘，底尖锐，全长14厘米，宽5厘米，高7厘米，与赵令畤所写“弓鞋”不相上下。
缠足兴起，主要是由于城市贵族对妓女审美情趣的变化。就连僧人了元也写出了“觑着脚，想腰肢如削”这样引人浮想联翩的词句，原因就在于：裹小的女人之脚，在当时人看来，是女人整个身体中最性感、最诱人的部位。那生于北宋，在南宋为官的史浩的两首《浣溪沙》词，为我们提供了这样一个再准确不过的参照：
一握钩儿能几何?弓弓珠蹙杏红罗，即时分惠谢奴歌。香压幽兰兰尚浅，样窥初月月仍多，只堪掌上恹琼波。
珠履三千巧斗妍，就中弓窄只迁迁，恼伊划袜转堪怜。舞罢有香留绣褥，步余无迹在金莲，好随**楚峰前。
在达官显贵的眼里，妓女缠足，才能愈发体现其瘦、小、尖、弯、香、软的美来，才能使人春情荡漾，欲火难忍。缠足之所以始于妓女，其目的只有一个，就是为了供贵族们更舒服地玩弄。
至于妓女的生存好坏，贵族们是很少关心的。像东京“南曲”的妓女颜令宾，一旦得病，则无人光顾了。她强扶弱体，写下了“气余三两喘，花剩两三枝。话别一樽酒，相邀无后期”的诗句，让小童子送给她昔日按诸衙门行牒而奉候的朝士郎君，希望他们能为她的死作哀挽之词。
“香魂竟难论”，“谁来为鼓盆”，这一哀章道出了许多妓女的真实境遇。这不禁使人想起那些与士子发生真实爱恋的妓女，“人间最苦，最苦是分离。伊爱我，我怜伊”。艨艟巨舰，也载不动这沉甸甸的恋情。
可是，往往是妓女倾心，也换不来士子的真心，换来的是始乱终弃，背信弃义。于是，在宋人的笔记小说中，出现了一系列的抨击这类负心汉的故事，哀痛欲绝，令人肠断。像话本《王魁》——
山东济宁府秀才王魁，在进京的过程中，得遇一位妓女敫桂英，俩人一见钟情。敫桂英出资帮助王魁应试，王一举中为状元，马上变心，聘崔相国之女为妻。敫桂英激愤自刎而死。王魁闻信暗喜，谁知敫桂英显灵，将王魁追索到了阴间……
此故事是士子对妓女始乱终弃的典型，它反映出了为数不少的士子对妓女好玩不好匹配的心态，同时它寄寓的意义是：妓女是值得同情的，谁若是玩弄妓女而不负责任，那不管他是什么样的人，都要付出相应的报偿。《王魁》这样的话本小说，将这种思想宣泄得淋漓尽致。
但是，从整体来看，妓女，作为高度发达的城市树上的一个“果实”，她是依附于这棵树，而这棵树又以她的风采，显示着自己的繁华。她已经将自己的根须深深地扎在这棵树所赖以生存的土壤之中了。所以，妓女的生活又有靡烂的一面，以至有的妓女已被深深熏染而不能自拔，并努力去充当这一方面的角色。这种被达官贵人包装起来而光芒四射的形象，浸透着多少刻骨的酸辛，只有亲历者才会有感受，可是她们仍要作出浑然自如、轻松潇洒的模样，这真不知是喜还是悲?像东京“南曲”的潘琼，就有贯财产。一次她招待一举登科的华状元，摆下盛馔，每举一盏，都有乐色百戏为之表演。第二天，华状元取出百余两白金，让潘琼为她再设一席，可是，潘琼却说这些白金只能作夜来佐樽的小费，吓得华状元赶快离开了潘琼的住地。毋庸置疑，作为妓女，潘琼自身不会有什么资财，她之所以举措豪侈，主要是以皇帝为首的贵客厚赏的结果。有的高级妓女，露一次面便可得到斗金，这在宋代城市中已不是什么新鲜事。
如徽宗爱慕名妓李师师，便拿出内府珍藏的紫茸皮衣、四支彩色的细毛布、两颗珍奇的瑟瑟珠、白金廿镒为进见礼。一旦如意，徽宗竟将国宝“蛇跗琴”赐给了李师师，至于各种灯盏、奇茗、名饮、辟寒金钿、舞鸾青镜、金虬香鼎、端溪凤咮砚、玉管毫笔、剡溪绫纹纸、玉彩珊瑚钩，等等，则无法计算。
这种在妓女身上一掷千金的作风，是为了显示其雄厚的财力，无比的地位，浪漫的情调。红颜溢坐，美目盈堂，王公显贵自是乐此不疲，互相攀比，从而使城市妓女的消费，似波涌浪翻，滚滚直上，成为宋代城市畸形繁华的一个重要原因和一个独特的景观。
如淳佑间的妓女徐兰，名着一时，吴兴乌墩镇的巨富沈承务，便驾大船到她家一嫖。留恋半年，便在徐兰身上花费了数百万金钱，徐兰的名声更加远传，公子大贾等有钱人士，无不趋赴，致使徐兰家益发如人间仙境一样——
堂馆华丽曲折，亭榭园池点缀其间。锦缬铺地，帐幔销金，十余位侍婢执乐器伺候。金银玉玩具，名人书画，饮食受用器皿，其精妙可为整个吴地之冠。
正因如此，南宋南方城市中的许多小户人家，有女便日夜盼望长成，长成后便不惜用重金求师教女乐艺，目的是为了让女儿得到官宦的传唤或卖给富家为妾，用女儿的身体来赡门户。他们嗜钱如饴，为钱至爱也可送出。
天台的陈润道有感于这一习俗的毒害，曾专作一首《吴女》诗，大声向政府疾呼，让他去做“吴守”，以改掉这一恶习。但是，妓女在宋代城市中已经形成了行业，是其繁盛的标志，怎么能触动得了?
在东京及其他中小城市中，甚至有许多无赖男子，也学会了以色媚世，以图衣食。北宋政府一直未正式禁止，一直到了政和年间，才开始立法：凡是男子为娼者，重打100杖，告发人得赏钱50贯。
可是在南宋临安新门外竟专有男娼的“巢穴”，这些男子抹胭粉，着丽服，还乔模乔样做针线活儿，连口气称谓都与妇人一样。他们这种变态的形象，实在令人作呕。然而，谁也没看见有兵丁举着从北宋就订有的禁止男子为娼的条牌来严令禁止他们行娼。
正是由于政府默许的态度，才使娼妓业阴暗的一面愈益发挥着作用。在宋代笔记小说中所描写的城市生活中，许多犯罪活动，均有妓女参与其间。在妓女参与的犯罪活动中，最为常见的就是《武林旧事》所说的“美人局”，即以妓女为姬妾，诱引少年上当。我们可以从《夷坚志》中选择这样的事例，以窥知这些丑恶勾当的内幕——
宣教郎吴约，家富饶财，久在南方，多蓄珠翠奇货，有可值千缗的骏马鞍勒。吴约携带这些物品，到临安官，留滞临安期间，与邻近寓馆诸客熟悉了。其中有一宗室赵监庙，与吴居住百步之间，赵多次用酒馔果蔬来慰问吴，吴亦回报南中珍异。赵邀吴至居舍，妻子卫氏出见，卫美色妙年，吴为之心醉，遂同饮席，笑狎谑浪，目成**，忘形无间……
一日，赵向吴借仆马准备去婺州，吴马上借给。卫氏则传信于吴，让他来会面，吴应邀至赵家，与卫氏唱酬应和。及暮留宿，吴将就枕，忽闻扣门甚急，乃赵归来，吴急趋伏床下。卫问赵何以遽还，赵说因浪大不能渡江，便打水洗脚，赵且洗且浇，水流满地，吴在床下移避，窸窣有声，赵秉烛照见吴。叱使出来，辱骂责打，绑缚于地。吴请输金赎罪，乞怜不已，愿纳百万，赵也不答应，增至三倍，再加上鞍马服玩，赵才将吴松绑，命壮夫数辈，尽掇吴的所有财产装去。同邸无不为吴不平，认为这是猾恶之徒，以妓女诱吴作的戏，根本不是真宗室夫妇。吴方醒悟，往视赵家，已空无一人。吴悔恨不已，但已无糊口之费，由此心志惘惘，且遭人讥议，遂感疾沉绵，未赴官就死了……
笔者之所以不厌其长地讲叙这一故事，实在因为这一故事极为典型，它开中国城市黑社会利用妓女诱骗男人钱财之先河，它是妓女不光彩行径的真实写照，是帮助我们观察宋代城市妓女全貌的一个不可或缺的方面。
——本章作者：伊永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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