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百四十八章人才（1）
西北战役是在十二月打响的。
在这之前，除了必要的军事准备，吴安平为使两年计划顺利展开，其实做了更多其他方面的工作。虽然有关岭东、陶玉山、徐复郭、戚远山、谭根、杜立奎等陇东集团高层各具其责，组建成工业、工程、金融、军工、农业、物资保障六大事业部，将繁杂而又具体的经办工作分担不少，但他依就比任何人都要忙碌。
从十月中旬开始，接到陇东集团内部人员私信邀请的许多中高级技术及工程人才，便6续来到西峰；另受西峰通电及舆论热潮影响，更多实业界及科学界的人才，或对产生好奇或心怀希望，也源源不断向西峰赶来。
而到十一月底，陇东集团在白俄、南洋、德国及其他列强国家招引人才的计划，已有初步成果。第一批白俄及南洋人才已抵西峰，人数总计有三千四百人，同时在德美英法意等国，也有批过两万名的甘陕急需人才6续登船，正朝中国沿海驶来。
以吴安平的身份地位，先后抵达西峰的这些人，其中多数并不需他接见，但或为表诚意或因有不得不见的理由，几乎每隔三天他就会与一批人见面，一方面接受别人的检视，一方面他也需要检视别人。
对有些人能来到甘陕，他尤其觉得兴奋。
在十月中旬到十一月中旬这段时间，秦国镛、厉汝燕、潘世忠、钱昌祚、巴玉藻、王助、王孝丰、曾贻经、刘佐成、陈应权、林安、黄社旺等三十多人，受谭根、赵礼华等人之邀先后抵达西峰。这些人不是近代中国的航空先驱，就是在航空领域颇有建树，他们的到来，可以说为西北军民航空业腾飞奠定了基础。
这三十多人中，倒有二十几位分别来自三处。
秦国镛、厉汝燕、潘世忠等七位来自北京南苑航空学校，那是张作霖的势力范围。其中秦国镛可称中国航空第一人，有旅法留学经历，曾入巴黎6军大学就读和服役七年，后为求精通航空机械技术，又赴比利时留学两年。中国人在自己领空上的第一次驾机飞行纪录、第一次航线飞行记录、第一次远航记录，都是由他独自或与南苑航校其他人一起创造的。
秦国镛地位并不算低，曾任北洋政府航空总署的席参事等职，并有6军中将的军衔，但近年他卒悟北京政府终为军阀所把持，实为国弱民贫之本源，故决意联络广东**军政府，商妥策动南苑航空学校旧属驾机起义，接应南方**军北伐。
不意举事前日，段祺瑞勾结日军将机场封锁，秦国镛见事危，恐造成无谓牺牲，便暂息举义之念，又恐为北洋军阀加害，遂托病辞去本兼各职，只身南旋，投奔**军。谁料却得不到**政府信任，仅被委以骑兵团长一纸空文。秦国镛夙愿终不得展，只能郁郁返回北京，决心解甲从工，举办实业。
这时他恰好收到谭根的邀请信。在这封信中，谭根大致叙述了自己由当初失意隐居广州，到应吴安平所邀投身陇东集团及此后的经历，并实言相告，他抵达西峰之日，就是自己由飞行支队卸职，专注飞机制造之时。
此外谭根在信上还列举了前锋战机的性能数据，并转告了吴安平的承诺：两年后将至少有两千架性能更优异的战机，翱翔在西北领空，扫荡北中国的列强势力，而他便是预定的西北空军副总司令。这确实是吴安平的许诺，至于总司令一职，他准备到时由余大成转任，毕竟这样强大的力量，还是要牢牢控制在自己手中。
可以说，无论是谭根的个人经历，还是前锋战机的优异性能，以及吴安平的几个许诺，都对秦国镛构成了前所未有的诱惑。恰好西峰出一系列通电，他检点这些通电便现，无论吴安平政治态度如何，其强国富民之心都不容抹杀，这使他打消了最后疑虑，决定再次动员南苑航校旧属，就此脱离北洋政府转投西北。
厉汝燕时任航空教练所所长，潘世忠时任航校修理厂厂长，他们也有收到谭根的邀请信，本来就有些意动，再加上老上司秦国镛从旁动员，便也决定由北京南下西进，转投西峰。
只要有决心，借口总是好找。但只有秦国镛、厉汝燕、潘世忠三人离开北京，目标小还算容易，在南苑航校、航空教练所及修理厂内，有同样意向的飞行员及技术工人还有七十多位，要安排这么多人离开北京，就等于将三家机构的力量抽个半空，恰当的理由就不太好找。三人花费十多天功夫，才算将些人分数批先送出北京，而后自己才以各种理由离开。
秦国镛、厉汝燕、潘世忠是其中第一批到达西峰，再过一段时间，其他几十人便会6续进入甘陕。从这点安排可以看出，三人其实还有些不放心，所以要提前查看一番，不过吴安平只会让他们惊奇，显然不可能另他们失望。
巴玉藻、王助、王孝丰、曾贻经等八位来自福建的马尾海军制造飞机处，这是孙传芳的势力范围。
巴玉藻、王助、王孝丰、曾贻经四人，都是清政府选派英国学海军制造的留学生，后因欧战关系，这些学生奉命转到美国深造。巴玉藻、王助、王孝丰三人对航空感兴趣，遂考入麻省理工学院航空工程学系第二期；后来曾贻经也来到学院研究飞机内燃机。这期除两名美**方学生外，其余五名都是中国学生。
后世巴玉藻、王助的名气最大。其中巴玉藻曾任通用飞机厂的第一任总工程师，被誉为”蒙古族十大科学家”之一；王助曾任波音飞机公司第一任总工程师，有“波音之父”的美誉。就当前时代来说，两人都属世界级的飞机设计师及制造专家，而王孝丰、曾贻经既与两人同校同期，水平自然也差不到哪去。
这几人在美国工作两年后，便毅然回国，在福建马尾创办了隶属于海军部的飞机工程处，后改称为马尾海军制造飞机处，同时还成立了福州海军飞潜学校，培养制造飞机和潜艇的专业人员。到现在为止，已培养飞机制造专业的技术人员如陈钟新、沈德熊、杨福鼎等二十余名，专业中高级技工一百多人，徒工四五十人。
应该说，他们创办的这家飞机厂很有实力。从一九一九年制造出中国第一架国产飞机起，到现在6续设计制造出的近十架飞机，无论性能质量都是世界级的水平。另外，巴玉藻等本就是边工作边教学，所以那些技工的水平也很高，如黄建华、陈关新等，只要把图纸交给他们，再加以指导，他们就可以把飞机制造出来。
但巴玉藻、王助等人之所以应谭根、赵礼华之邀奔赴西北，除是受那几张斯图卡、蚊式的局部设计图之诱外，还有另外的原因。用一句话概括便是：马尾这个飞机厂虽倾注着他们全部的心血，但这样的所谓事业，根本无助于实现他们回国时胸怀的理想和抱负。谭根、赵礼华在信中虽侧重谈论技术，但字里行间充斥的豪情喜悦，却让他们意外看到了希望。
海军部虽每月支付飞机制造处数千银元以做维持，但实际上对此根本就不重视，创办之初只给船政局长陈兆锵写了封信，要他随时接济些材料和工资，连批准拨付的五万银元开办费，到最后始终都没有拨付下来。
当局者更青睐购买洋飞机，因为这样可取得回扣，而对自造飞机的重要性却缺乏认识，所以飞机厂艰难办起来后，制造飞机的计划和经费却又极难获准。以至这些归国报效的英才国士，竟只能零打碎敲进行工作，有时候大半年功夫，都差不多只能做一些材料试验，同时还得帮其他厂修修补补，这在很大程度上拖延了制造飞机的进度。
如前面所说，一九一九年至今六七年间，巴玉藻等人制造出了近十架飞机，虽性能优越，在质量上取得了成功，其数量却实在不值一提。要知道，这时候的飞机制造，虽已是尖端产业，但仍远不能与八十年后相比，最初的工人也不过是找的一些木匠及铁匠而已。不过也正由于飞机造的少，所以变换计划、更改制造方法很容易，倒是更方便飞机性能的改良。
巴玉藻、王助等后来其实早已看透了社会的种种黑幕，深知在政府办的工厂中，航空事业、尤其是自制飞机很难有展前途，所以早有打算，准备万不得已时，便自行创办汽车、飞机制造厂，集私人的力量来展国家航空事业，可惜国内时局变幻太快，这也未能实现。
自北伐势起，国民**军进攻孙传芳控制的东南五省，巴玉藻、王助、王孝丰等便已离开福建到上海等地避难。而巴玉藻则因心疼花费全部心血制造出的那几架飞机，在送家人迁往上海后，又自行回到了马尾。
时何应钦率北伐第一军已攻入福建，五省联军福建总司令周荫人在各地接连战败，福州城内已多了许多溃兵。巴玉藻和工人们便在晚间巡逻时，和败兵机智周旋，又馒头给他们吃，并和他们讲话，这些败兵才终于没给飞机造成什么破坏。
这期间谭根、赵礼华的信恰好送到，如果不是巴玉藻重回马尾，可能就会错过。而促使巴玉藻即便舍弃自己制造的那几架飞机，也要离开福州奔赴西峰的最直接原因，便是谭根在几幅战机局部视图旁，都附了一句相同的话：“扔掉你那些破飞机吧。到西北来，这样的飞机才是我们的起点。”
巴玉藻自然不服，他对谭根虽不算熟交，也交流过十多次，并不认为其水平就在自己之上，但只需简单验证一下那些图纸，他便知道这样的飞机制造出来，至少领先整个世界十年。这又激他极大的好奇心，更想到西北去看一看实情。就这样许多原因混合在一起，他萌生了到西北去的强烈意愿。
谭根、赵礼华给王助、王孝丰等人的信，也都到了马尾，不过巴玉藻并没转出去，而是直接给几人报相约，又从厂中带了两三个技术人员，便乘船到了天津。到天津时，王助、王孝丰、曾贻经已经在了，巴玉藻将信转交，又仔细商议良久，这才由天津再经6路颠簸，一路西行到了甘肃西峰。
吴安平不但对巴玉藻、王助等仰慕已久，对福州马尾那个海军飞机制造处和飞潜学校也极为眼馋。要知道，马尾船政局有十三个厂，除巴玉藻、王助、王孝丰负责的厂外，其他还有几个涉及飞机和潜艇制造。虽然这些厂受制于经济条件，基本没什么太大展，但那些工程师、技工以及徒工、飞行员、驾驶员可都是宝贝，尤其在甘陕根本没有什么经济、技术及物资限制，他们挥的作用必然更大。
值得欣喜的是，经过几天的周密考察，巴玉藻、王助等对西峰的工业实力和技术能力都极为满意，甚至可说十分惊讶，同时吴安平对航空业的看重及支持，也让他们兴奋不已。这种情况下，他们不但不会反对，反而极为支持吴安平试图整体吸纳马尾相关从业人员的提议。有他们亲自谋划，再加上福州战火已迫在眉睫，相信用不多久，这些人便会6续抵达西峰。
陈应权、林安、黄社旺等十多人来自云南航空队，那里是唐继尧的势力范围。
陈应权与谭根、赵礼华都很相熟。他和谭根一样都是美国华侨，只是谭根是开平籍，他是台山籍。在美国时，他曾在旧金山华侨自办的图强飞机制造公司任副飞机师，后来响应孙中山号召，回国加入援闽粤军航空队，并参与了讨伐桂系军阀的战斗。这支航空队是中国空军最早的雏形。
陈应权和左纯庵一样，都有些跛脚。这是居留广州期间，他曾在一次飞行训练中，因驾驶的飞机出现机械故障，进行紧急降落时，飞机坠地，机毁人伤，故左脚留下了终身残疾。
孙中山第一次北伐时，陈应权奉命率领航空局其余人员和飞机留守广州，但陈炯明随后在广州动武装叛乱，全部留守人员被其收编，陈应权被委任为航空局长。第二年，各路讨逆军回师广州，孙中山派人策动陈应权等反正，大义之下，陈应权遂率大部分人员出走香港。
同年秋，唐继尧在云南筹建空军，派人至香港聘请陈应权等人入滇。陈应权后任飞机队队长，林安任教官，旗人黄社旺任飞机师。可惜的是，这时的中国，云南是法国的势力范围，法国向唐继尧施加压力，要求聘请法国人为空军顾问、教官，唐继尧推拒不得，云南航空大权便逐渐落入法国人手中。这种情况下，陈应权、林安、黄社旺等人最终被迫离开了云南。
这些人并不擅于制造飞机，却精擅飞行及空战，同样是吴安平急需的人才。谭根率领的飞行支队，原飞行员其实是由技术人员充任，新培训的飞行员还有些稚嫩，这些人的到来，正好可以填补技术人员重回岗位后的空缺，自然是制造及飞行两得益。南苑航校一部分人也会用到这里，其他则分入制造及修理部门。
钱昌祚和刘佐成是单独来的，其中钱昌祚原只打算到西峰考察一番，但考察的结果便是他决定留在西峰。
钱昌祚曾由清华学校保送留学美国，与巴玉藻、王助等可算校友，在这批人毕业几年后，他同样进入麻省理工学院就读，并在机械工程系毕业后进读航空工程研究班，随后获得了硕士学位。回国后，他在浙江工业专门学校任教，并没有从事航空方面的工作。
陇东集团对他的邀请并不是由谭根等人出，而是由北风重工一位熟识他的中层写的邀请信。钱昌祚在西峰细致考察数天，认为陇东集团真有可能实现自己工业强国的理想，遂表示接受吴安平的邀请，只是吴安平本想请他从事机械工程方面的工作，没料到他在航空工程上的水平更高，便顺其意由其自由安排时间，兼领两方面的事务。
刘佐成是清光绪年间选送的赴日本留学生，曾就读工业航校和早稻田大学，他是同盟会成员，并有一个日籍妻子。在孙中山领导的讨袁“二次**”期间，他曾因刺杀福建督军护军使刘厚基事泄，出逃台湾、日本，后又一直携妻子儿女在上海日本租界避难。
直皖军阀战争中，李厚基的靠山皖系败北，直系军阀控制了北洋政府，刘佐成终于不用再避难，先后被直系任命为航空大队长兼保定航空学校教官、中央航空司令部参谋、保定联军总司令部航空处参谋及联军航空第一队队长。
他不但是飞行专家，也是飞机制造专家，谭根对其也有耳闻，自然不会漏一封邀请信。这时，奉系联军正因保定、大名的归属问题，与直系吴佩孚、齐燮元闹得不可开交，而吴佩孚已控制不住河南的局面，直系眼看就要彻底消亡，保定自然乱成一团，面对这种局面，接受谭根的邀请显然不是一件十分难为的事。
三十多位高水平航空专家加入西峰，自然使吴安平欣喜若狂，尤其可以预见的是，再过一两个月，还会有南苑、马尾方面的数百人员6续来到西北，这几乎已可以使陇东集团在军民航空方面的布局，全部支撑起最原始的架构。而这些人虽刚到西峰，吴安平也未放过，立时便催促他们给其他同仁写信，邀请更多人到甘陕来。他只抱定一个信念，网眼织得密，网撒得多撒得勤，总能捞上几条大鱼小鱼。
为使这些人死心塌地留在西峰，吴安平可说使出了浑身解数。不过有谭根、赵礼华做榜样，并从旁使力，结果是惊人的完美。
对巴玉藻、王助、王孝丰、钱昌祚等飞机设计及制造专家，他第一时间引导其参观了前锋战机生产线，并展示了斯图卡、蚊式、零式等战机的全套设计图纸，同时也带其深入到流水线生产与质量标准管理的培训课堂，阐述了自己对甘陕两年航空展的规划，明确了对此无限制财力、物力支持的态度。
这一切都是巴玉藻等人见所未见、闻所未闻，他们止不住惊讶、兴奋，对比先前各自的经历及际遇，顺理成章对陇东集团产生了前所未有的认同。这里将是他们的理想之地，吴安平是这么期许的，而他们也是这样认为的。
而对秦国镛、厉汝燕、刘佐成、陈应权等更愿意在空军展的，吴安平在带其参观过前锋战机生产线后，便领其到西峰军用机场，亲身体验了一把前锋战机的性能，同时解答了自己对空军部队的展计划。
虽然现在前锋战机已有四十来架，堪称国内最具实力的飞行部队，但与两年后过两千架的战机群相比，这还真是不值一提，由不得这些人不激动兴奋。当然，他们并不真认为能实现两千架战机的规模，但即便完成四分之一，也有五百架之多，这在以前就是想都不敢想的事情了。
意向确定后，具体安置这些人就变得十分简单，只要依照各人意愿和擅长能力，往两年计划中的航空重点项目上靠就可以。
巴玉藻、王孝丰、潘世忠将领衔民族航空工业公司，王助则与谭根、赵礼华一起，领衔东方飞机制造联合企业，曾贻经将领衔协和航空动力设备公司，而钱昌祚将领衔兴平航空电气公司。当然，暂时来说，无论哪个公司都还要在一起工作，通过仿制及剖析斯图卡、零式等四种战机，获取相关领域的制造及研经验。
而谭根等退出飞行支队后，飞行支队将升级为飞行团，其下分设两个中队，暂时各保有二十架战机。飞行团团长由秦国镛担任，副团长由刘佐成担任，厉汝燕任总教官，林安任第一中队队长，黄社旺任第二中队队长，其他人则暂时充任飞行员，待空军扩大后再另行安排。
这些都是正职，无论巴玉藻还是秦国镛等人，其实还有副职，而且还都与航空教育相关。
谭根、巴玉藻、王助等飞机设计及制造专家，将负责组建西北航空学院，以培养自己的航空专业人才。这一学院刚开始规模可以不大，但必须是大学制的，第一步先半工半读，提升技术人员的理论水平，待积累更多航空高级人才后，再从零开始开展真正的大学教育。
秦国镛、厉汝燕、刘佐成等飞行专家，将负责组建一所专业的飞行学校，半军半民，既有作空军作战科目，也民用驾驶科目，还要有空指及维修科目，以批量培养飞行人才，满足将来西北空军及民用航空的需求。这个学校规模要大很多，不过因为培养的是操作人员，成效反比航空学院要快。
诸事安排好之后，陇东集团航空制造方面的能力和解放军飞行部队的作战实力，都陡然提升数倍，并具备了无限成长的可能。这自然是吴安平的幸运，但究竟是哪个的不幸，还要以后才见分晓。
西北战役是在十二月打响的。
在这之前，除了必要的军事准备，吴安平为使两年计划顺利展开，其实做了更多其他方面的工作。虽然有关岭东、陶玉山、徐复郭、戚远山、谭根、杜立奎等陇东集团高层各具其责，组建成工业、工程、金融、军工、农业、物资保障六大事业部，将繁杂而又具体的经办工作分担不少，但他依就比任何人都要忙碌。
从十月中旬开始，接到陇东集团内部人员私信邀请的许多中高级技术及工程人才，便6续来到西峰；另受西峰通电及舆论热潮影响，更多实业界及科学界的人才，或对产生好奇或心怀希望，也源源不断向西峰赶来。
而到十一月底，陇东集团在白俄、南洋、德国及其他列强国家招引人才的计划，已有初步成果。第一批白俄及南洋人才已抵西峰，人数总计有三千四百人，同时在德美英法意等国，也有批过两万名的甘陕急需人才6续登船，正朝中国沿海驶来。
以吴安平的身份地位，先后抵达西峰的这些人，其中多数并不需他接见，但或为表诚意或因有不得不见的理由，几乎每隔三天他就会与一批人见面，一方面接受别人的检视，一方面他也需要检视别人。
对有些人能来到甘陕，他尤其觉得兴奋。
在十月中旬到十一月中旬这段时间，秦国镛、厉汝燕、潘世忠、钱昌祚、巴玉藻、王助、王孝丰、曾贻经、刘佐成、陈应权、林安、黄社旺等三十多人，受谭根、赵礼华等人之邀先后抵达西峰。这些人不是近代中国的航空先驱，就是在航空领域颇有建树，他们的到来，可以说为西北军民航空业腾飞奠定了基础。
这三十多人中，倒有二十几位分别来自三处。
秦国镛、厉汝燕、潘世忠等七位来自北京南苑航空学校，那是张作霖的势力范围。其中秦国镛可称中国航空第一人，有旅法留学经历，曾入巴黎6军大学就读和服役七年，后为求精通航空机械技术，又赴比利时留学两年。中国人在自己领空上的第一次驾机飞行纪录、第一次航线飞行记录、第一次远航记录，都是由他独自或与南苑航校其他人一起创造的。
秦国镛地位并不算低，曾任北洋政府航空总署的席参事等职，并有6军中将的军衔，但近年他卒悟北京政府终为军阀所把持，实为国弱民贫之本源，故决意联络广东**军政府，商妥策动南苑航空学校旧属驾机起义，接应南方**军北伐。
不意举事前日，段祺瑞勾结日军将机场封锁，秦国镛见事危，恐造成无谓牺牲，便暂息举义之念，又恐为北洋军阀加害，遂托病辞去本兼各职，只身南旋，投奔**军。谁料却得不到**政府信任，仅被委以骑兵团长一纸空文。秦国镛夙愿终不得展，只能郁郁返回北京，决心解甲从工，举办实业。
这时他恰好收到谭根的邀请信。在这封信中，谭根大致叙述了自己由当初失意隐居广州，到应吴安平所邀投身陇东集团及此后的经历，并实言相告，他抵达西峰之日，就是自己由飞行支队卸职，专注飞机制造之时。
此外谭根在信上还列举了前锋战机的性能数据，并转告了吴安平的承诺：两年后将至少有两千架性能更优异的战机，翱翔在西北领空，扫荡北中国的列强势力，而他便是预定的西北空军副总司令。这确实是吴安平的许诺，至于总司令一职，他准备到时由余大成转任，毕竟这样强大的力量，还是要牢牢控制在自己手中。
可以说，无论是谭根的个人经历，还是前锋战机的优异性能，以及吴安平的几个许诺，都对秦国镛构成了前所未有的诱惑。恰好西峰出一系列通电，他检点这些通电便现，无论吴安平政治态度如何，其强国富民之心都不容抹杀，这使他打消了最后疑虑，决定再次动员南苑航校旧属，就此脱离北洋政府转投西北。
厉汝燕时任航空教练所所长，潘世忠时任航校修理厂厂长，他们也有收到谭根的邀请信，本来就有些意动，再加上老上司秦国镛从旁动员，便也决定由北京南下西进，转投西峰。
只要有决心，借口总是好找。但只有秦国镛、厉汝燕、潘世忠三人离开北京，目标小还算容易，在南苑航校、航空教练所及修理厂内，有同样意向的飞行员及技术工人还有七十多位，要安排这么多人离开北京，就等于将三家机构的力量抽个半空，恰当的理由就不太好找。三人花费十多天功夫，才算将些人分数批先送出北京，而后自己才以各种理由离开。
秦国镛、厉汝燕、潘世忠是其中第一批到达西峰，再过一段时间，其他几十人便会6续进入甘陕。从这点安排可以看出，三人其实还有些不放心，所以要提前查看一番，不过吴安平只会让他们惊奇，显然不可能另他们失望。
巴玉藻、王助、王孝丰、曾贻经等八位来自福建的马尾海军制造飞机处，这是孙传芳的势力范围。
巴玉藻、王助、王孝丰、曾贻经四人，都是清政府选派英国学海军制造的留学生，后因欧战关系，这些学生奉命转到美国深造。巴玉藻、王助、王孝丰三人对航空感兴趣，遂考入麻省理工学院航空工程学系第二期；后来曾贻经也来到学院研究飞机内燃机。这期除两名美**方学生外，其余五名都是中国学生。
后世巴玉藻、王助的名气最大。其中巴玉藻曾任通用飞机厂的第一任总工程师，被誉为”蒙古族十大科学家”之一；王助曾任波音飞机公司第一任总工程师，有“波音之父”的美誉。就当前时代来说，两人都属世界级的飞机设计师及制造专家，而王孝丰、曾贻经既与两人同校同期，水平自然也差不到哪去。
这几人在美国工作两年后，便毅然回国，在福建马尾创办了隶属于海军部的飞机工程处，后改称为马尾海军制造飞机处，同时还成立了福州海军飞潜学校，培养制造飞机和潜艇的专业人员。到现在为止，已培养飞机制造专业的技术人员如陈钟新、沈德熊、杨福鼎等二十余名，专业中高级技工一百多人，徒工四五十人。
应该说，他们创办的这家飞机厂很有实力。从一九一九年制造出中国第一架国产飞机起，到现在6续设计制造出的近十架飞机，无论性能质量都是世界级的水平。另外，巴玉藻等本就是边工作边教学，所以那些技工的水平也很高，如黄建华、陈关新等，只要把图纸交给他们，再加以指导，他们就可以把飞机制造出来。
但巴玉藻、王助等人之所以应谭根、赵礼华之邀奔赴西北，除是受那几张斯图卡、蚊式的局部设计图之诱外，还有另外的原因。用一句话概括便是：马尾这个飞机厂虽倾注着他们全部的心血，但这样的所谓事业，根本无助于实现他们回国时胸怀的理想和抱负。谭根、赵礼华在信中虽侧重谈论技术，但字里行间充斥的豪情喜悦，却让他们意外看到了希望。
海军部虽每月支付飞机制造处数千银元以做维持，但实际上对此根本就不重视，创办之初只给船政局长陈兆锵写了封信，要他随时接济些材料和工资，连批准拨付的五万银元开办费，到最后始终都没有拨付下来。
当局者更青睐购买洋飞机，因为这样可取得回扣，而对自造飞机的重要性却缺乏认识，所以飞机厂艰难办起来后，制造飞机的计划和经费却又极难获准。以至这些归国报效的英才国士，竟只能零打碎敲进行工作，有时候大半年功夫，都差不多只能做一些材料试验，同时还得帮其他厂修修补补，这在很大程度上拖延了制造飞机的进度。
如前面所说，一九一九年至今六七年间，巴玉藻等人制造出了近十架飞机，虽性能优越，在质量上取得了成功，其数量却实在不值一提。要知道，这时候的飞机制造，虽已是尖端产业，但仍远不能与八十年后相比，最初的工人也不过是找的一些木匠及铁匠而已。不过也正由于飞机造的少，所以变换计划、更改制造方法很容易，倒是更方便飞机性能的改良。
巴玉藻、王助等后来其实早已看透了社会的种种黑幕，深知在政府办的工厂中，航空事业、尤其是自制飞机很难有展前途，所以早有打算，准备万不得已时，便自行创办汽车、飞机制造厂，集私人的力量来展国家航空事业，可惜国内时局变幻太快，这也未能实现。
自北伐势起，国民**军进攻孙传芳控制的东南五省，巴玉藻、王助、王孝丰等便已离开福建到上海等地避难。而巴玉藻则因心疼花费全部心血制造出的那几架飞机，在送家人迁往上海后，又自行回到了马尾。
时何应钦率北伐第一军已攻入福建，五省联军福建总司令周荫人在各地接连战败，福州城内已多了许多溃兵。巴玉藻和工人们便在晚间巡逻时，和败兵机智周旋，又馒头给他们吃，并和他们讲话，这些败兵才终于没给飞机造成什么破坏。
这期间谭根、赵礼华的信恰好送到，如果不是巴玉藻重回马尾，可能就会错过。而促使巴玉藻即便舍弃自己制造的那几架飞机，也要离开福州奔赴西峰的最直接原因，便是谭根在几幅战机局部视图旁，都附了一句相同的话：“扔掉你那些破飞机吧。到西北来，这样的飞机才是我们的起点。”
巴玉藻自然不服，他对谭根虽不算熟交，也交流过十多次，并不认为其水平就在自己之上，但只需简单验证一下那些图纸，他便知道这样的飞机制造出来，至少领先整个世界十年。这又激他极大的好奇心，更想到西北去看一看实情。就这样许多原因混合在一起，他萌生了到西北去的强烈意愿。
谭根、赵礼华给王助、王孝丰等人的信，也都到了马尾，不过巴玉藻并没转出去，而是直接给几人报相约，又从厂中带了两三个技术人员，便乘船到了天津。到天津时，王助、王孝丰、曾贻经已经在了，巴玉藻将信转交，又仔细商议良久，这才由天津再经6路颠簸，一路西行到了甘肃西峰。
吴安平不但对巴玉藻、王助等仰慕已久，对福州马尾那个海军飞机制造处和飞潜学校也极为眼馋。要知道，马尾船政局有十三个厂，除巴玉藻、王助、王孝丰负责的厂外，其他还有几个涉及飞机和潜艇制造。虽然这些厂受制于经济条件，基本没什么太大展，但那些工程师、技工以及徒工、飞行员、驾驶员可都是宝贝，尤其在甘陕根本没有什么经济、技术及物资限制，他们挥的作用必然更大。
值得欣喜的是，经过几天的周密考察，巴玉藻、王助等对西峰的工业实力和技术能力都极为满意，甚至可说十分惊讶，同时吴安平对航空业的看重及支持，也让他们兴奋不已。这种情况下，他们不但不会反对，反而极为支持吴安平试图整体吸纳马尾相关从业人员的提议。有他们亲自谋划，再加上福州战火已迫在眉睫，相信用不多久，这些人便会6续抵达西峰。
陈应权、林安、黄社旺等十多人来自云南航空队，那里是唐继尧的势力范围。
陈应权与谭根、赵礼华都很相熟。他和谭根一样都是美国华侨，只是谭根是开平籍，他是台山籍。在美国时，他曾在旧金山华侨自办的图强飞机制造公司任副飞机师，后来响应孙中山号召，回国加入援闽粤军航空队，并参与了讨伐桂系军阀的战斗。这支航空队是中国空军最早的雏形。
陈应权和左纯庵一样，都有些跛脚。这是居留广州期间，他曾在一次飞行训练中，因驾驶的飞机出现机械故障，进行紧急降落时，飞机坠地，机毁人伤，故左脚留下了终身残疾。
孙中山第一次北伐时，陈应权奉命率领航空局其余人员和飞机留守广州，但陈炯明随后在广州动武装叛乱，全部留守人员被其收编，陈应权被委任为航空局长。第二年，各路讨逆军回师广州，孙中山派人策动陈应权等反正，大义之下，陈应权遂率大部分人员出走香港。
同年秋，唐继尧在云南筹建空军，派人至香港聘请陈应权等人入滇。陈应权后任飞机队队长，林安任教官，旗人黄社旺任飞机师。可惜的是，这时的中国，云南是法国的势力范围，法国向唐继尧施加压力，要求聘请法国人为空军顾问、教官，唐继尧推拒不得，云南航空大权便逐渐落入法国人手中。这种情况下，陈应权、林安、黄社旺等人最终被迫离开了云南。
这些人并不擅于制造飞机，却精擅飞行及空战，同样是吴安平急需的人才。谭根率领的飞行支队，原飞行员其实是由技术人员充任，新培训的飞行员还有些稚嫩，这些人的到来，正好可以填补技术人员重回岗位后的空缺，自然是制造及飞行两得益。南苑航校一部分人也会用到这里，其他则分入制造及修理部门。
钱昌祚和刘佐成是单独来的，其中钱昌祚原只打算到西峰考察一番，但考察的结果便是他决定留在西峰。
钱昌祚曾由清华学校保送留学美国，与巴玉藻、王助等可算校友，在这批人毕业几年后，他同样进入麻省理工学院就读，并在机械工程系毕业后进读航空工程研究班，随后获得了硕士学位。回国后，他在浙江工业专门学校任教，并没有从事航空方面的工作。
陇东集团对他的邀请并不是由谭根等人出，而是由北风重工一位熟识他的中层写的邀请信。钱昌祚在西峰细致考察数天，认为陇东集团真有可能实现自己工业强国的理想，遂表示接受吴安平的邀请，只是吴安平本想请他从事机械工程方面的工作，没料到他在航空工程上的水平更高，便顺其意由其自由安排时间，兼领两方面的事务。
刘佐成是清光绪年间选送的赴日本留学生，曾就读工业航校和早稻田大学，他是同盟会成员，并有一个日籍妻子。在孙中山领导的讨袁“二次**”期间，他曾因刺杀福建督军护军使刘厚基事泄，出逃台湾、日本，后又一直携妻子儿女在上海日本租界避难。
直皖军阀战争中，李厚基的靠山皖系败北，直系军阀控制了北洋政府，刘佐成终于不用再避难，先后被直系任命为航空大队长兼保定航空学校教官、中央航空司令部参谋、保定联军总司令部航空处参谋及联军航空第一队队长。
他不但是飞行专家，也是飞机制造专家，谭根对其也有耳闻，自然不会漏一封邀请信。这时，奉系联军正因保定、大名的归属问题，与直系吴佩孚、齐燮元闹得不可开交，而吴佩孚已控制不住河南的局面，直系眼看就要彻底消亡，保定自然乱成一团，面对这种局面，接受谭根的邀请显然不是一件十分难为的事。
三十多位高水平航空专家加入西峰，自然使吴安平欣喜若狂，尤其可以预见的是，再过一两个月，还会有南苑、马尾方面的数百人员6续来到西北，这几乎已可以使陇东集团在军民航空方面的布局，全部支撑起最原始的架构。而这些人虽刚到西峰，吴安平也未放过，立时便催促他们给其他同仁写信，邀请更多人到甘陕来。他只抱定一个信念，网眼织得密，网撒得多撒得勤，总能捞上几条大鱼小鱼。
为使这些人死心塌地留在西峰，吴安平可说使出了浑身解数。不过有谭根、赵礼华做榜样，并从旁使力，结果是惊人的完美。
对巴玉藻、王助、王孝丰、钱昌祚等飞机设计及制造专家，他第一时间引导其参观了前锋战机生产线，并展示了斯图卡、蚊式、零式等战机的全套设计图纸，同时也带其深入到流水线生产与质量标准管理的培训课堂，阐述了自己对甘陕两年航空展的规划，明确了对此无限制财力、物力支持的态度。
这一切都是巴玉藻等人见所未见、闻所未闻，他们止不住惊讶、兴奋，对比先前各自的经历及际遇，顺理成章对陇东集团产生了前所未有的认同。这里将是他们的理想之地，吴安平是这么期许的，而他们也是这样认为的。
而对秦国镛、厉汝燕、刘佐成、陈应权等更愿意在空军展的，吴安平在带其参观过前锋战机生产线后，便领其到西峰军用机场，亲身体验了一把前锋战机的性能，同时解答了自己对空军部队的展计划。
虽然现在前锋战机已有四十来架，堪称国内最具实力的飞行部队，但与两年后过两千架的战机群相比，这还真是不值一提，由不得这些人不激动兴奋。当然，他们并不真认为能实现两千架战机的规模，但即便完成四分之一，也有五百架之多，这在以前就是想都不敢想的事情了。
意向确定后，具体安置这些人就变得十分简单，只要依照各人意愿和擅长能力，往两年计划中的航空重点项目上靠就可以。
巴玉藻、王孝丰、潘世忠将领衔民族航空工业公司，王助则与谭根、赵礼华一起，领衔东方飞机制造联合企业，曾贻经将领衔协和航空动力设备公司，而钱昌祚将领衔兴平航空电气公司。当然，暂时来说，无论哪个公司都还要在一起工作，通过仿制及剖析斯图卡、零式等四种战机，获取相关领域的制造及研经验。
而谭根等退出飞行支队后，飞行支队将升级为飞行团，其下分设两个中队，暂时各保有二十架战机。飞行团团长由秦国镛担任，副团长由刘佐成担任，厉汝燕任总教官，林安任第一中队队长，黄社旺任第二中队队长，其他人则暂时充任飞行员，待空军扩大后再另行安排。
这些都是正职，无论巴玉藻还是秦国镛等人，其实还有副职，而且还都与航空教育相关。
谭根、巴玉藻、王助等飞机设计及制造专家，将负责组建西北航空学院，以培养自己的航空专业人才。这一学院刚开始规模可以不大，但必须是大学制的，第一步先半工半读，提升技术人员的理论水平，待积累更多航空高级人才后，再从零开始开展真正的大学教育。
秦国镛、厉汝燕、刘佐成等飞行专家，将负责组建一所专业的飞行学校，半军半民，既有作空军作战科目，也民用驾驶科目，还要有空指及维修科目，以批量培养飞行人才，满足将来西北空军及民用航空的需求。这个学校规模要大很多，不过因为培养的是操作人员，成效反比航空学院要快。
诸事安排好之后，陇东集团航空制造方面的能力和解放军飞行部队的作战实力，都陡然提升数倍，并具备了无限成长的可能。这自然是吴安平的幸运，但究竟是哪个的不幸，还要以后才见分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