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6年5月21日,广州国民政府通过北伐战争决议案,标志着北伐战争进入起始阶段。,

    上海的报刊上纷纷报道此事,绝大多数持赞成态度。

    这要归功于张座霖在北平的所作所为,他的高压统治让其失去了新闻界的支持。

    4月26日,张座霖下令杀害了北平著名报人邵飘平,引起了新闻界的同仇敌忾,也可以说是兔死狐悲。

    张座霖今天能杀害邵飘平,明天就能杀害其他报人,除非是大家都不说真话。

    新闻界一向讲究言论自由。

    虽然大家知道这是相对的自由,但这是新闻界的坚持和骄傲所在,是新闻界的脸面。

    张座霖杀害邵飘平的举动是在打新闻界的脸,得罪了整个新闻界。

    北平的新闻界慑于张座霖的恐怖统治不敢出声,连公开的追悼和纪念都没有,一片沉寂。

    上海的新闻界则严厉声讨了奉军在北平的暴行。

    别小看新闻媒体,媒体能够通过报纸影响是什么,是民心。

    正因为如此,上海的报纸对于广州国民政府的北伐赞成者居多。

    当然,也有反对的声音,主要还是因为广州国民政府和苏联合作的事情。

    张座霖有日本人撑腰,北伐军的背后是苏联人,说起来两者是半斤八两。

    林子轩反对和苏联联合,不过却支持北伐。

    他希望北洋政府快点倒台,国家早日统一。这样中国才能有一段相对安稳的时间,不至于到处都是战乱。最终受到伤害的还是老百姓。

    这段时间,他安下心来撰写关于美国经济危机的论文。

    宋子闻在哈佛大学获得经济学硕士学位。又在哥伦比亚大学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想要说服这位经济学的高材生可不容易。

    要拿出真东西来,为此,林子轩把丢掉很久的经济学又捡了起来。

    他甚至想是不是进修一个经济学硕士学位,自己的文凭太低了啊。

    这时候,徐至摩来到了上海,他并非是专程来上海,而是路过,他要老家海宁。

    原因是他和陆小蔓到了谈婚论嫁的地步。但他的父亲坚决不同意。

    徐父认为儿子离婚已经是大逆不道,现在又要娶一个结过婚的女人,更是败坏门风。

    徐至摩想让林子轩和他一起海宁,劝说父亲答应这桩婚事。

    这让林子轩哭笑不得,不过没有拒绝。

    陆小蔓和王庚在1925年年底离婚,和徐至摩算是你情我愿,林子轩只有祝他们幸福了。

    在海宁的路上,徐至摩说了他今后的打算。

    北平太乱了,张座霖的高压统治让向往自由的徐至摩很不适应。他准备结婚后搬到上海来,买一套房子,在大学里教。

    新月社的不少人都有这个打算,因为林子轩的关系。上海是他们的首选。

    也有人到南京、厦门、广州等地谋生,要么到学校教,要么在报馆任职。

    比如语丝派的林羽堂在5月份就带着家眷逃离北平。到厦门大学任文科主任,他向厦门大学推荐了一批在北平教的学者。其中就有鲁讯。

    由此,北平的学者陆续南迁。最终汇聚到上海。

    这是林子轩第二次来到海宁硖石镇,第一次是来海宁观潮的时候。

    有了林子轩的介入,徐父倒是不好斥责儿子,让徐至摩陪着林子轩四处游逛,热情招待。

    这或许就是徐至摩的目的。

    几天之后,徐父终于松口,徐至摩想要结婚必须经过他的前妻张幼怡同意。

    如蒙大赦的徐至摩返上海。

    此时,张幼怡已从德国来,住在二哥张军劢的别墅内。

    林子轩和冯程程以朋友的身份邀请了这两位旧日眷侣,给他们创造一个洽谈的机会。

    在法租界的餐厅里,张幼怡穿着一身洋装,文文静静,透着一股自信的神采,相比较而言,徐至摩则有些唯唯诺诺,失去了诗人的自由洒脱。

    林子轩和冯程程先行离开。

    在路上,冯程程不由得叹了口气,感情的事情真的说不明白。

    看着张幼怡和徐至摩也是郎才女貌,门当户对,还有了孩子,想不到说离婚就离婚了。

    新式的人追求婚姻解放,追求自由恋爱,为此不惜离家出走,以前的冯程程同样如此,反对包办婚姻,但现在过的也很幸福。

    那些追求自由恋爱的人就一定幸福么?还是会被伤害的遍体鳞伤?

    只能说各有各的缘分,各有各的幸福。

    林子轩在后世看惯了男女之间的聚散离合,离婚成了普遍现象,但幸福就很难找到了。

    看着餐厅里的那两位,他握着妻子的手,觉得更要珍惜眼前人。

    张幼怡同意了徐至摩和陆小蔓的婚事,大方的送上了祝福,这让徐至摩颇为羞愧,也放下了心事,返了北平。

    在北平,胡拾正准备离开,他要前往英国,顺便到莫斯科参观访问。

    胡拾到英国是为了出席中英庚款委员会全体会议。

    1925年5月,英国国会通过关于退还部分庚子赔款的议案。

    1926年3月,胡拾在上海出席中英庚款顾问委员会,7月,胡拾离开北平,经哈尔滨,乘西伯利亚铁路的火车,前往英国。

    这是胡拾自1917年留学归国后,九年间第一次走出国门。

    也是继徐至摩和林子轩后,又一位来到莫斯科的中国文坛颇具影响力的人物。

    他在莫斯科呆了三天。

    胡拾先去参观革命博物馆,细细看了俄国1890年至1917年的革命运动史料,很受感动。

    随后,他遇到美国芝加哥大学的两位教授,同他们一道去参观莫斯科的监狱。

    三人看了都觉得很满意,认为莫斯科的监狱很有人道主义。

    胡拾又同他们讨论苏俄的教育,看了一些教育方面的统计材料,印象也不错。

    他甚至觉得苏俄“真是用力办新教育,努力想造成一个社会主义的新时代”。

    他在给朋友的信中这样写道。

    “我的感想与至摩不同。此间的人正是我前日信中所说有理想与理想主义的政治家;他们的理想也许有我们爱自由的人不能完全赞同的,但他们的意志的专笃,却是我们不能不十分顶礼佩服的。他们在此做一个空前的伟大政治新试验;他们有理想,有计划,有绝对的信心,只此三项已足使我们愧死。”

    经过短短三天的参观,胡拾对苏联大加称赞。

    他的信件传国内,在报纸上披露,引起了又一轮对于苏联的争论。(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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