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置换
八零年二月，一个春暖花开的季节。79阅.在爱人的强烈要求下，我从地球修理工蜕变为光荣的人民教师。
那一天，我信心满满地走进教室，站上讲台，开始了新生活。从此那些事儿伴随着我走过了近三十五年的教育生涯。
民办老师是一个时期内改革开放后经济大潮冲击下的产物，顾名思义，民办就是国家财政每月按规定给予一定数量的补贴【当时每月五元】，其余不足部分则比照生产队的劳动力记工分，民办老师吃的也是一碗菱角饭，其地位可想而知，在学校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在田间地头就是农民，要想改变这一现状，唯有靠自身努力，发奋图强，参加专门针对民办老师的内招考试，才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老师。
民办老师作为当时教育资源严重不足的补充，对于教育安全渡峰【学生人数高峰】的贡献是功不可没的，是可以载入史册的创举。
那些年，我一边教，一边学。可以说，我现在的一点文学功底，完全得益于那个时候的自学。
那个时候，我们家添置了大有村唯一的一台14英寸的黑白电视机，其时中央台正在播放电视连续剧【霍元甲】，每天不到八点，就有近百人围在家门口争先恐后的看电视剧。而我却要躲在屋里看书、做题。可谓是专心致志，俗话说，笨鸟先飞，我知道高中毕业后有近十年基层工作的我，要想赶上那些科班毕业，和刚放下书本，就拿起课本的同行来说，不自学，怎么能跟上班，又怎么能保证不误人子弟。因此，我利用一切可以了利用的时间，加强自学，努力提高自身文化素养。
又经过八年艰苦卓绝的八年“抗战”，在妻子的全力支持下，我参加了全省组织的暂停后再恢复后的第一次民办老师内招考试，当年我三十六岁。，比其他考生的平均年龄要大十岁，可想而知，其难度还是蛮大的，当时说不紧张是蒙人的，可事情往往就是这样，爱之深、恨之切，我爱教书这一行当，因而专注度也就特别高，当我跨进考场的那一刹那间，我恍惚看到妻子那期许的目光，以及一双儿女依偎在母亲身边，狂呼乱喊般爸爸“加油”、”加油爸爸”。我握着沉甸甸的双手，千百遍提醒自己，沉着冷静，胆大心细。考试中，我摒弃一切杂念，心无旁骛，一心游走在那些似曾相似的考题中，终场铃声响了，我如释重负般迅速撤离考场，去享受妻儿早就准备好的幸福大餐。
那一年，我被录取为师范民师班的学员，从那一刻起，我才完成了从农民到人民教师的置换，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人民教师。
记得又是一个春暖乍寒的季节一九九一年三月。我接到通知，调一个中学任总务主任，从此与财务结下了不解之缘。财务是一个单位赖以生存的经济命脉，是不可或缺的要害部门。一个单位的财务管理得好，既凝聚人心，又保持稳定。此前我任职的那所中学的财务状况不怎么好，一是亏欠几万元债务，二是管理混乱，三是食堂是个体经营。针对这种情况我向校长建议：组织力量清理债权债务，摸清学校的财务底子，同时着手整顿食堂经营的乱象，走集体经营的路子。通过调查，我以为一所有一千多学生，有近千寄宿生的学校不可能会亏欠。于是我着手制定了一个扭亏为盈的工作计划，一石激起千层浪。要想改变现况就必然会触及部分人的利益，尤其是那些在食堂里承包的人，他们以及与他们利益相关的关系户，自然是竭力反对。当然反对归反对，改革还是要进行下去的。
首先我和全体教职工算了一笔账，我们现有寄宿生一千人，按每人每天十元计算，即使是按政策规定每天每人纯收入2。5元，全校每天的收入也有贰仟伍佰之多，但现在我们学校每天的收入是多少呢？不到伍佰元，不算不知道，一算吓一跳。这件事也就成了教职工课余饭后的话题，学校是教书育人的地方，其主要职责是授业解惑。但是学校一百多教职员工的生活环境也需要改善呐，尤其是那些边边户的家属【即一人教书，另一人在家种田】，如果学校能够帮助解决他们家属的工作问题，何乐而不为？学生食堂经过我们调查和实践，根据教学规律，每次开饭的时间不超过二十分钟，我们经过审慎研究决定了以每个工人负责六十学生的工作量定员定编，我们的原则是只要是在职在编的，在本学校工作满三年的教工家属，自愿报名且热爱后勤工作，经过审查就可上工。然而当时我们学校像这样的边边户有近百分之四十，如何帮助这些教职工解决后顾之忧，就成了学校后勤工作的重中之重，于是我提出了占领阵地，挖掘资源，摸清底子、开发三产业的学校后勤工作新思路。事后想想学校边边户这种现象的出现是改革开放的产物，是教育面向世界、面向未来、面向现代化的需要，在当时各级政府把发展教育提到了议事日程，因为那个年代正是人口急剧增多，学生人数急剧上升，随着村办初中，镇办高中的**的出现，教师奇缺。民办教师也就应运而生，事实证明，这些民办教师为我们国家教育事业的发展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然后，我们按照既定方针组织实施，把全校四十一个教职工家属分成若干个小组，即食堂组十八人、饲养组3人、商店组6人、养护组4人，其余10人则暂时待岗。准备轮岗。这样一来教师队伍稳定了，学校生活环境改善了，俗话说，人心齐，泰山移，教职员工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了，以前遗留下来的一些棘手的问题也随之迎刃而解了。
其次是摸清底子，调查取证。从历史财务记录中，我发现一、开学时一般都是由班主任收费，然后再交学校总务处，有些班主任由于各种原因把那些因主观原因缴费后退学的学生经费张冠李戴给那些尚未登记的学生，而从中谋利；二、不完全统计寄宿生的开餐人数，弄虚作假；三、门卫把关不严。每到吃饭时，校门口就是鱼目混珠，寄宿生、走读生、卖饭的小贩混在一起。根本就分不清楚，是校内的学生，还是校外的社会闲散人员。在现实生活中，我觉得三十六行，行行出状元一点不假，本来我是不错的教师，在讲台上有驾驭课堂教学的能力，但现在由于分工不同也只能混迹于后勤队伍中，经受人们异样目光的洗礼。我生性倔强，有近十年农村基层工作的经验，看问题有时能够入木三分。当时有人戏说，“老曾走一路草都不生”，我可不管你是赞还是贬，只要是对大家有益的事，就不管不顾的朝前闯，那怕是头破血流也在所不惜。
最后就是整章建制，完善纪律。纪律是完成各项工作的保证。不破不立，要改变此前早已形成的传统习惯，一要全体教职员工的支持和理解，二要执行人公平、公正、稍有不慎将带来不可估量的影响和损失。于是针对调查出的问题，对症下药；一是规范收费行为。改变收费方式，开学时统一安排收费，并由财务处统一管理，任何个人不得收费；二是严格核查寄宿生人数，查漏补缺。寄宿是家长对学生监护权的转移，既然学生寄宿了，就意味着学校对学生的餐宿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三是通过当地政府和派出所净化环境，治理学校周边秩序。杜绝小商小贩在校门口叫卖。
通过以上措施，学校的形象改变了，教职工的工作积极性提高了，后勤工作也顺溜了。功夫不负有心人，这一年学校三产业终于扭亏为盈，教职工的福利待遇增加了，由于我们成功改食堂个体承包为集体经营的运作形式，被市教育局树为市勤工俭学样板单位。
那一年，又是一个春暖花开的季节，一九九二年春天，我被聘为联校总务主任，也叫财务专干。职务变了，责任更大了。联校管辖着二所中学，由二十三个自然村组成的二十三所小学，有教职员工195人，离退休教职工68人，有中学生2300人，小学生4500人，幼儿园有学生1300人。联校是教育系统的行政机构，既管教育教学，也管各校的修建，其经费的主要来源是县财政差额拨款、镇政府教育附加费、学生学杂费收入、学校勤工俭学收入。人多、盘子大。工作压力也就大。记得我到联校上班后的第一次任务，就是负责基建工程，修建中心小学教工宿舍。作为基建负责人首先要懂业务，不然外行说话就不算数，于是我利用一切时间学业务，从图纸设计到工程术语、工程管理以及与工程有关的其他事物一样都不落下。由于我半路出家，是民办老师转正，没有接受过正规的教育教学训练，因而我时刻提醒自己，要谦虚谨慎，在工作中摆正位置，上有校长，任何时候做任何事情，都不能越权，不能随便表态，要当好参谋，管好自己该管的工作。
第一次受贿。由于联校总务主任的工作性质决定了他与基建维修、学校三产业的相关人员的利益有牵连，上有好者，下必行焉，那些喜欢投机钻营的的人时刻盯着那些有缝的臭鸡蛋，一遇机会就伺机下手。其时联校正在由我着手起草学校综合楼的招投标的协议书，不知是谁把这一信息透漏出去了，天地良心我可是连家人都没有讲过啊，那一天刚下班，出校门口不远，建筑队的队长就跟我照了个面，我们相互寒喧着往前走，突然他拿出个红包，硬往我兜里塞，嘴里不停地说：“小意思，小意思。就是给孩子买包糖”，说完，头也不回的走了。
我惴惴不安地怀跩着红包，并向四处望了望，生怕被熟人发现，然后惊慌失措地回到家，打开红包一看，竟有五千元之多，我惊呆了，在那个年代这个数目已经不小了。正当我惶惶不安的时候，我们家的“一把手”下班回家了，她看到我的表情不对，手里拿着一沓钱发呆，就问；“哦，发工资了”？
“不是，是小张送的礼”，我心不在焉地回答着。
“什么，他凭什么送礼，不过年、不过节的”，她的惊讶程度不亚于隔壁失火殃及邻居时的表情，“退给他，退给他，他这是要害你”。
我冷静地思考着说；“他要害我倒不至于，他是我们镇唯一有资质的建筑工程队的法人代表，想承包工程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
“那你就收下了啊，贪官”，‘一把手’戏谐着说。
“怎么会呢，我就算他交的招投标押金，行吗”
“行啊，就你精”，‘一把手’释然了。
第二天上班后，我告诉校长说是小张提前交了伍仟元押金，校长笑了笑，并亲昵的拍了拍我的肩膀，说；“不错、不错，好好干”。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我坚守着这一亘古不变的定义，一直往前走，直到今天我可以豪不讳言地大声说“我是干净的”。
第一次陪领导喝酒。人的一生中，究竟有多少个第一次无从查证，也无需查证，但有深刻印象的次数为数不多。记得那是一个风和日丽的下午，我们联校的几个骨干一起因为“两基”验收的资金到财政局找相关领导要钱，傍晚我们一起共进晚餐，开始我有些拘谨，小心翼翼的应付着，心想和局长一起喝酒要矜持点，我们边喝边谈，渐渐地谈到主题，这时局长们的酒兴正浓，局长发话了，“要钱，行啊我们二比一，你们喝二杯我们喝一杯【一杯一两】，一轮十万”，领导就是领导，喝酒都盛气凌人，酒桌上何谈公道，有奶的就是娘，喝就喝，为了学校的综合楼能早日建成。八轮酒下肚八十万成了，我们都醉了，喝醉了自己，喝伤了胃，喝得不认识自己谁是谁。多么荒唐的举动，国家的专项资金，该怎么拨就怎么拨，凭什么任你胡作非为？说归说，事情还就得这么做，潜规则就是这样，你又能说什么呢？
第一次陪领导洗脚喝茶。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大凡管点事的领导都迷上了洗脚喝茶，而我却不以为然，可能是性格使然，总不屑如此，我以为集体的钱来之不易，要有计划节省点用，细水长流才是正道。然而，一坝怎么能挡住千江水，终于有一天，为了找县计划物价局局长审批学校科教楼的建设计划。只好趁中午局长休息时把他请到茶馆喝杯茶然后洗个脚，到了茶馆我和校长陪着，一到哪里，局长们就驾轻就熟，先是点了一杯乌龙茶，接着又喊来一个小姐陪着。我一看一杯乌龙茶定价88元，可不敢那样奢侈，只好点五元一杯的清茶和校长在旁边喝着。一直到下午快上班了，才看到局长们手挽着小姐从洗脚房出来，一看局长们出来了，我急忙拿出早就准备好的计划书，让局长签上大名，然后随他们一起到办公室去盖章。出了茶馆，我有点迷糊，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得这些政府官员们如此胆大妄为，“当官不与民做主不如回家种红薯”，古代七品芝麻官尚且如此，何况我们的这些公仆们呢？
第一次做假账。记得，朱总理在一次给一个大的会记事务所题词时，想都没想，提笔写到“不做假账”，可见做假账一定是一些行业的潜规则。教育队伍做假账应该是从一九九四年“两基验收”时开始的，那时国家教育部要对我们县的基础教育进行验收，并与政府领导的政绩挂钩，说是要一票否决。而根据当时的体制教育局几千教师的工资都是由县财政掌握的，稍有不慎如果因为教育局自己的原因影响了县领导的政绩，那么老师当年的工资就无法到位了。当然，教育局要顾及县领导的政绩，而县、乡政府那几年对基础教育的投入又相差甚远，怎么办呢？有好事者提议“做假账”，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教育系统历来就不缺人才，何况还是和政府联手呢？于是地方对教育的投入立马就增加了好几倍，上下联手，几经腾挪，帐做平了，一场旷日持久的，声势浩大的，全国性的“两基”验收活动，在假账的伴随下，平平静静地收场了。诚然，全国性的“两基”验收对触进地方对教育的投入还是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其意义是深远的，尽管，由于“两基”验收留下的后遗症【据不完全统计教育系统内部用于“两基”的债务高达几千万】到现在还没有完全理清，但是，对于当年顺利度过学生高峰期所起到的功绩还是抹杀不了的。
假的就是假的，伪装应当剥去。在此后的十几年里我努力学习业务知识，不断提高业务水平，在“两基”验收那几年，一些学校纷纷举债搞建设，可以说是轰轰烈烈。据了解有些学校每年以百万的速度在举债搞建设，而我们学校则坚持以镇政府投入为主，我坚持镇政府出钱，学校出力的原则绝不举债。这在当时是需要勇气和智慧的，既要把学校的硬件搞上去，又不能举债，还要让镇政府领导信服这是惠及子孙的好事何乐而不为。当然，这里的径路很深哦，说穿了就是利益问题，因为当时的实际情况是，各级学校都在一窝蜂地搞建设，上级了领导疏于管理，时兴包头带资建房。这样一来，行贿受贿就有了孽生的土壤，甲方是建筑方，大凡举债的都是甲方，因而甲方的领导就有利可图，承包人的眼光就是毒，他们为了自身利益，不惜铤而走险，大把大把地钞票往外送，一送一个准。说实话，那时大小的领导只要你敢想，就什么事都做得出来。而我和我的同伴们只是一个劲在想着怎样才能在不举债的条件下把学校建设好，于是一个方案跃然纸上，把甲方让给镇政府，合同归主管领导签字，我们学校只管质量，不管结账。结果“两基“验收结束时，我们是全县一所唯一没有举债的联校。一个扭曲的年代，上级考察班子时，只注重外表，看硬件，不管你举债不举债，导致现在有些学校举步微艰，撤东墙补西墙，校长东躲**，整天惶惶不可终日。树欲静而风不止，过去有父债子还的遗训，现在学校的新领导偿还原来学校欠下的债务也是理所当然。
在这里。我作为一个老教育工作者和一个从事多年的财务人员进一言：今后我们在考察校长以及班子成员时，一要正直，就是思想过硬。二要厚道，不溜须拍马。三要担当，有责任心。对那些喜欢举债搞政绩的领导，不能升迁，不能调动。要严格控制新债务的产生，坚决不准举债搞建设，沉舟则畔千帆过，病树前途万木春。
八零年二月，一个春暖花开的季节。79阅.在爱人的强烈要求下，我从地球修理工蜕变为光荣的人民教师。
那一天，我信心满满地走进教室，站上讲台，开始了新生活。从此那些事儿伴随着我走过了近三十五年的教育生涯。
民办老师是一个时期内改革开放后经济大潮冲击下的产物，顾名思义，民办就是国家财政每月按规定给予一定数量的补贴【当时每月五元】，其余不足部分则比照生产队的劳动力记工分，民办老师吃的也是一碗菱角饭，其地位可想而知，在学校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在田间地头就是农民，要想改变这一现状，唯有靠自身努力，发奋图强，参加专门针对民办老师的内招考试，才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老师。
民办老师作为当时教育资源严重不足的补充，对于教育安全渡峰【学生人数高峰】的贡献是功不可没的，是可以载入史册的创举。
那些年，我一边教，一边学。可以说，我现在的一点文学功底，完全得益于那个时候的自学。
那个时候，我们家添置了大有村唯一的一台14英寸的黑白电视机，其时中央台正在播放电视连续剧【霍元甲】，每天不到八点，就有近百人围在家门口争先恐后的看电视剧。而我却要躲在屋里看书、做题。可谓是专心致志，俗话说，笨鸟先飞，我知道高中毕业后有近十年基层工作的我，要想赶上那些科班毕业，和刚放下书本，就拿起课本的同行来说，不自学，怎么能跟上班，又怎么能保证不误人子弟。因此，我利用一切可以了利用的时间，加强自学，努力提高自身文化素养。
又经过八年艰苦卓绝的八年“抗战”，在妻子的全力支持下，我参加了全省组织的暂停后再恢复后的第一次民办老师内招考试，当年我三十六岁。，比其他考生的平均年龄要大十岁，可想而知，其难度还是蛮大的，当时说不紧张是蒙人的，可事情往往就是这样，爱之深、恨之切，我爱教书这一行当，因而专注度也就特别高，当我跨进考场的那一刹那间，我恍惚看到妻子那期许的目光，以及一双儿女依偎在母亲身边，狂呼乱喊般爸爸“加油”、”加油爸爸”。我握着沉甸甸的双手，千百遍提醒自己，沉着冷静，胆大心细。考试中，我摒弃一切杂念，心无旁骛，一心游走在那些似曾相似的考题中，终场铃声响了，我如释重负般迅速撤离考场，去享受妻儿早就准备好的幸福大餐。
那一年，我被录取为师范民师班的学员，从那一刻起，我才完成了从农民到人民教师的置换，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人民教师。
记得又是一个春暖乍寒的季节一九九一年三月。我接到通知，调一个中学任总务主任，从此与财务结下了不解之缘。财务是一个单位赖以生存的经济命脉，是不可或缺的要害部门。一个单位的财务管理得好，既凝聚人心，又保持稳定。此前我任职的那所中学的财务状况不怎么好，一是亏欠几万元债务，二是管理混乱，三是食堂是个体经营。针对这种情况我向校长建议：组织力量清理债权债务，摸清学校的财务底子，同时着手整顿食堂经营的乱象，走集体经营的路子。通过调查，我以为一所有一千多学生，有近千寄宿生的学校不可能会亏欠。于是我着手制定了一个扭亏为盈的工作计划，一石激起千层浪。要想改变现况就必然会触及部分人的利益，尤其是那些在食堂里承包的人，他们以及与他们利益相关的关系户，自然是竭力反对。当然反对归反对，改革还是要进行下去的。
首先我和全体教职工算了一笔账，我们现有寄宿生一千人，按每人每天十元计算，即使是按政策规定每天每人纯收入2。5元，全校每天的收入也有贰仟伍佰之多，但现在我们学校每天的收入是多少呢？不到伍佰元，不算不知道，一算吓一跳。这件事也就成了教职工课余饭后的话题，学校是教书育人的地方，其主要职责是授业解惑。但是学校一百多教职员工的生活环境也需要改善呐，尤其是那些边边户的家属【即一人教书，另一人在家种田】，如果学校能够帮助解决他们家属的工作问题，何乐而不为？学生食堂经过我们调查和实践，根据教学规律，每次开饭的时间不超过二十分钟，我们经过审慎研究决定了以每个工人负责六十学生的工作量定员定编，我们的原则是只要是在职在编的，在本学校工作满三年的教工家属，自愿报名且热爱后勤工作，经过审查就可上工。然而当时我们学校像这样的边边户有近百分之四十，如何帮助这些教职工解决后顾之忧，就成了学校后勤工作的重中之重，于是我提出了占领阵地，挖掘资源，摸清底子、开发三产业的学校后勤工作新思路。事后想想学校边边户这种现象的出现是改革开放的产物，是教育面向世界、面向未来、面向现代化的需要，在当时各级政府把发展教育提到了议事日程，因为那个年代正是人口急剧增多，学生人数急剧上升，随着村办初中，镇办高中的**的出现，教师奇缺。民办教师也就应运而生，事实证明，这些民办教师为我们国家教育事业的发展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然后，我们按照既定方针组织实施，把全校四十一个教职工家属分成若干个小组，即食堂组十八人、饲养组3人、商店组6人、养护组4人，其余10人则暂时待岗。准备轮岗。这样一来教师队伍稳定了，学校生活环境改善了，俗话说，人心齐，泰山移，教职员工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了，以前遗留下来的一些棘手的问题也随之迎刃而解了。
其次是摸清底子，调查取证。从历史财务记录中，我发现一、开学时一般都是由班主任收费，然后再交学校总务处，有些班主任由于各种原因把那些因主观原因缴费后退学的学生经费张冠李戴给那些尚未登记的学生，而从中谋利；二、不完全统计寄宿生的开餐人数，弄虚作假；三、门卫把关不严。每到吃饭时，校门口就是鱼目混珠，寄宿生、走读生、卖饭的小贩混在一起。根本就分不清楚，是校内的学生，还是校外的社会闲散人员。在现实生活中，我觉得三十六行，行行出状元一点不假，本来我是不错的教师，在讲台上有驾驭课堂教学的能力，但现在由于分工不同也只能混迹于后勤队伍中，经受人们异样目光的洗礼。我生性倔强，有近十年农村基层工作的经验，看问题有时能够入木三分。当时有人戏说，“老曾走一路草都不生”，我可不管你是赞还是贬，只要是对大家有益的事，就不管不顾的朝前闯，那怕是头破血流也在所不惜。
最后就是整章建制，完善纪律。纪律是完成各项工作的保证。不破不立，要改变此前早已形成的传统习惯，一要全体教职员工的支持和理解，二要执行人公平、公正、稍有不慎将带来不可估量的影响和损失。于是针对调查出的问题，对症下药；一是规范收费行为。改变收费方式，开学时统一安排收费，并由财务处统一管理，任何个人不得收费；二是严格核查寄宿生人数，查漏补缺。寄宿是家长对学生监护权的转移，既然学生寄宿了，就意味着学校对学生的餐宿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三是通过当地政府和派出所净化环境，治理学校周边秩序。杜绝小商小贩在校门口叫卖。
通过以上措施，学校的形象改变了，教职工的工作积极性提高了，后勤工作也顺溜了。功夫不负有心人，这一年学校三产业终于扭亏为盈，教职工的福利待遇增加了，由于我们成功改食堂个体承包为集体经营的运作形式，被市教育局树为市勤工俭学样板单位。
那一年，又是一个春暖花开的季节，一九九二年春天，我被聘为联校总务主任，也叫财务专干。职务变了，责任更大了。联校管辖着二所中学，由二十三个自然村组成的二十三所小学，有教职员工195人，离退休教职工68人，有中学生2300人，小学生4500人，幼儿园有学生1300人。联校是教育系统的行政机构，既管教育教学，也管各校的修建，其经费的主要来源是县财政差额拨款、镇政府教育附加费、学生学杂费收入、学校勤工俭学收入。人多、盘子大。工作压力也就大。记得我到联校上班后的第一次任务，就是负责基建工程，修建中心小学教工宿舍。作为基建负责人首先要懂业务，不然外行说话就不算数，于是我利用一切时间学业务，从图纸设计到工程术语、工程管理以及与工程有关的其他事物一样都不落下。由于我半路出家，是民办老师转正，没有接受过正规的教育教学训练，因而我时刻提醒自己，要谦虚谨慎，在工作中摆正位置，上有校长，任何时候做任何事情，都不能越权，不能随便表态，要当好参谋，管好自己该管的工作。
第一次受贿。由于联校总务主任的工作性质决定了他与基建维修、学校三产业的相关人员的利益有牵连，上有好者，下必行焉，那些喜欢投机钻营的的人时刻盯着那些有缝的臭鸡蛋，一遇机会就伺机下手。其时联校正在由我着手起草学校综合楼的招投标的协议书，不知是谁把这一信息透漏出去了，天地良心我可是连家人都没有讲过啊，那一天刚下班，出校门口不远，建筑队的队长就跟我照了个面，我们相互寒喧着往前走，突然他拿出个红包，硬往我兜里塞，嘴里不停地说：“小意思，小意思。就是给孩子买包糖”，说完，头也不回的走了。
我惴惴不安地怀跩着红包，并向四处望了望，生怕被熟人发现，然后惊慌失措地回到家，打开红包一看，竟有五千元之多，我惊呆了，在那个年代这个数目已经不小了。正当我惶惶不安的时候，我们家的“一把手”下班回家了，她看到我的表情不对，手里拿着一沓钱发呆，就问；“哦，发工资了”？
“不是，是小张送的礼”，我心不在焉地回答着。
“什么，他凭什么送礼，不过年、不过节的”，她的惊讶程度不亚于隔壁失火殃及邻居时的表情，“退给他，退给他，他这是要害你”。
我冷静地思考着说；“他要害我倒不至于，他是我们镇唯一有资质的建筑工程队的法人代表，想承包工程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
“那你就收下了啊，贪官”，‘一把手’戏谐着说。
“怎么会呢，我就算他交的招投标押金，行吗”
“行啊，就你精”，‘一把手’释然了。
第二天上班后，我告诉校长说是小张提前交了伍仟元押金，校长笑了笑，并亲昵的拍了拍我的肩膀，说；“不错、不错，好好干”。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我坚守着这一亘古不变的定义，一直往前走，直到今天我可以豪不讳言地大声说“我是干净的”。
第一次陪领导喝酒。人的一生中，究竟有多少个第一次无从查证，也无需查证，但有深刻印象的次数为数不多。记得那是一个风和日丽的下午，我们联校的几个骨干一起因为“两基”验收的资金到财政局找相关领导要钱，傍晚我们一起共进晚餐，开始我有些拘谨，小心翼翼的应付着，心想和局长一起喝酒要矜持点，我们边喝边谈，渐渐地谈到主题，这时局长们的酒兴正浓，局长发话了，“要钱，行啊我们二比一，你们喝二杯我们喝一杯【一杯一两】，一轮十万”，领导就是领导，喝酒都盛气凌人，酒桌上何谈公道，有奶的就是娘，喝就喝，为了学校的综合楼能早日建成。八轮酒下肚八十万成了，我们都醉了，喝醉了自己，喝伤了胃，喝得不认识自己谁是谁。多么荒唐的举动，国家的专项资金，该怎么拨就怎么拨，凭什么任你胡作非为？说归说，事情还就得这么做，潜规则就是这样，你又能说什么呢？
第一次陪领导洗脚喝茶。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大凡管点事的领导都迷上了洗脚喝茶，而我却不以为然，可能是性格使然，总不屑如此，我以为集体的钱来之不易，要有计划节省点用，细水长流才是正道。然而，一坝怎么能挡住千江水，终于有一天，为了找县计划物价局局长审批学校科教楼的建设计划。只好趁中午局长休息时把他请到茶馆喝杯茶然后洗个脚，到了茶馆我和校长陪着，一到哪里，局长们就驾轻就熟，先是点了一杯乌龙茶，接着又喊来一个小姐陪着。我一看一杯乌龙茶定价88元，可不敢那样奢侈，只好点五元一杯的清茶和校长在旁边喝着。一直到下午快上班了，才看到局长们手挽着小姐从洗脚房出来，一看局长们出来了，我急忙拿出早就准备好的计划书，让局长签上大名，然后随他们一起到办公室去盖章。出了茶馆，我有点迷糊，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得这些政府官员们如此胆大妄为，“当官不与民做主不如回家种红薯”，古代七品芝麻官尚且如此，何况我们的这些公仆们呢？
第一次做假账。记得，朱总理在一次给一个大的会记事务所题词时，想都没想，提笔写到“不做假账”，可见做假账一定是一些行业的潜规则。教育队伍做假账应该是从一九九四年“两基验收”时开始的，那时国家教育部要对我们县的基础教育进行验收，并与政府领导的政绩挂钩，说是要一票否决。而根据当时的体制教育局几千教师的工资都是由县财政掌握的，稍有不慎如果因为教育局自己的原因影响了县领导的政绩，那么老师当年的工资就无法到位了。当然，教育局要顾及县领导的政绩，而县、乡政府那几年对基础教育的投入又相差甚远，怎么办呢？有好事者提议“做假账”，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教育系统历来就不缺人才，何况还是和政府联手呢？于是地方对教育的投入立马就增加了好几倍，上下联手，几经腾挪，帐做平了，一场旷日持久的，声势浩大的，全国性的“两基”验收活动，在假账的伴随下，平平静静地收场了。诚然，全国性的“两基”验收对触进地方对教育的投入还是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其意义是深远的，尽管，由于“两基”验收留下的后遗症【据不完全统计教育系统内部用于“两基”的债务高达几千万】到现在还没有完全理清，但是，对于当年顺利度过学生高峰期所起到的功绩还是抹杀不了的。
假的就是假的，伪装应当剥去。在此后的十几年里我努力学习业务知识，不断提高业务水平，在“两基”验收那几年，一些学校纷纷举债搞建设，可以说是轰轰烈烈。据了解有些学校每年以百万的速度在举债搞建设，而我们学校则坚持以镇政府投入为主，我坚持镇政府出钱，学校出力的原则绝不举债。这在当时是需要勇气和智慧的，既要把学校的硬件搞上去，又不能举债，还要让镇政府领导信服这是惠及子孙的好事何乐而不为。当然，这里的径路很深哦，说穿了就是利益问题，因为当时的实际情况是，各级学校都在一窝蜂地搞建设，上级了领导疏于管理，时兴包头带资建房。这样一来，行贿受贿就有了孽生的土壤，甲方是建筑方，大凡举债的都是甲方，因而甲方的领导就有利可图，承包人的眼光就是毒，他们为了自身利益，不惜铤而走险，大把大把地钞票往外送，一送一个准。说实话，那时大小的领导只要你敢想，就什么事都做得出来。而我和我的同伴们只是一个劲在想着怎样才能在不举债的条件下把学校建设好，于是一个方案跃然纸上，把甲方让给镇政府，合同归主管领导签字，我们学校只管质量，不管结账。结果“两基“验收结束时，我们是全县一所唯一没有举债的联校。一个扭曲的年代，上级考察班子时，只注重外表，看硬件，不管你举债不举债，导致现在有些学校举步微艰，撤东墙补西墙，校长东躲**，整天惶惶不可终日。树欲静而风不止，过去有父债子还的遗训，现在学校的新领导偿还原来学校欠下的债务也是理所当然。
在这里。我作为一个老教育工作者和一个从事多年的财务人员进一言：今后我们在考察校长以及班子成员时，一要正直，就是思想过硬。二要厚道，不溜须拍马。三要担当，有责任心。对那些喜欢举债搞政绩的领导，不能升迁，不能调动。要严格控制新债务的产生，坚决不准举债搞建设，沉舟则畔千帆过，病树前途万木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