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昌衡拍着胸脯保证，肖志华对此只是微微一笑，说道：“事情远不象你想象的那么简单，我详细说明一下，你们就会明白稳定四川的任务并不容易。”
历史上武昌起义爆，四川保路运动是前奏，而且在历史上被给予很高的评价。四川保路同志会也因此具有了掀起群众性的反帝爱国热潮，揭露帝国主义掠夺中国铁路、清政府卖国卖路罪恶行径的光辉形象。
然而，历史叙述多裂隙，蒲殿俊、罗纶等四川保路领袖真的是那么大公无私，为川民考虑，为国家担忧吗？肖志华在综合了各方情报，进行了精密分析后，却得出了不同的结论。
令肖志华难以想象的是，川路公司的内部管理异常混乱，从成立至19o8年，铁路还一寸未修，其筹集的八百多万两资金，却已经有一百五十多万两花在了工资及办公经费上，另二百万两又在重庆铜元局这一国有项目上投资失利，损失殆尽。
而川路开办之初，中央批准的筹款方式为四种：“官本之股、公利之股、抽租之股、募集之股”。“抽租之股”就是所谓的“租股”，由政府强行摊派到农户头上，随粮征收，是四种筹款方式中唯一获得公权力保障的，也因此而最为稳定。因为川路股本多来自从农民手中强征的“租股”，所以川中几千万百姓，号称人人皆是股东，而这些租股又是靠设在各地的“租股局”负责征收，点多线长面广，更是漏洞百出，一地鸡毛。
四川的几千万百姓其实并“无股东之能力”，而是在绅商们所把持的政府公权高压下，“强迫为之”。一份留日学生编撰的报告，就一针见血地指出：“租股之害，莫大于扰民；租股之弊，莫甚于中饱”。各县的“租股局”已经成为事实上的第二衙门，四川的基层政权基本被他们架空或控制，大量农民“散户”的股票滞留在“租股局”手里，为管理租股的那些不是干部的干部们提供了大好的机会，坐吃利息。
因政府将收取租股的任务委托给农村的“**能人”，这些人“专以逢迎官长、欺压乡愚为事”，征收租股既然按照土地计算，正好借此为“收受贿赂、报复仇怨之手段”。强大而毫无监督的公权力，为乡村的**们获得了巨大的寻租空间。这些人在征粮时，往往将租股以“铁路捐”名义先行收缴，然后才征缴正粮（农业税），贫困的农民因此总被安上抗粮的罪名，“鞭笞棰楚，监禁锁押”，“以此卖妻鬻子、倾家破产者不知凡几”，因此，农民之“视铁路也，不以为利己之商业，而以为害人之苛政”。
当清廷宣布将川汉、粤汉铁路收归国有，并谕令四川立即停止以造路的名义收取“租股”时。这项理应受到川民欢迎的利民政策却激起了轩然大波，其原因就是它触犯了蒲殿俊、罗纶等少数把持铁路公司的地方绅商的利益。这个既得利益集团完全明白，川路公司造路无望，但是停收“租股”意味着一条财源断绝。他们不想放弃特权，更不允许中央政府查账并接管七百多万两银子的未用路款，于是就用邮传部“卖路卖国”等极端情绪化的语言淆惑人心，起了保路运动。
精明的运动家们以“冠冕堂皇的演说词”簧鼓愚民，宣传造势，组织一个个大会愤怒声讨滔天罪行，愿景宏大。他们非但要留下七百多万余款（“浮财”）自行支配（即“办实业”），还想狠敲一笔，逼迫清政府为川路公司开办后所有的虚糜、贪污和倒亏买单。
四川虽然号称天府之国，但也如同号称鱼米之乡的江南一样，“能者多劳”，农民负担反而远比一些“欠达地区”更重。甲午战争和庚子事变两项赔款，四川就分摊到每年两百多万两，仅略低于广东，位居全国第二。此次，为了建设铁路，租股的负担又是每年近百万两，要从农民口里一粒米一粒米地夺食。
一方面是民怨沸腾，一方面却是中饱私囊，川路的资金筹措和全面开工建设遥遥无期，“早停一年租股，早苏一日民困”就成为很多“非既得利益者”的共识。
“川路总预算在九千万两，如果依靠租股，则凑够此数当用百年。后路未修，前路已坏，永成无期。前款不敷逐年路工之用，后款不敷股东付息之用。款尽路绝，民穷财困。川路公司已经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了。”肖志华低沉地说道：“而川路已经形成了一个巨大的既得利益集团，他们所期望的，就是‘后路未修，前路已坏，永成无期’，这样，他们就可以守着租股，‘永成无期’地寄生下去。”
蔡锷重重地叹了口气，他也是头一回听肖志华用经济分析的思路来剖析川路事件，现在算是明白了。川路事件不仅关系到钱财，更关系到民心向背，政局稳定，政权归属。政府面对的是四川顽固贪渎的巨大“既得利益”集团，更要提防他们利用愚民扰乱整个四川，确实棘手得很。
肖志华继续说道：“大多数农民都将租股当做‘出钱免祸’、无力对抗的捐税，他们并无法等到凑够五十两当什子股东，为了生计，为了尽快换得现银，很多都将手中的股权低价卖出，因此也造成了川路股票‘二级市场’的畸形繁荣，收购者多是富商及公务员们，据初步统计，农民的折损率高达6o%，购入者则可坐享暴利。保路派所谓的几千万万股民，其实，主流只是那些拥有大把股票的有权有势者。政府要顾及生斗小民的利益，却绝不会当冤大头，为那些黑心的土豪劣绅买单。”
尹昌衡立刻苦起了脸，如果政府不出面托底，再掀起一场保路风暴也是可以预见的。“巨雷盘旋其顶上，双手紧按其荷包”，小民不识大局的景象，何其凄惨！保路同志会中的贪官污吏利用千万人的爱国情绪，从而蒙蔽了缺乏判断眼光的大众，用以蒙混免受惩罚，因为随着他们滥用路款行为的暴露，他们必然受到惩罚的。为此，他们是敢于铤而走险，利用民众运动来要挟政府的。
“政府已经制定了计划，你不用担心。”肖志华笑着安慰道：“他们会利用民意，我们难道不会？你的任务就是用军队尽快控制各县，以防政府动手时，这伙人狗急跳墙，制造事端。到时候，你的胆子要放大一些，手段要严厉一些。赵尔丰号称赵屠，政府都敢放心使用，你就是背上尹屠的名号，只要能让川路事件得到较圆满的解决，我也会保你无事。”
有肖志华打保票，尹昌衡这心里有了底，脸上露出了些笑容。
历史上武昌起义爆，四川保路运动是前奏，而且在历史上被给予很高的评价。四川保路同志会也因此具有了掀起群众性的反帝爱国热潮，揭露帝国主义掠夺中国铁路、清政府卖国卖路罪恶行径的光辉形象。
然而，历史叙述多裂隙，蒲殿俊、罗纶等四川保路领袖真的是那么大公无私，为川民考虑，为国家担忧吗？肖志华在综合了各方情报，进行了精密分析后，却得出了不同的结论。
令肖志华难以想象的是，川路公司的内部管理异常混乱，从成立至19o8年，铁路还一寸未修，其筹集的八百多万两资金，却已经有一百五十多万两花在了工资及办公经费上，另二百万两又在重庆铜元局这一国有项目上投资失利，损失殆尽。
而川路开办之初，中央批准的筹款方式为四种：“官本之股、公利之股、抽租之股、募集之股”。“抽租之股”就是所谓的“租股”，由政府强行摊派到农户头上，随粮征收，是四种筹款方式中唯一获得公权力保障的，也因此而最为稳定。因为川路股本多来自从农民手中强征的“租股”，所以川中几千万百姓，号称人人皆是股东，而这些租股又是靠设在各地的“租股局”负责征收，点多线长面广，更是漏洞百出，一地鸡毛。
四川的几千万百姓其实并“无股东之能力”，而是在绅商们所把持的政府公权高压下，“强迫为之”。一份留日学生编撰的报告，就一针见血地指出：“租股之害，莫大于扰民；租股之弊，莫甚于中饱”。各县的“租股局”已经成为事实上的第二衙门，四川的基层政权基本被他们架空或控制，大量农民“散户”的股票滞留在“租股局”手里，为管理租股的那些不是干部的干部们提供了大好的机会，坐吃利息。
因政府将收取租股的任务委托给农村的“**能人”，这些人“专以逢迎官长、欺压乡愚为事”，征收租股既然按照土地计算，正好借此为“收受贿赂、报复仇怨之手段”。强大而毫无监督的公权力，为乡村的**们获得了巨大的寻租空间。这些人在征粮时，往往将租股以“铁路捐”名义先行收缴，然后才征缴正粮（农业税），贫困的农民因此总被安上抗粮的罪名，“鞭笞棰楚，监禁锁押”，“以此卖妻鬻子、倾家破产者不知凡几”，因此，农民之“视铁路也，不以为利己之商业，而以为害人之苛政”。
当清廷宣布将川汉、粤汉铁路收归国有，并谕令四川立即停止以造路的名义收取“租股”时。这项理应受到川民欢迎的利民政策却激起了轩然大波，其原因就是它触犯了蒲殿俊、罗纶等少数把持铁路公司的地方绅商的利益。这个既得利益集团完全明白，川路公司造路无望，但是停收“租股”意味着一条财源断绝。他们不想放弃特权，更不允许中央政府查账并接管七百多万两银子的未用路款，于是就用邮传部“卖路卖国”等极端情绪化的语言淆惑人心，起了保路运动。
精明的运动家们以“冠冕堂皇的演说词”簧鼓愚民，宣传造势，组织一个个大会愤怒声讨滔天罪行，愿景宏大。他们非但要留下七百多万余款（“浮财”）自行支配（即“办实业”），还想狠敲一笔，逼迫清政府为川路公司开办后所有的虚糜、贪污和倒亏买单。
四川虽然号称天府之国，但也如同号称鱼米之乡的江南一样，“能者多劳”，农民负担反而远比一些“欠达地区”更重。甲午战争和庚子事变两项赔款，四川就分摊到每年两百多万两，仅略低于广东，位居全国第二。此次，为了建设铁路，租股的负担又是每年近百万两，要从农民口里一粒米一粒米地夺食。
一方面是民怨沸腾，一方面却是中饱私囊，川路的资金筹措和全面开工建设遥遥无期，“早停一年租股，早苏一日民困”就成为很多“非既得利益者”的共识。
“川路总预算在九千万两，如果依靠租股，则凑够此数当用百年。后路未修，前路已坏，永成无期。前款不敷逐年路工之用，后款不敷股东付息之用。款尽路绝，民穷财困。川路公司已经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了。”肖志华低沉地说道：“而川路已经形成了一个巨大的既得利益集团，他们所期望的，就是‘后路未修，前路已坏，永成无期’，这样，他们就可以守着租股，‘永成无期’地寄生下去。”
蔡锷重重地叹了口气，他也是头一回听肖志华用经济分析的思路来剖析川路事件，现在算是明白了。川路事件不仅关系到钱财，更关系到民心向背，政局稳定，政权归属。政府面对的是四川顽固贪渎的巨大“既得利益”集团，更要提防他们利用愚民扰乱整个四川，确实棘手得很。
肖志华继续说道：“大多数农民都将租股当做‘出钱免祸’、无力对抗的捐税，他们并无法等到凑够五十两当什子股东，为了生计，为了尽快换得现银，很多都将手中的股权低价卖出，因此也造成了川路股票‘二级市场’的畸形繁荣，收购者多是富商及公务员们，据初步统计，农民的折损率高达6o%，购入者则可坐享暴利。保路派所谓的几千万万股民，其实，主流只是那些拥有大把股票的有权有势者。政府要顾及生斗小民的利益，却绝不会当冤大头，为那些黑心的土豪劣绅买单。”
尹昌衡立刻苦起了脸，如果政府不出面托底，再掀起一场保路风暴也是可以预见的。“巨雷盘旋其顶上，双手紧按其荷包”，小民不识大局的景象，何其凄惨！保路同志会中的贪官污吏利用千万人的爱国情绪，从而蒙蔽了缺乏判断眼光的大众，用以蒙混免受惩罚，因为随着他们滥用路款行为的暴露，他们必然受到惩罚的。为此，他们是敢于铤而走险，利用民众运动来要挟政府的。
“政府已经制定了计划，你不用担心。”肖志华笑着安慰道：“他们会利用民意，我们难道不会？你的任务就是用军队尽快控制各县，以防政府动手时，这伙人狗急跳墙，制造事端。到时候，你的胆子要放大一些，手段要严厉一些。赵尔丰号称赵屠，政府都敢放心使用，你就是背上尹屠的名号，只要能让川路事件得到较圆满的解决，我也会保你无事。”
有肖志华打保票，尹昌衡这心里有了底，脸上露出了些笑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