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琅用了四十年时间,先是以东印度公司这种兼具政治、经济、军事性质的公司,接着推广到铁路公司、运河公司这种较为纯粹的商业特许公司,最后允许地方批准成立地方公司,打造了一个从国际到国内再到地方的商业公司体系。让这种大型商业组织,成为中国商业的主力军,推动了中国的商业文化。在这个过程中,周琅半是主动探索,半是顺其自然,也算是水到渠成了。基本上这套体系,是跟中国文化相适应和相融合的。

    最让周琅惊喜的是,商业公司的出现,竟然开始冲击到了重农抑商的传统思想。社会精英依然歧视普通商人,但是他们并不歧视商业公司。这是一个不合理的现象,但是一种文化上的妥协和适应。

    许多读书人、官员、大地主,不但不歧视商业公司,而且会积极购买商业公司的股票,或者债券。将其看作是一种良好的投资,这个意义非凡,意味着传统精英开始转化。革命式的消灭旧精英阶层,确实能够立竿见影,可要让新精英成长起来并带领国家前进,付出的代价太过巨大。法国大革命就是例子,这次大革命确实惊心动魄,确实让人热血沸腾,让普通人十分痛快,看到一个个过去趾高气扬,骑在自己头顶的权贵被断头台砍下脑袋,欢呼的人群不计其数。

    可是带来的后果,却让法国彻底失去了跟英国争夺世界霸权的资格,甚至让法国沦落到了欧洲二流国家,只能跟普鲁士、奥地利和俄国为伍,跟英国已经完全不在一个档次上了。

    如果中国也爆发这种大革命,清洗传统的地主阶层,官僚阶层和读书人阶层,中国付出的代价会比法国高无数倍,因为中国传统文化和思想比法国更加严重,至少法国是支持商业的,重商主义早就有了根基,商人阶层已经成为社会的中坚力量。而中国除了这些精英,就是一群农民,让农民来统治国家,道理上确实光明正大,庶民取得了权力,但对庶民,却未必是好事。

    以中国这样的国情,不死一亿人,别想摸清楚统治的经验和奥秘。至于付出的机会成本,恐怕是沦落一百年,甚至更长。周琅既不像付出一亿生命的代价,也不想付出沉沦的机会成本,就只能跟传统精英合作,慢慢改造他们。

    周琅发现这种情况,是通过民间开始办理的报纸,他发现大多数商业公司披露的信息,都相当傲慢,完全没有传统商人阶层那种唯唯诺诺。这些公司的公文都相当官方,俨然自己是官府一样。

    于是周琅开始亲自询问了不少人,发现普通人也将这些各级政府特许的商业公司,看成是一种带有官方性质的组织,而不是普通商人经营的商铺,或者工匠经营的作坊。

    周琅开始很惊讶,这完全不是他的初衷,这种商业股份公司,跟官府有个毛的关系,所有公司的运作,也不是官方性质的,他们跟普通商人一样纳税,除了股份制带来的有限责任之外,没有任何特权。

    但也不奇怪,新事物总是要形成适应他的文化的。就好像后世很多人都将企事业单位,看作跟政府公务员一样的性质。新事物总是要在老体系中找到一个位置。这种特许公司,既不是官办的,也不是过去那种受到政府严密监控的十三行性质的商业组织,而是完全按照市场办事的企业,但因为要满足政府的层层条件,才能得到许可,因此他们有意无意的将自己定位为了一种非官办又非民间的组织。

    社会精英也不认为这种所有人都可以持股的企业,是普通商人的店铺一样的性质,反而将这种自由买卖的公司,看作是一种官府之外的公共事务。他们投资这种资产不丢人,所以才有传统精英竞相购买公司股份的事情。

    而这种现象,是周琅最满意的,这意味着传统精英开始转型。这种转型也许没有新培养一个精英阶层那么快速,那么彻底,但他平稳。历史上没有经历革命而成功的国家,必然要经历这种传统精英的转型。英国的贵族转型为经营传统工商业的新贵族,德国贵族转型为农业和工业资本的容克地主阶层。日本的武士成功工商业企业家,都是这种转型。这三个国家也就相对平稳一些。没有法国那么动荡,更没有中国那么曲折。

    不好的是,这些商业公司跟官方的关系太密切,肯定会出事。他们不是官僚资本,但却在一定程度上依然依附于官僚阶层。所有的商业公司都依赖于官府的特许,特许是有时间限制的,一半是十年和十五年,所以保持跟官府良好的关系,一直是他们成功经营的根基。

    好的是,由于全社会都给予股份制商业公司一种高大上的印象,让所有阶层都热衷于这种新的商业模式。商人阶层挖空心思想成立股份公司,其他阶层也踊跃购买新公司的股份和债券。商业公司的发展势头很猛,商业力量在社会各种力量中增长很快。

    为了让这种良好氛围继续下去,周琅发现大量官员入股商业公司,商业公司又反过来利用一些高官显贵的入股来宣传,给自己公司背书,吸引更多的资金。官员不能经商,这是后世很多国家的规定,目的是防备职务犯罪。周琅没有反对官员参与工商业投资,默认了这种现状。但是职务犯罪是一定要杜绝的,因此他开始严查各种商业公司为了拉拢官员,给予他们干股的现象,将其定性为腐敗,按照贪腐罪论处。

    同时为了避免因为授权商业公司的权力集中在国家和省级官府机构,导致商业公司数量稀缺,周琅继续下放权力,规定县级官府也拥有批准成立商业公司的权力;又为了打击商业公司过于依赖政府授权,废纸了商业公司的特许权限制,只要在经营期间,没有犯罪,没有偷税漏税,那么所有的授权可以自动延期。

    本来就有大把商人挤破头想组建自己的商业公司,这一次权力下放,瞬间让全国数万个县都拥有了成立商业公司的权力,大大增加了商业公司的数量。周琅还废除了垄断特权,过去一个省只能批准一个垄断性公司,比如山西矿业公司,只能有一家,别的公司就不能在山西采矿,现在则不再限制数量,政府可以授权多家公司。

    这些措施都让商业公司在中国成几何倍增加,短短几年时间,新成立的商业公司数量达到了十万家以上。如此庞大的公司数量,比如有良莠不齐的现象,大大影响了商业公司的总体信誉,但投资者也开始更看重公司的业绩,而不再认为投资商业公司是一种稳赚不赔的买卖了。

    结果是竞争越来越激烈,商业化特征越来越明显,官方性质越来越淡。可社会风气,依然对公司比较宽容,对商人比较歧视。这无可避免,后世尚且如此,比如两个人走出去,一个说自己是开公司的,另一个说自己是开网店的,有的网店可能获利丰厚,而公司则负债累累,可大家初听之下,第一感受就是开公司的那个人很高大上,开网店的很低级。经历过改革开放,十亿人民八亿商时代的中国尚且如此,更何况这个时代呢。

    最近十年,通过普遍建立商业公司的办法,中国的商业以自己独特的方式发展了起来。

    但是激烈竞争之后,许多大型公司,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建立了自己的业务,规模庞大。让政府对他们都不敢小觑,比如动辄牵扯百万河工生计的运河公司,铁路公司等大公司,政府想动他们都得掂量掂量。这也算是商业开始抗衡政治的标志,也只有这种超大型公司,才有能力保护自己的权力,在跟一个十分强势的政府互动中不至于过于被动。

    这让周琅不由的联想到,是不是因为这种原因,政治程度比较高的东方社会,如果要进入商业社会,财阀化是不可避免的?日本、韩国都是在财阀推动下步入商业社会的。

    不过这不重要,财阀式的也好,金融资本垄断式的也罢,自由商业式的也无所谓,只要达到目的就行。

    周琅更看重的,是随着商业的快速发展,一个因商业而获利的阶层开始出现。这个阶层极有过去的豪商大贾,也有良田千顷的地主豪族,还有俸禄丰厚的高官显贵,周琅认为,这样的人越多越好,这些人关乎自己商业改革的成败。

    商鞅变法为什么成功了,王安石变法为什么失败了,究其原因,还不是因为商鞅变法打造出了一个既得利益集团,而王安石变法虽然跟商鞅变法一样,损害了大量旧权贵的力量,但却没能培养出一个既得利益集团。

    商鞅变法是即打击了旧的贵族势力,又培植出了一大批因为军功受爵而获利的新权贵势力。

    王安石变法损害了商人、地主和农民的利益,目的只是增加国家的财政和军事力量,目的十分的无私,可人是有私心的。商人不愿意接收国家强制进行收购、运销的均输法,地主不愿意接受杜绝他们通过向农民放贷而获利的青苗法,农民也不想接受有可能让他们当兵的保甲法。

    王安石没有培养任何一个既得利益集团的想法,他一心为公所以他失败了。商鞅代表的法家,坚持人性本恶,反而成功了,这不得不说是人类道德的一个挑战。就好像吃大锅饭的时候,明明只要大家都肯努力干活,不至于挨饿。但分了田之后,同样的土地上,不但交给国家的粮食比以前更多了,老百姓家的余粮也更多了,人性本私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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