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垚站起身，在向讲台走去的同时，也注意到了沿途学员们看向自己的目光。
刚才在爱沙尼亚军官的演讲完毕后，课堂里响起的欢呼和掌声已经渐渐平息了。但是，从各国军官们的表情上，还是可以看出，他们对刚才的演讲很满意，也对冯垚的演讲充满着期待和好奇。
当冯垚在台上站定，尚未开讲时，他的目光无意中与坐在教室最后排的匈牙利军官托曼的目光，碰撞了一下。
托曼的眼神里有着明显的担忧。
因为在今天凌晨两三点的时候，当托曼睡了一觉醒来后，发现冯垚还没有休息，还在为了准备演讲而查阅着资料。
他好奇地问了一下冯垚准备讲的内容后，赶紧劝道：“冯少校，你在这里讲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这，也太敏感了！很容易引起那些人的不满或是刁难！我们是军人嘛，纯粹的军人，是不应该过问政治的。所以我建议你，随便讲讲你们中国的历史地理人文，就好了。”
冯垚知道托曼是一番好意，而且就连他自己也一度有过相同的想法。他的初衷，一来是有点畏难，二来是不想惹事。
但是经过蒲英的提醒，他已经意识到：在这三十名学员中，只有他是来自社会主义国家。
那些外国军官学员们，一定也很想听听他这个中国军人的不同看法——看他对社会主义制度的认识，看他对自由民主的理解。
这可是一个大是大非的问题，这个讲台也相当于一个隐形的战场，容不得他有一点点含糊、怯懦和逃避。
再说，战争本身就是政治的延续。
军人可以不干政，却不能不懂政治。
此刻，已经胸有成竹的冯垚，向台下诸人行了一个军礼后，开始了自己的演讲。
“各位军官先生们，上午好。我是冯垚，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刚才，我和大家一起聆听了来自爱沙尼亚的维尔塔宁中校的精彩演讲。我本人，对维尔塔宁中校在演讲中播放的一段视频，特别有感触。
就是那n用直升机航拍的‘波罗的海之路’示威活动的情景——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三国的约三百万民众，扶老携幼、手拉着手，组成了一道跨越三个国家的、长达600多公里的人墙。他们跨过高山、越过河流、穿过田野，举着要求自由的标语牌，喊着要求国家独立的口号……这个场面，实在是太壮观了！
我之所以被触动，是因为我发现——全世界各国人民，在追求民族自决和国家独立时候的心情，都是相通的。
我们中国人也和爱沙尼亚人一样。
为了谋求国家的独立自主、人民的民主自由，一个半世纪以来，无数的中国人前赴后继，浴血奋战，历经了无数的苦难，才取得了中国今日的辉煌。
下面，请允许我为各位介绍一下——我的祖国，从1900年到今天的一百多年间，所走过的道路。”
冯垚的手在台上演示用的电脑上点了一下，身后的投影屏便出现了第一张幻灯。
那上面，只有简单而醒目的一行英文：100years before，a fallen gaint。
中文含义是：一百年前的中国，一个倒下的巨人。
“我的祖国幅员辽阔，富饶美丽，有着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几千年来一直是巍巍矗立在亚洲东方的一个巨人。但是，一百多年前，1900年，八国联军攻陷了北京……庚子赔款四亿五千万两白银……中国这个病弱已久的巨人，终于彻底倒下了！从此，它只能任东西方列强掠夺和欺凌！……事实上，这场对中国的掠夺，早在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时就开始了……两次鸦片战争的战败，迫使当时统治阶层中的有识之士开始探求‘救亡图存’的道路……甲午战争的失败，标志着大清王朝‘洋务运动’的失败……这样一个一而再、再而三丧权辱国的政权，只能一而再、再而三地加速自己的灭亡……1911年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满清、创立了民国，结束了在中国延续了2700余年的封建制度……但是，旧中国那种随意被人踢开国门、东西方列强随时都可以进来烧杀抢掠的局面，并没有因为辛亥革命的胜利而结束……”
伴随着冯垚浑厚而富于抑扬顿挫的声音，投影屏上变幻着一张张反映当年大事件的时事照片。
一幅幅的黑白影像，记录着近代中国那段屈辱苦难的历史，也记录着中华民族近代史上涌现出的、在史书上褒贬不一的精英人物们在历史潮头上搏击和弄潮的种种事迹。
讲台下鸦雀无声，异常安静。
来自五大洲二十六个国家的军人们，都在全神贯注地聆听着冯垚的演讲。他们生活的社会制度，虽然和中国不一样，但是不少人的国家，也有着与中国类似的命运。
冯垚的英文表达，选择的是最简单浅显的词句，叙述也十分清晰流畅。所以，即使是一点不了解中国历史的人，也完全能够听懂中国那复杂的近代史。
所有的人，都被冯垚感情充沛的解说词吸引着，在他情绪的悲欢起伏中，体味着那个古老东方民族的百年悲欢与沉浮。
“……北洋军政府主政下的中国，作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胜国出席巴黎和会……但就在人们欢呼‘公理战胜强权’的时刻，英、美、法、意、日操纵的巴黎和会，竟然将战败国德国在中国山东的权益，全盘转让给了日本……1919五四运动爆发……1926国民革命军誓师北伐，北洋的各路军阀纷纷倒台，中国完成了形式上的统一……但是，国民党执政的民国政府，还是在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中丢掉了东北，1937年的七七事变中丢掉了华北……为什么日本关东军敢以19万人的兵力，对19万人的东北军发动九一八事变？为什么日本华北驻屯军敢以8400人的兵力，对10余万人兵力的29路军发动七七事变？因为政府软弱无能，推行着‘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1941年，全面抗战已经爆发了四年，国土都沦陷了大半，这个政府还是在珍珠港事件后，才敢紧跟着英美对日宣战……因此，在二战胜利后，战败国日本根本不认为中国击败了它……”
投影画面定格在了那张备受争议的照片——在1945年9月9日南京受降典礼上，中方军人屈身弯腰、双手接过日方军人呈递的投降书。不加注解的话，一定会将那位态度更为恭敬的中方军人，当成了投降方的代表。
“……从1840到1945，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各种力量熙熙攘攘、你来我往，都不乏机会走到前台现身表演，也有无数英雄枭雄粉墨登场，要救中国于水火……但是，在守护民族利益、捍卫国家安全方面，这些政治力量都是那么的衰落和软弱，而这种衰落与软弱又为中华民族带来了更多更巨大的灾难。一百多年来，这样的失败和灾难，一个比一个惨痛、一个比一个沉重！”
课堂里的气氛，随着冯垚演讲的深入，渐渐变得沉重，似乎连空气都凝固不动了。
冯垚察觉到这一点后，有意控制了一下自己的情绪。
他环视了台下一周，忽然抬起手，“啪”地敲击了一下鼠标。
第二张纯字幕的幻灯片打了出来：today，a rising gaint。
中文意思是：今日中国，一个傲然屹立的巨人！
“今天的中国，和一百年前相比，完全变了一个样！中国已经成为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外汇储备全球第一，钢铁、煤炭、水泥、化肥、电视机等工业产品的产量居世界第一位，全世界到处都充斥着‘ade in china’的产品。
更为重要的是，自1950年的朝鲜战争之后，中国对外战争——无一败绩！
那种帝国主义在东方架起几门大炮就可以征服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
听到这里，讲台下军人们的脸上，大多露出了会心的善意的微笑。只有少数几位，来自曾经侵略过中国的英法德日等国的军官们，表情略有些尴尬，但他们依然很认真地在听着。
“一百年前和一百年后的中国，是如此的不同。那么，这个改变是从何时开始的？历史的转折点，究竟在哪里呢？”
冯垚做了个有力的手势，自问自答道：“那就是——1949年，新中国的成立，中国共产党通过武装斗争夺取了全国政权。从那时候开始，中国终于结束了贫穷落后和战乱不断的百年困局，走上了快速发展的道路……”
伴随着他激越的声音，投影屏上出现了开国大典上的那段视频：一个带着浓重湖南口音的声音，在天安门城楼上向世界庄严宣告——一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
冯垚继续讲道：“……当时的西方人和日本人都很好奇，中国人凭什么说自己站起来了？不久之后爆发的朝鲜战争，向全世界证明了这一点。
在战争爆发前，美国人判断，中国人的红线是鸭绿江。其实，新中国一次次发出了警告，红线是三八线。中国总理周恩来更是明确指出——‘韩军过线，我们不管；美军过线，我们要管’。
但美国人却认为，周的讲话缺乏法律依据，不能代表国家意志。有人说，这是东西方的思维和行为方式的差异，所造成的误会，所以美国人是在错误的时间和错误的地点和错误的敌人发生了一场错误的战争。
这真的只是一个误会吗？
不是这样的。最根本的原因还是——旧中国虚弱之至、衰落之至、一碰就垮、一推就倒的形象，早就在国际上深入人心了！美国人压根就不在意新中国说了什么，他们在心里也不认为中国有能力出兵、有能力干预国际大事。
更何况，中国刚刚经历了抗战和内战，满目疮痍，百废待兴。即使是到了1952年，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还不及1800年英国工业革命时期的水平。
西方人自然会认为，这样一个国家，凭什么出兵朝鲜？
可是，事实告诉了他们，中国人就是敢于挥师朝鲜，迎战以美国为首的十七国联军，并最终将联合国军打回到了三八线以南！
一百多年来，在国家安全面临重大威胁面前，中华民族第一次不再妥协退让，而是坚决抗争！
西方人不禁要问，为什么这个国家变得不再软弱可欺了？”
冯垚停顿了片刻，打出了第三张字幕幻灯：arxis changes china。
“那是因为，这个国家的政权和组织领导力量变了，这个国家才发生了彻底的改变!归根结底就是——马克思主义改变了中国，中国共产党改变了中国，社会主义改变了中国。”
这句话一说出口，冯垚就注意到：坐在第一排的英国导师索尼洛上校，皱起了眉头，似乎有些不悦。
冯垚知道，这位上校不喜欢共产党和社会主义。
但他没有理会，反而更提高了音量，大声说道：“根据我刚才讲述的中国近代史，大家应该知道——为了能让祖国摆脱被掠夺与被肢解的命运，中华民族无数的仁人志士进行了长期不懈的探索与奋斗。
洪秀全的太平天国，只是一次添加了宗教色彩的农民起义；曾国藩打着‘维护中国的名教’的旗号，镇压了太平天国，但是洋务运动也失败了；康有为、梁启超搞君主立宪；孙中山建立共和；五四运动打倒孔家店，彻底抛弃中国传统文化……在经历了这么多的运动、思潮和主义的失败后，俄国的十月革命为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
中国人民历经千难万险，终于找到了救国之路和发展之路。
中国人是在选择了很多条道路都失败之后，才最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
历史证明，马克思主义通过中国共产党，彻底地改变了中国的面貌。”
紧接着，冯垚又打出了第四张字幕幻灯：china changes arxis。
“但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道路，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它改变了中国，中国也改变了马克思主义。
中国共产党以及中国现行的社会主义制度，都和前苏联，乃至前东欧的社会主义国家，完全不同——这一点，至为重要！
刚才维尔塔宁中校认为，社会主义制度不适合爱沙尼亚，三权分立和议会制才是更好的选择。
我完全明白他的意思。
就像英国人选择了适合英国的君主立宪，法国人选择了适合法国的半总统制，美国人选择了总统制、三权分立、两党制……各国人民都会选择适合本国的政治制度，所以，我们中国人也选择了适合自己的道路。
社会主义制度被爱沙尼亚和许多前东欧国家抛弃了，因为这个制度其实是在苏联红军战车的保护和胁迫下，强行建立起来的。所以，一旦苏联的支持——特别是以武装干涉为代表的军事支持突然消失后，柏林墙也就在一夜之间轰然倒塌了。
但是，中国不一样。
中国共产党的奋斗长达28年。到新中国建立时，中共党员才300万人，但是牺牲的党员，有名可查的就有370万人。如果加上工农群众，牺牲的革命先烈，超过了2000万人。
如此巨大而惨烈的牺牲，既证明了中国共产党的群众基础是深厚的，也证明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得到认可的道路并非一帆风顺，而是充满了曲折坎坷。
十月革命，给中国共产党送来了马列主义，送来了组织指导，甚至送来了部分经费，但并没有送来武装割据，没有送来农村包围城市，没有送来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这些东西，虽然不是马克思主义的经典，却是中国的革命能取得胜利的根本原因。
所以，中国人民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直到现在，我们的国家依然在探索，如何将马克思主义原理和中国实际相结合，从而让中国变得更加繁荣富强。
也有些人看不惯中国推行的有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认为中国是‘中修’，就是修正主义的意思。
我要说，中国人不会为了‘主义’而‘主义’。
主义是手段，目的是富国强兵。
如果一定要给中国加上个‘主义’的大帽子，那我觉得，中国人奉行的是现实主义，拿来主义。
我们中国人，特别是中国军人，把维护国家利益作为最高准则。因为我们经历过国土分裂、山河破碎的历史，所以我们比任何国家都更珍视国家的完整和统一，更热衷于和平与发展——这就是我们中国人的主义！
我的演讲完了，谢谢。”
冯垚再敬了一礼后，很快收拾东西走下了讲台。
和刚才爱沙尼亚人演讲结束的时候完全不同，课堂里一片安静。
直到冯垚都快走回到自己座位上时，室内才突然爆发出一阵雷鸣般的掌声。原来，大家都听入了神，还没意识到他的演讲已经结束了。
邻座的几位军人纷纷伸过手来向冯垚表示祝贺：“太精彩了！讲得太棒了！”
索尼洛上校示意了几次后，才平息了大家激动的情绪。
他拿起话筒，面色凝重地说：“冯少校，我仍然不喜欢马克思主义和共产党……”
冯垚微笑着点头——他本来也没想当什么传教士。
他今天，与其说是在解释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的合理性，不如说是在讲述中国的命运和中华民族的命运。从全世界的范围来看，救亡与发展这两大命题，并不仅仅属于中国。
不过，出乎他意料的是，索尼洛上校很快又咧嘴一笑，幽默地说道：“但我觉得，你说的很有道理！”
赞同的掌声再次响了起来。
下课后，冯垚在向外走的路上，不停地有同班的军官们过来打招呼。他们大多是来自亚非拉第三世界的国家——冯垚的讲述，让这些有着被帝国主义侵略和殖民的共同历史的人们，产生了共鸣。
来自菲律宾的贾维尔上校，还拉着冯垚走到操场的草坪上合影留念。他说：“冯，你是个了不起的人。你的将来，一定不可限量！”
冯垚刚回到宿舍，又有人来敲门。
来自印度的卡夫中校，送了一条漂亮的领带给他做纪念。
卡夫中校还说：“印度和中国，有着相似的历史和命运。你们选择了马克思主义，我们选择了民族主义，都是要救各自的国家！但是，我认为你们发展得更好——我很羡慕你们。”
在冯垚和室友托曼中校共进午餐的时候，托曼说起了自己舅舅的经历。
他的舅舅，在1956年是布达佩斯的一名大学生，也是裴多菲俱乐部的成员。他因为参与了匈牙利事件，受到政府和苏军的通缉，被迫流亡国外，直到三十多年后才重回故乡与亲人团聚。
但是，当他的舅舅看到匈牙利在东欧剧变后的情况后，却再也不愿意回国了。十年前终于死在了异乡。
托曼说道：“我的舅舅是纳吉的追随者……纳吉，你知道吗？”
“知道。纳吉是国际共产主义工人运动的知名人物，有着四十多年的党龄，是党内的民主派，在匈牙利事件后受到了清算，秘密审判后被处以绞刑。纳吉在临刑前说，如果需要用我的生命来证实共产主义者并非是人民的敌人，我愿意做出这一牺牲。”冯垚说起半个世纪前外国名人的事迹，也是如数家珍。
“没错。我舅舅当年参加示威游行，也是想改良社会主义，并不是要推翻社会主义。”
“我明白。当时的匈牙利人民，主要是反感苏联的大国沙文主义，还有不满当时匈共领导人的‘斯大林化’。他们的初衷都是为了国家更独立、社会主义制度发展得更好——只可惜这一改良行动，被苏联出兵给血腥镇压了。”
托曼被冯垚公允的评价感动了。
“冯，你说得太好了！”他真诚地说道：“你知道，我一贯奉行军人不问政治的原则，我觉得匈牙利现行的制度也不错。不过，我也相信，我舅舅那一辈人愿意为了社会主义而牺牲，一定有他们的道理！他们的尝试，虽然在我的国家失败了。但是，今天听了你的演讲之后，我相信——你们一定会成功的！”
“谢谢你的祝愿！历史对中国很残酷，也很宽厚。在付出了巨大代价之后，我们中国人终于找到了实现救亡发展与民族振兴的道路，我们会加倍珍惜，加倍努力的！”冯垚坚定地说。(未完待续。)
刚才在爱沙尼亚军官的演讲完毕后，课堂里响起的欢呼和掌声已经渐渐平息了。但是，从各国军官们的表情上，还是可以看出，他们对刚才的演讲很满意，也对冯垚的演讲充满着期待和好奇。
当冯垚在台上站定，尚未开讲时，他的目光无意中与坐在教室最后排的匈牙利军官托曼的目光，碰撞了一下。
托曼的眼神里有着明显的担忧。
因为在今天凌晨两三点的时候，当托曼睡了一觉醒来后，发现冯垚还没有休息，还在为了准备演讲而查阅着资料。
他好奇地问了一下冯垚准备讲的内容后，赶紧劝道：“冯少校，你在这里讲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这，也太敏感了！很容易引起那些人的不满或是刁难！我们是军人嘛，纯粹的军人，是不应该过问政治的。所以我建议你，随便讲讲你们中国的历史地理人文，就好了。”
冯垚知道托曼是一番好意，而且就连他自己也一度有过相同的想法。他的初衷，一来是有点畏难，二来是不想惹事。
但是经过蒲英的提醒，他已经意识到：在这三十名学员中，只有他是来自社会主义国家。
那些外国军官学员们，一定也很想听听他这个中国军人的不同看法——看他对社会主义制度的认识，看他对自由民主的理解。
这可是一个大是大非的问题，这个讲台也相当于一个隐形的战场，容不得他有一点点含糊、怯懦和逃避。
再说，战争本身就是政治的延续。
军人可以不干政，却不能不懂政治。
此刻，已经胸有成竹的冯垚，向台下诸人行了一个军礼后，开始了自己的演讲。
“各位军官先生们，上午好。我是冯垚，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刚才，我和大家一起聆听了来自爱沙尼亚的维尔塔宁中校的精彩演讲。我本人，对维尔塔宁中校在演讲中播放的一段视频，特别有感触。
就是那n用直升机航拍的‘波罗的海之路’示威活动的情景——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三国的约三百万民众，扶老携幼、手拉着手，组成了一道跨越三个国家的、长达600多公里的人墙。他们跨过高山、越过河流、穿过田野，举着要求自由的标语牌，喊着要求国家独立的口号……这个场面，实在是太壮观了！
我之所以被触动，是因为我发现——全世界各国人民，在追求民族自决和国家独立时候的心情，都是相通的。
我们中国人也和爱沙尼亚人一样。
为了谋求国家的独立自主、人民的民主自由，一个半世纪以来，无数的中国人前赴后继，浴血奋战，历经了无数的苦难，才取得了中国今日的辉煌。
下面，请允许我为各位介绍一下——我的祖国，从1900年到今天的一百多年间，所走过的道路。”
冯垚的手在台上演示用的电脑上点了一下，身后的投影屏便出现了第一张幻灯。
那上面，只有简单而醒目的一行英文：100years before，a fallen gaint。
中文含义是：一百年前的中国，一个倒下的巨人。
“我的祖国幅员辽阔，富饶美丽，有着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几千年来一直是巍巍矗立在亚洲东方的一个巨人。但是，一百多年前，1900年，八国联军攻陷了北京……庚子赔款四亿五千万两白银……中国这个病弱已久的巨人，终于彻底倒下了！从此，它只能任东西方列强掠夺和欺凌！……事实上，这场对中国的掠夺，早在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时就开始了……两次鸦片战争的战败，迫使当时统治阶层中的有识之士开始探求‘救亡图存’的道路……甲午战争的失败，标志着大清王朝‘洋务运动’的失败……这样一个一而再、再而三丧权辱国的政权，只能一而再、再而三地加速自己的灭亡……1911年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满清、创立了民国，结束了在中国延续了2700余年的封建制度……但是，旧中国那种随意被人踢开国门、东西方列强随时都可以进来烧杀抢掠的局面，并没有因为辛亥革命的胜利而结束……”
伴随着冯垚浑厚而富于抑扬顿挫的声音，投影屏上变幻着一张张反映当年大事件的时事照片。
一幅幅的黑白影像，记录着近代中国那段屈辱苦难的历史，也记录着中华民族近代史上涌现出的、在史书上褒贬不一的精英人物们在历史潮头上搏击和弄潮的种种事迹。
讲台下鸦雀无声，异常安静。
来自五大洲二十六个国家的军人们，都在全神贯注地聆听着冯垚的演讲。他们生活的社会制度，虽然和中国不一样，但是不少人的国家，也有着与中国类似的命运。
冯垚的英文表达，选择的是最简单浅显的词句，叙述也十分清晰流畅。所以，即使是一点不了解中国历史的人，也完全能够听懂中国那复杂的近代史。
所有的人，都被冯垚感情充沛的解说词吸引着，在他情绪的悲欢起伏中，体味着那个古老东方民族的百年悲欢与沉浮。
“……北洋军政府主政下的中国，作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胜国出席巴黎和会……但就在人们欢呼‘公理战胜强权’的时刻，英、美、法、意、日操纵的巴黎和会，竟然将战败国德国在中国山东的权益，全盘转让给了日本……1919五四运动爆发……1926国民革命军誓师北伐，北洋的各路军阀纷纷倒台，中国完成了形式上的统一……但是，国民党执政的民国政府，还是在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中丢掉了东北，1937年的七七事变中丢掉了华北……为什么日本关东军敢以19万人的兵力，对19万人的东北军发动九一八事变？为什么日本华北驻屯军敢以8400人的兵力，对10余万人兵力的29路军发动七七事变？因为政府软弱无能，推行着‘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1941年，全面抗战已经爆发了四年，国土都沦陷了大半，这个政府还是在珍珠港事件后，才敢紧跟着英美对日宣战……因此，在二战胜利后，战败国日本根本不认为中国击败了它……”
投影画面定格在了那张备受争议的照片——在1945年9月9日南京受降典礼上，中方军人屈身弯腰、双手接过日方军人呈递的投降书。不加注解的话，一定会将那位态度更为恭敬的中方军人，当成了投降方的代表。
“……从1840到1945，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各种力量熙熙攘攘、你来我往，都不乏机会走到前台现身表演，也有无数英雄枭雄粉墨登场，要救中国于水火……但是，在守护民族利益、捍卫国家安全方面，这些政治力量都是那么的衰落和软弱，而这种衰落与软弱又为中华民族带来了更多更巨大的灾难。一百多年来，这样的失败和灾难，一个比一个惨痛、一个比一个沉重！”
课堂里的气氛，随着冯垚演讲的深入，渐渐变得沉重，似乎连空气都凝固不动了。
冯垚察觉到这一点后，有意控制了一下自己的情绪。
他环视了台下一周，忽然抬起手，“啪”地敲击了一下鼠标。
第二张纯字幕的幻灯片打了出来：today，a rising gaint。
中文意思是：今日中国，一个傲然屹立的巨人！
“今天的中国，和一百年前相比，完全变了一个样！中国已经成为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外汇储备全球第一，钢铁、煤炭、水泥、化肥、电视机等工业产品的产量居世界第一位，全世界到处都充斥着‘ade in china’的产品。
更为重要的是，自1950年的朝鲜战争之后，中国对外战争——无一败绩！
那种帝国主义在东方架起几门大炮就可以征服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
听到这里，讲台下军人们的脸上，大多露出了会心的善意的微笑。只有少数几位，来自曾经侵略过中国的英法德日等国的军官们，表情略有些尴尬，但他们依然很认真地在听着。
“一百年前和一百年后的中国，是如此的不同。那么，这个改变是从何时开始的？历史的转折点，究竟在哪里呢？”
冯垚做了个有力的手势，自问自答道：“那就是——1949年，新中国的成立，中国共产党通过武装斗争夺取了全国政权。从那时候开始，中国终于结束了贫穷落后和战乱不断的百年困局，走上了快速发展的道路……”
伴随着他激越的声音，投影屏上出现了开国大典上的那段视频：一个带着浓重湖南口音的声音，在天安门城楼上向世界庄严宣告——一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
冯垚继续讲道：“……当时的西方人和日本人都很好奇，中国人凭什么说自己站起来了？不久之后爆发的朝鲜战争，向全世界证明了这一点。
在战争爆发前，美国人判断，中国人的红线是鸭绿江。其实，新中国一次次发出了警告，红线是三八线。中国总理周恩来更是明确指出——‘韩军过线，我们不管；美军过线，我们要管’。
但美国人却认为，周的讲话缺乏法律依据，不能代表国家意志。有人说，这是东西方的思维和行为方式的差异，所造成的误会，所以美国人是在错误的时间和错误的地点和错误的敌人发生了一场错误的战争。
这真的只是一个误会吗？
不是这样的。最根本的原因还是——旧中国虚弱之至、衰落之至、一碰就垮、一推就倒的形象，早就在国际上深入人心了！美国人压根就不在意新中国说了什么，他们在心里也不认为中国有能力出兵、有能力干预国际大事。
更何况，中国刚刚经历了抗战和内战，满目疮痍，百废待兴。即使是到了1952年，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还不及1800年英国工业革命时期的水平。
西方人自然会认为，这样一个国家，凭什么出兵朝鲜？
可是，事实告诉了他们，中国人就是敢于挥师朝鲜，迎战以美国为首的十七国联军，并最终将联合国军打回到了三八线以南！
一百多年来，在国家安全面临重大威胁面前，中华民族第一次不再妥协退让，而是坚决抗争！
西方人不禁要问，为什么这个国家变得不再软弱可欺了？”
冯垚停顿了片刻，打出了第三张字幕幻灯：arxis changes china。
“那是因为，这个国家的政权和组织领导力量变了，这个国家才发生了彻底的改变!归根结底就是——马克思主义改变了中国，中国共产党改变了中国，社会主义改变了中国。”
这句话一说出口，冯垚就注意到：坐在第一排的英国导师索尼洛上校，皱起了眉头，似乎有些不悦。
冯垚知道，这位上校不喜欢共产党和社会主义。
但他没有理会，反而更提高了音量，大声说道：“根据我刚才讲述的中国近代史，大家应该知道——为了能让祖国摆脱被掠夺与被肢解的命运，中华民族无数的仁人志士进行了长期不懈的探索与奋斗。
洪秀全的太平天国，只是一次添加了宗教色彩的农民起义；曾国藩打着‘维护中国的名教’的旗号，镇压了太平天国，但是洋务运动也失败了；康有为、梁启超搞君主立宪；孙中山建立共和；五四运动打倒孔家店，彻底抛弃中国传统文化……在经历了这么多的运动、思潮和主义的失败后，俄国的十月革命为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
中国人民历经千难万险，终于找到了救国之路和发展之路。
中国人是在选择了很多条道路都失败之后，才最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
历史证明，马克思主义通过中国共产党，彻底地改变了中国的面貌。”
紧接着，冯垚又打出了第四张字幕幻灯：china changes arxis。
“但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道路，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它改变了中国，中国也改变了马克思主义。
中国共产党以及中国现行的社会主义制度，都和前苏联，乃至前东欧的社会主义国家，完全不同——这一点，至为重要！
刚才维尔塔宁中校认为，社会主义制度不适合爱沙尼亚，三权分立和议会制才是更好的选择。
我完全明白他的意思。
就像英国人选择了适合英国的君主立宪，法国人选择了适合法国的半总统制，美国人选择了总统制、三权分立、两党制……各国人民都会选择适合本国的政治制度，所以，我们中国人也选择了适合自己的道路。
社会主义制度被爱沙尼亚和许多前东欧国家抛弃了，因为这个制度其实是在苏联红军战车的保护和胁迫下，强行建立起来的。所以，一旦苏联的支持——特别是以武装干涉为代表的军事支持突然消失后，柏林墙也就在一夜之间轰然倒塌了。
但是，中国不一样。
中国共产党的奋斗长达28年。到新中国建立时，中共党员才300万人，但是牺牲的党员，有名可查的就有370万人。如果加上工农群众，牺牲的革命先烈，超过了2000万人。
如此巨大而惨烈的牺牲，既证明了中国共产党的群众基础是深厚的，也证明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得到认可的道路并非一帆风顺，而是充满了曲折坎坷。
十月革命，给中国共产党送来了马列主义，送来了组织指导，甚至送来了部分经费，但并没有送来武装割据，没有送来农村包围城市，没有送来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这些东西，虽然不是马克思主义的经典，却是中国的革命能取得胜利的根本原因。
所以，中国人民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直到现在，我们的国家依然在探索，如何将马克思主义原理和中国实际相结合，从而让中国变得更加繁荣富强。
也有些人看不惯中国推行的有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认为中国是‘中修’，就是修正主义的意思。
我要说，中国人不会为了‘主义’而‘主义’。
主义是手段，目的是富国强兵。
如果一定要给中国加上个‘主义’的大帽子，那我觉得，中国人奉行的是现实主义，拿来主义。
我们中国人，特别是中国军人，把维护国家利益作为最高准则。因为我们经历过国土分裂、山河破碎的历史，所以我们比任何国家都更珍视国家的完整和统一，更热衷于和平与发展——这就是我们中国人的主义！
我的演讲完了，谢谢。”
冯垚再敬了一礼后，很快收拾东西走下了讲台。
和刚才爱沙尼亚人演讲结束的时候完全不同，课堂里一片安静。
直到冯垚都快走回到自己座位上时，室内才突然爆发出一阵雷鸣般的掌声。原来，大家都听入了神，还没意识到他的演讲已经结束了。
邻座的几位军人纷纷伸过手来向冯垚表示祝贺：“太精彩了！讲得太棒了！”
索尼洛上校示意了几次后，才平息了大家激动的情绪。
他拿起话筒，面色凝重地说：“冯少校，我仍然不喜欢马克思主义和共产党……”
冯垚微笑着点头——他本来也没想当什么传教士。
他今天，与其说是在解释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的合理性，不如说是在讲述中国的命运和中华民族的命运。从全世界的范围来看，救亡与发展这两大命题，并不仅仅属于中国。
不过，出乎他意料的是，索尼洛上校很快又咧嘴一笑，幽默地说道：“但我觉得，你说的很有道理！”
赞同的掌声再次响了起来。
下课后，冯垚在向外走的路上，不停地有同班的军官们过来打招呼。他们大多是来自亚非拉第三世界的国家——冯垚的讲述，让这些有着被帝国主义侵略和殖民的共同历史的人们，产生了共鸣。
来自菲律宾的贾维尔上校，还拉着冯垚走到操场的草坪上合影留念。他说：“冯，你是个了不起的人。你的将来，一定不可限量！”
冯垚刚回到宿舍，又有人来敲门。
来自印度的卡夫中校，送了一条漂亮的领带给他做纪念。
卡夫中校还说：“印度和中国，有着相似的历史和命运。你们选择了马克思主义，我们选择了民族主义，都是要救各自的国家！但是，我认为你们发展得更好——我很羡慕你们。”
在冯垚和室友托曼中校共进午餐的时候，托曼说起了自己舅舅的经历。
他的舅舅，在1956年是布达佩斯的一名大学生，也是裴多菲俱乐部的成员。他因为参与了匈牙利事件，受到政府和苏军的通缉，被迫流亡国外，直到三十多年后才重回故乡与亲人团聚。
但是，当他的舅舅看到匈牙利在东欧剧变后的情况后，却再也不愿意回国了。十年前终于死在了异乡。
托曼说道：“我的舅舅是纳吉的追随者……纳吉，你知道吗？”
“知道。纳吉是国际共产主义工人运动的知名人物，有着四十多年的党龄，是党内的民主派，在匈牙利事件后受到了清算，秘密审判后被处以绞刑。纳吉在临刑前说，如果需要用我的生命来证实共产主义者并非是人民的敌人，我愿意做出这一牺牲。”冯垚说起半个世纪前外国名人的事迹，也是如数家珍。
“没错。我舅舅当年参加示威游行，也是想改良社会主义，并不是要推翻社会主义。”
“我明白。当时的匈牙利人民，主要是反感苏联的大国沙文主义，还有不满当时匈共领导人的‘斯大林化’。他们的初衷都是为了国家更独立、社会主义制度发展得更好——只可惜这一改良行动，被苏联出兵给血腥镇压了。”
托曼被冯垚公允的评价感动了。
“冯，你说得太好了！”他真诚地说道：“你知道，我一贯奉行军人不问政治的原则，我觉得匈牙利现行的制度也不错。不过，我也相信，我舅舅那一辈人愿意为了社会主义而牺牲，一定有他们的道理！他们的尝试，虽然在我的国家失败了。但是，今天听了你的演讲之后，我相信——你们一定会成功的！”
“谢谢你的祝愿！历史对中国很残酷，也很宽厚。在付出了巨大代价之后，我们中国人终于找到了实现救亡发展与民族振兴的道路，我们会加倍珍惜，加倍努力的！”冯垚坚定地说。(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