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天然在这本杂志上,看到了不少王国庆在上面的批注。比如,为了目标,要全力以赴。要学会隐忍,内敛,舍得等等。

    下面这一条曾国藩的成功之道,王国庆硬是用红笔全部圈阅了。可见他对此是多么重视。

    (四)尽可能地减少人为的阻力和障碍,全力以赴于大目标。

    湘军有很重的私家军队的味道。当时野史记载,对于湘军,朝廷的命令无法调动,但曾国藩的一纸手令,他的部属可以为之千里驱驰,可见湘军私家军队的性质。当时,从武汉到南京,千里长江江面数以万计的战船上,飘扬的都是写着斗大“曾”字的帅字旗,给人一种“东南已是曾氏天下”的感觉。曾国藩心里当然知道这样的局面。一方面他需要这样,另一方面他又要提防由此而产生的负面影响。他是怎样尽可能地减少人为的阻力和障碍,来确保大目标的顺利实现呢?他主要做了三个方面的努力。

    1、启用满人做湘军名义上的统帅。私家性质的军队一向为当国者所防范,眼下的当国者又是满人,其防范又更进一步。满人是少数民族,他要统治汉民族,靠的就是军队,他自己夺得天下靠的也是军队,所以军权是不能轻易授予汉人的。这一点,曾国藩作为一个满腹诗书的翰林很清楚。

    所以他要给朝廷造成这个印象:这支军队不是我的,这支军队是朝廷的,是爱新觉罗氏的工具。于是他在创立湘军时,就立即提拔一个满人塔齐布做这个湘军的第一号人物。这个人本来是一个很小的官,大概类似现在军分区的参谋长,一下子提拔成相当于省军区司令员。后来,他又把官文抬出来。曾国藩其实最不喜欢官文,但因为官文是满人,就把他抬出来。打下南京的捷报上,第一个就挂官文的名字,让朝廷觉得攻打南京的第一号功劳是满人所立。

    曾国藩这样做,有必要吗?朝廷难道真的对曾国藩如此不信任?事实上,当时的朝廷对曾国藩是很不公平的。

    第一,曾国藩创办湘军,咸丰四年(1854)七月打下岳州府,这是一个很大的胜利,朝廷只赏他一个三品顶戴。这是很可笑的事情。曾国藩那时已经是二品官,创立一支军队,打下岳州府,立了很大的功劳,朝廷反而给他三品官的赏赐。这很奇怪!当然有个理由说,曾国藩是在籍侍郎,他已经没有官职,在家守制,是个老百姓,三品也不低。但从感情上来说,一个二品大员给三品衔的酬劳,这无异于羞辱。

    第二,咸丰四年八月打下武汉,朝廷首先一道命令,叫他代理湖北巡抚。只有七天,马上撤掉,然后给他一个兵部侍郎衔。其实这个官职对他毫无意义,多年前他即官居此位了。

    第三,辛辛苦苦干了五年,可以说为朝廷把老命差不多都丢了。咸丰七年(1857)他守父丧,回家的时候仍然是侍郎衔,而这时多少没有做事的人早就提上去了。一年多以后,朝廷没有办法,叫他出山,仍然是兵部侍郎衔。

    第四,咸丰十年(1860)江南大营溃败,两江总督何桂清失职,被朝廷逮捕法办。朝廷在四顾无人的情况下,不得已而任命曾国藩做两江总督。

    朝廷对待曾国藩是这样的,而对于其他一批湘军系统的统领又是什么样子?他们一个个官运亨通,年年高升。江忠源在咸丰元年对付太平军的时候,只是秀水县的代理县长,了不起一个七品官员。到了咸丰四年他死的时候,已经是安徽巡抚。胡林翼在咸丰四年领兵入湘的时候,还只是刚刚提拔的四品道员,就在一年零一个月的时间里,不断升按察使、布政使,升湖北巡抚。只有一年零一个月,从一个道员到巡抚。李续宾咸丰二年(1852)起兵的时候,只是一个秀才,咸丰八年(1858)死的时候,是巡抚衔的布政使。罗泽南起兵时也只是一个秀才,到了咸丰六年(1856)死的时候,是一个布政使衔的道员。左宗棠,咸丰十年(1860)是曾国藩保他,称赞他“刚明耐苦,晓畅兵机”。到同治二年(1863),只有三年的时间,左宗棠就是闽浙总督,已经跟曾国藩平起平坐。这些人都不能跟曾国藩比,资历既没有他老,贡献更不能跟他比。但是就是那么几年的时间,一个个平步青云,更不用说还有一批人碌碌无为混日子,却一个个高升。

    到底是什么原因,使朝廷对曾国藩这么不公平?以我对他20年的研究,大概有这么几个原因。一个是曾国藩的威望太高,有野史记载,朝廷在任命他做代理湖北巡抚的时候,马上有一个宰相就提醒咸丰皇帝,说曾国藩现在不过是一个在籍侍郎,在籍侍郎,犹匹夫也,匹夫一呼而应者云集,非朝廷之福。他威望太高,因此要压抑他。

    第二个原因,朝廷始终认为曾国藩出兵是“卫道”,而不是“勤王”。史学界也一直有这样的争论:湘军是“勤王”之师,还是“卫道”之师?这个原因出在曾国藩起兵时,有一篇著名文告,叫做《讨粤匪檄》。文章里面打的是捍卫孔孟之道的旗帜。他认为太平军破坏了孔孟之道,利用拜上帝会这套西方传来的东西来否定中国的“孔孟之道”。他号召天下的读书人起来捍卫孔孟之道,捍卫中华文化。如果是汉人当皇帝,就不在乎,但是满人做皇帝,他就看着不舒服。你为什么不说捍卫朝廷,而是要捍卫汉人的孔孟文化呢?背后藏的是什么呢?朝廷始终觉得曾国藩动机不纯,他只是“卫道”,不是“勤王”。所以我在《唐浩明评点曾国藩奏折》一书中讲到,这篇文章本身是一篇很犀利的文章,但是曾国藩实在不应该写,导致很长时间里朝廷不信任他。

    第三个原因,他手下的兵最多,实力最强。刚才提到的那些人只不过是他的偏师而已。那些人手下兵力都不强,而曾国藩手下的兵力最强,实力最大,所以朝廷要压他。同时要迅速提拔那些人,借以形成一支制衡力量。

    2、尊重友军,尊重与之地位相当的官员,以收协同作战的功效。

    当时与湘军共同作战的军队,有胡林翼指挥的湖北绿营、袁甲三(袁世凯的叔祖)指挥的安徽绿营、都兴阿的八旗兵等,曾国藩都尽量与他们保持友好的关系。特别是对于胡林翼,他既是湘军中的重要领导人,又是湖北省绿营的统帅,他本人是靠曾国藩发迹的,曾国藩却对他特别尊重。

    3、严格要求家人安分守己,不以权谋私。

    在社会上,家里有人做了大官,家人利用他的权势来谋私利,这种现象极为普遍。这种谋利主要有两种方式:一种是直接从做官者手里索取利益,一种是打着他的旗号从旁人那里索取。我刚才说过,曾国藩对他的祖父特别尊敬,这是为什么?我只讲一点,他的祖父有过人之处。当年曾国藩考上翰林,这是他们曾家500年来出的惟一一个功名,而且一步登天。在湖南那个偏僻的山村里,是多么震动的一件事!在送曾国藩进京的时候,曾国藩祖父对前来祝贺的亲友说了这样一番话。他说,我这个孙子现在是到北京去做官了。他做他的官,我们仍然靠种田吃饭。我们在家里还是种田,不要去麻烦他,以免分了他的心。对于一个做官的孙子,祖父这番话是多么重的一份礼物。所以当年曾国藩在北京做了那么多年的官,他家乡很少人来找他。

    史料上记载,他一个亲妹夫来找他,想谋求翰林院的一个临时工的职务,曾国藩没有答应他。让他住了三个月,陪他到北京城里各处走走看看,然后打发他一点钱,让他回去了,劝他安心做一个农民。所以曾家人直接利用他的不多。比较多的是打着他的旗号。曾国藩非常注意限制这一点。我们都知道曾国藩治家很有方也很严。他有两个目的,一是他真诚希望自己的子弟成为人才,这是他主要的目的。另一个目的就是他作为一个从政者,不希望他的家属给他带来麻烦,要确保后院安静,免得授人以柄。

    他在这一方面非常注意。比如他的儿子在湖南参加科举考试,他给儿子写信:你千万不要递纸条,不要去开后门,不要去找人,以免招来非议。他的家属从湖南到南京来跟他团聚,坐的船是当时湘军的船。他就讲,我现在没有坐在上面,船上的那个帅字旗就一定不能挂,以免沿途惊扰地方。(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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