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超又递过去一张发黄的照片，是四个人合影，最中间依稀可辨出戴计田的模样。
“参加浇铸车间时我落到后面，有个躲在机器背后的老工人紧张地冲我招手，见其他人都上了前，我故意更放慢脚步等你们前往另一个车间才跟他说话，”何超道，“老工人自称余智勇，说是帮亲弟弟余智良伸冤，就是照片上站在戴计田右侧、手搭在他肩上的人……”
“年纪也不小了吧？”
“今年53岁，因为涉嫌隐匿危险品、非法买卖等罪名被拘捕，四年了一直在公安局、检察院之间踢皮球，每次公安移交给检察院都以材料不充分退回，然后再补充再退，来来回回不知多少趟。”
“因为得罪了戴计田？那就不排除故意为之，折腾到最后以证据不足放人，但关在里面也折腾得不成人样了。”
“纸条是余智良利用探监时夹在旧衣服里给哥哥的，以前他写得一手好字，每年矿区领导都请他写对联，再看纸条……手被打得象鸡爪，没事都哆嗦，”何超道，“他是戴计田的高中同学，年轻时等于生死之交——戴计田身上自带江湖习气，在社会上很吃得开。余智良本来做水暖器材生意，规模不大每年纯利十几万也过得去，后来戴计田再三怂恿他把店关了去管理私家铜矿——实质就是戴计田承包的，不过私下协议写余智良的名字，每年根据矿井盈利情况分20%红利，其余都以现金或购买金条的方式上缴给戴计田！”
方晟不动声色道：“好，一个典型的白手套，继续说。”
“真实合作颇为愉快，亲密无间的关系持续了将近十年，期间还换了个铜矿，也就是管理第二个铜矿时两人产生分歧，关系到铜岭地区地质环境和采矿区采矿塌陷问题，具体地说就是应该有赔偿和安置。戴计田拿的矿井都属于半熟矿，前期基础准备工作已经做好，接手后直接往深里采掘大把大把地捞钱，在这过程中不可避免发生塌陷导致道路、耕地、农舍等等受损，由此产生一系列费用……”
“搬迁补偿费、公益设施费、青苗补偿费、集体组织公共用房和设备的拆迁安装费、原老庄盘土地、土地复垦费等等。”一年多时间方晟对涉及矿区管理已颇为了解。
“余智良是矿区与农村结合部出身，对农民还是比较体恤，觉得赚这么多钱该赔就得赔不然人家过不下去；戴计田则是一毛不拔，凡自己承包矿井发生的塌陷事故一概不认账，找出一大堆理由拒绝赔偿顶多由村委会或矿区给点钱了事。由此几回，余智良觉得良心过不去，正好五年前又发生一起严重塌陷导致两个农民当场死亡，事关人命戴计田更不肯承担责任，余智良实在看不下去便发生激烈争执继而被踢出矿井。”
“从此踏上漫漫举报路？”
何超道：“余智良拿着举报材料一直告到省里，起初戴计田对老同学还是网开一面，派人把他带回铜岭后好言好语相劝，主动表示出笔钱让他到省城做生意从此不过问铜矿的事。余智良坚决不从，如此好几趟让戴计田失去耐心，罗织罪名把他抓起来只关不审拖到现在。”
方晟默然良久，问道：“哥哥余智勇仍是矿工？”
“矿区行管人员，前几年沾余智良的光做了个小头目，后来实际上靠边站就等办退休手续。每次上面有人来矿区，或者象市纪委、振兴领导小组调研组到铜岭，余智勇都是重点被盯防对象，根本没机会靠近。这回还是靠着矿区里的一班老兄弟掩护，提前化装成矿工躲在车间里碰运气。”
“余智勇手里有确凿可靠的证据么？”
何超谨慎地说：“余智勇自己说有，但谁知道呢？上访、举报人员都号称掌握足以把对方送进监狱的材料，有时看下来不是那回事。他看出我有疑虑，给我看了手机里一张照片——几十根金条排列得整整齐齐都有编号；一段录音，余智良送这批金条去戴计田家两人对话的全过程，其中余智良特意点明编号！类似证据，余智勇说还有很多！”
“用心良苦了，这可以算作直接证据。”方晟道。
专注开车的鱼小婷冷不丁道：“明天我去找余智勇。”
“不行，”何超道，“余智勇不相信任何人，除非把材料亲手交给方市长或詹书计，这是余智勇的原话。这几年戴计田始终担心余智良偷藏了一批不利自己的证据，挖空心思想骗出来，余智勇好几次险些上当。”
方晟思考了两三分钟——提拔到正厅以及副部后，他说话的节奏更慢，思考的时间更长，尤其私底下说话不再象在黄海、江业时蹦豆子似的，快得让人反应不过来。
与此相对应的是，以前眼神里令人战栗的锋芒和锐利逐渐内敛，取而代之是大领导们惯有的亲切、和蔼、睿智。
做大领导须得有静气，也不能随便表态，想什么必须在心里斟酌几个来回，说出口已经磨砺得没了棱角。
“今天戴计田在矿区的表现，你们都看到了，想顺利做好矿区下岗工人的思想工作，恐怕还真离不开他。”方晟道。
何超道：“跟余智勇谈话时我也想拖段时间，等压降产能行动过去后由振兴领导小组调研组上门接触，但余智勇说这回已经冒了很大的风险，人多嘴杂事后难免不会传出去，所以过两天就离开铜岭去外省随便做点小生意，隐姓埋名供养好弟弟正在京都读研的孩子，不再回来了。”
“是这样啊……”
方晟仰头倚在靠垫上，陷入了深深沉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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