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口气讲完要立即着手办的七件事，萧四明却说，还有一件非常关键的事情，那就是怎么解决吃饭问题！
萧四明说，现在正是春荒时节，大多数穷苦人家缺粮、断粮，逃荒要饭、卖儿鬻女现象都有。能不能组织和领导贫苦农民度过春荒，是考验八路军到底是不是人民子弟兵的试金石。
冀鲁边是肥沃的大平原，除了生产小麦、玉米、大豆、花生、棉花等农作物外，由于频临渤海湾，还生产鱼虾、海盐，是一个标准的鱼米之乡。可惜的是，民国年间土地兼并厉害，有钱的地主家庭土地越来越多，钱越来越多，粮食粜都粜不完。贫苦人家的日子却是越来越苦，想吃顿饱饭都难！
现在是抗战时期，日军南下冀鲁边时，烧杀抢掠，一路制造惨案。日军过后，伪军又占据冀鲁边大部分地区，抢粮抢钱。那些蜂拥而起的各路游杂武装，除了部分坚决抗日的外，大部分形同占山为王的土匪，占据一片区域，就打着抗日的旗号征粮派款。这样下来，冀鲁边就是再是粮仓，也经不起这样的搜刮、折腾，也会被变成赤地千里的！
萧四明刚到冀鲁边，进了宁津县城后，都还没来得及上街上看看呢！他这样说，并不是他亲眼看到的情况，而是普遍现象。不光冀鲁边，凡是被日军占领的地区，哪里不是这样呢？
怎么领导度春荒呢？
萧四明说是关键要靠政策！一个是要在根据地内坚决实行国民政府提出的减租减息，减轻农民负担；再一个是要坚决镇压汉奸，没收汉奸土地，分给无地农民耕种；第三个是把救灾和发展生产结合起来，不在搞无偿的开仓放粮，而是由抗日民主政府出面，采取无息贷款、无利借粮的办法，借给那些困难群众，麦收后归还，鼓励他们积极生产；第四个是推广一年两熟耕作法，改变过去旧有的一年一熟耕作模式，麦收后种豆子、玉米。同时，抓住春季种植时节，在麦田里插播玉米，多种红薯、南瓜、萝卜、白菜等高产耐寒农作物和蔬菜；第五个是搞屯垦，新兵团、冀鲁边抗日军政学校、教导队，选取驻扎地时，要避开县城、集镇，到海边去，寻找大面积无人开采的荒地，开荒种地，一手拿锄头，一手拿课本和枪，边学习训练边种地，要用我们自己的双手，自力更生，丰衣足食，减轻冀鲁边人民的负担。不单单是这些部队，冀鲁边领导机关和有条件的中心根据地，都要动员干部战士开荒种地，纺棉织布，搞大生产运动；第六个是保护市场流通，我军严格执行保护工商业政策，鼓励冀鲁边区的商人们走出去，到敌占区去购买根据地继续的物资，保证根据地的物资流通。
说到这里时，萧四明说，新兵团这一批新兵顾不上开去垦荒种地了，要集中力量整训。整训结束，立即补充先遣大队各营。第二批征召的新兵和整编的游杂武装，立即开赴选定的垦区屯垦，边训练边屯垦。
说到这里的时候，王麓水插话说，为什么那些伪警备队、游杂武装竖起招兵旗、就有吃粮人呢？抛开民族大义不说，生存是第一位的！因此，我军要想在冀鲁边站住脚，把冀鲁边建设成牢不可破的敌后根据地，除了建立党组织、政权、武装等措施以外，必须得解决部队、党政干部、穷苦人家吃饭问题。不然的话，根据地不可能巩固！
华北民众抗日救国会成立的时候，就设立有粮袜委员，专门负责筹措军粮。宗旨就是有钱出钱、有人出人、有枪出枪、团结一致、共同对外、保卫家乡。一直到现在的三十一支队，军粮、被服供应采取的办法就两条，一是靠缴获，而是靠捐献。这个办法在部队规模小的时候可以，部队规模大了，政权机构健全了，脱产人员多了，肯定是不行的！
先遣大队也是这样，因为一直没有自己的根据地，有没有人给发一分钱的军费，所有的后勤补给都是靠缴获的，而且还几次从缴获中向上级上缴。唯一的依靠地方补给的时候，是在盂县整编时。那个月，原独立营吃的是盂县人民的饭，是地方供给的。
萧四明一心东进，就是为了建立属于自己部队的根据地，解决部队的供应、兵源、兵工生产等问题。现在到了冀鲁边了，重中之重的吃饭问题，肯定是首先要解决的！
邢仁甫年龄也不大，刚进入28岁，和黄骅差不多同岁，比王麓水大了三岁。
因为上过学、又在军阀部队当过兵，邢仁甫的眼界宽、见识广，比一般的同龄人脑子管用。
萧四明本来不想多讲，但这是战争年代，先遣大队和三十一支队、冀鲁边工委的领导齐聚，很难得。讲着讲着，萧四明就放开了，讲的多了一点，基本上是直抒胸臆，把自己想的、用于指导冀鲁边根据地建设的想法说了出来。虽然由于忌惮邢仁甫，怕他以后真的叛变了，萧四明讲的都不深入，也都是一些浅显的问题，可对于这个时代在漫漫长夜中探索的人们来说，无异于捅破了窗户纸，让人一下就醍醐灌顶了！
此时的邢仁甫，心无杂念，一心一意带领队伍抗日。他后来之所以投敌叛变，那是因为官当大了，懂得享受了，私欲膨胀了。
邢仁甫虽说懂点军事，但就象萧四明想的那样，他也仅仅是在军阀部队里当过兵、当过连队参谋。三十一支队前期的仗，主要是依靠延安派来的红军干部周凯东和郭盛云打的。只不过他是土生土长的冀鲁边的地下党，号召力比周凯东、郭盛云要大的多，马振华他们发起成立华北民众抗日救国会的时候，主要考虑的就是影响力和号召力，一开始就把他推上了救国会军事委员的位置上，而延安派来的红军干部周凯东，只能当他的助手、参谋长。
华北民众抗日救国会以及由它组织的华北民众抗日救**很复杂。因为这时党的组织活动都处于秘密状态，津南特委和鲁北特委联合创建救国会时，两个主要领导人于文彬和马振华都没有列入向外公布的救国会八名领导成员名单中。
组建华北民众抗日救**时，是依托宁晋********李广文和杜步舟拉起的小游击队以及刘子芳联系的贩私盐的武装为基础，加入其它游杂武装组成的。其中就有刘景良带来的一个营和崔吉章带来的一伙愿意抗日的土匪武装。后来，也就是1937年的12月份，想在华北民众抗日救**中称王称霸的崔吉章、感觉救**是一支**人控制的武装的刘景良，各自带着自己的队伍逃跑了。崔吉章投敌当了伪军，刘景良率部到了惠民，在惠民打出了国*军的旗号，发展起来了。
除了崔吉章、刘景良外，我军攻打无棣时只有30多人的张子良，已经同意编为三十一支队第六路了，却趁着邢仁甫草率撤出无棣的机会，霸占了无棣城，势力开始膨胀，从此成为我军的死敌。
因为有这种复杂情况，冀鲁边工委才加强了三十一支队的政治工作。
邢仁甫虽然此时一心抗战，但他毕竟是旧军队下层出身，又是三十一支队的司令，最怕的就是八路军主力来了，把三十一支队给彻底整编了，一脚把他踢开了！
昨天深夜初见萧四明时，邢仁甫以为这支八路军真正的当家人是政委王麓水。至于大队长萧四明，只是一个乳臭未干的小伙子！
在邢仁甫想来，萧四明这么年轻能当了八路军的大队长，肯定是这小家伙打仗不要命，运气还好，拼杀中保住了命，这才年轻轻当了八路军团长。
刚才听萧四明这一番开讲，邢仁甫才知道自己错了，错的很厉害。王麓水固然是先遣大队的政委、新成立的冀鲁边军政委员会书记，是这支八路军的当家人，但萧四明同样是这支部队的当家人。而且，从萧四明的讲话中，邢仁甫明白了，那就是萧四明的水平很高，他的讲话等于是给创建冀鲁边根据地定了调，干什么、怎么干，都说到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特别是萧四明说他要亲自率领骑兵连去津浦路游击时，邢仁甫脑子里第一个念头，是这小伙子是个傻傻，竟然放下大部队单独行动了，也不怕等他来时就失去军权了！后来他才想明白，来的是八路军正规军，干部都是上级任命的，萧四明根本就没想过会有人夺他的军权，那都是不可能的！
想通这一点时，邢仁甫就有点羡慕先遣大队，内部没有那么多纷争，不会发生哪个干部带着队伍叛逃的问题。
邢仁甫之所以会有这种想法，是因为继崔吉章、刘景良、张子良叛逃外，三十一支队内部依然有隐患。
救国会会员王昭明，因为去武汉找cc头子康泽要了一个“国民革命军别动总队第三十一支队”的番号，在华北民众救**改称三十一支队时，当上了副司令。这货不是好鸟，当了副司令了，不知足，还想着司令应该让他当呢！
看看萧四明、王麓水、黄骅等人彼此高度信赖的关系，再想想三十一支队的实情，邢仁甫不由叹息了一声！
萧四明说，现在正是春荒时节，大多数穷苦人家缺粮、断粮，逃荒要饭、卖儿鬻女现象都有。能不能组织和领导贫苦农民度过春荒，是考验八路军到底是不是人民子弟兵的试金石。
冀鲁边是肥沃的大平原，除了生产小麦、玉米、大豆、花生、棉花等农作物外，由于频临渤海湾，还生产鱼虾、海盐，是一个标准的鱼米之乡。可惜的是，民国年间土地兼并厉害，有钱的地主家庭土地越来越多，钱越来越多，粮食粜都粜不完。贫苦人家的日子却是越来越苦，想吃顿饱饭都难！
现在是抗战时期，日军南下冀鲁边时，烧杀抢掠，一路制造惨案。日军过后，伪军又占据冀鲁边大部分地区，抢粮抢钱。那些蜂拥而起的各路游杂武装，除了部分坚决抗日的外，大部分形同占山为王的土匪，占据一片区域，就打着抗日的旗号征粮派款。这样下来，冀鲁边就是再是粮仓，也经不起这样的搜刮、折腾，也会被变成赤地千里的！
萧四明刚到冀鲁边，进了宁津县城后，都还没来得及上街上看看呢！他这样说，并不是他亲眼看到的情况，而是普遍现象。不光冀鲁边，凡是被日军占领的地区，哪里不是这样呢？
怎么领导度春荒呢？
萧四明说是关键要靠政策！一个是要在根据地内坚决实行国民政府提出的减租减息，减轻农民负担；再一个是要坚决镇压汉奸，没收汉奸土地，分给无地农民耕种；第三个是把救灾和发展生产结合起来，不在搞无偿的开仓放粮，而是由抗日民主政府出面，采取无息贷款、无利借粮的办法，借给那些困难群众，麦收后归还，鼓励他们积极生产；第四个是推广一年两熟耕作法，改变过去旧有的一年一熟耕作模式，麦收后种豆子、玉米。同时，抓住春季种植时节，在麦田里插播玉米，多种红薯、南瓜、萝卜、白菜等高产耐寒农作物和蔬菜；第五个是搞屯垦，新兵团、冀鲁边抗日军政学校、教导队，选取驻扎地时，要避开县城、集镇，到海边去，寻找大面积无人开采的荒地，开荒种地，一手拿锄头，一手拿课本和枪，边学习训练边种地，要用我们自己的双手，自力更生，丰衣足食，减轻冀鲁边人民的负担。不单单是这些部队，冀鲁边领导机关和有条件的中心根据地，都要动员干部战士开荒种地，纺棉织布，搞大生产运动；第六个是保护市场流通，我军严格执行保护工商业政策，鼓励冀鲁边区的商人们走出去，到敌占区去购买根据地继续的物资，保证根据地的物资流通。
说到这里时，萧四明说，新兵团这一批新兵顾不上开去垦荒种地了，要集中力量整训。整训结束，立即补充先遣大队各营。第二批征召的新兵和整编的游杂武装，立即开赴选定的垦区屯垦，边训练边屯垦。
说到这里的时候，王麓水插话说，为什么那些伪警备队、游杂武装竖起招兵旗、就有吃粮人呢？抛开民族大义不说，生存是第一位的！因此，我军要想在冀鲁边站住脚，把冀鲁边建设成牢不可破的敌后根据地，除了建立党组织、政权、武装等措施以外，必须得解决部队、党政干部、穷苦人家吃饭问题。不然的话，根据地不可能巩固！
华北民众抗日救国会成立的时候，就设立有粮袜委员，专门负责筹措军粮。宗旨就是有钱出钱、有人出人、有枪出枪、团结一致、共同对外、保卫家乡。一直到现在的三十一支队，军粮、被服供应采取的办法就两条，一是靠缴获，而是靠捐献。这个办法在部队规模小的时候可以，部队规模大了，政权机构健全了，脱产人员多了，肯定是不行的！
先遣大队也是这样，因为一直没有自己的根据地，有没有人给发一分钱的军费，所有的后勤补给都是靠缴获的，而且还几次从缴获中向上级上缴。唯一的依靠地方补给的时候，是在盂县整编时。那个月，原独立营吃的是盂县人民的饭，是地方供给的。
萧四明一心东进，就是为了建立属于自己部队的根据地，解决部队的供应、兵源、兵工生产等问题。现在到了冀鲁边了，重中之重的吃饭问题，肯定是首先要解决的！
邢仁甫年龄也不大，刚进入28岁，和黄骅差不多同岁，比王麓水大了三岁。
因为上过学、又在军阀部队当过兵，邢仁甫的眼界宽、见识广，比一般的同龄人脑子管用。
萧四明本来不想多讲，但这是战争年代，先遣大队和三十一支队、冀鲁边工委的领导齐聚，很难得。讲着讲着，萧四明就放开了，讲的多了一点，基本上是直抒胸臆，把自己想的、用于指导冀鲁边根据地建设的想法说了出来。虽然由于忌惮邢仁甫，怕他以后真的叛变了，萧四明讲的都不深入，也都是一些浅显的问题，可对于这个时代在漫漫长夜中探索的人们来说，无异于捅破了窗户纸，让人一下就醍醐灌顶了！
此时的邢仁甫，心无杂念，一心一意带领队伍抗日。他后来之所以投敌叛变，那是因为官当大了，懂得享受了，私欲膨胀了。
邢仁甫虽说懂点军事，但就象萧四明想的那样，他也仅仅是在军阀部队里当过兵、当过连队参谋。三十一支队前期的仗，主要是依靠延安派来的红军干部周凯东和郭盛云打的。只不过他是土生土长的冀鲁边的地下党，号召力比周凯东、郭盛云要大的多，马振华他们发起成立华北民众抗日救国会的时候，主要考虑的就是影响力和号召力，一开始就把他推上了救国会军事委员的位置上，而延安派来的红军干部周凯东，只能当他的助手、参谋长。
华北民众抗日救国会以及由它组织的华北民众抗日救**很复杂。因为这时党的组织活动都处于秘密状态，津南特委和鲁北特委联合创建救国会时，两个主要领导人于文彬和马振华都没有列入向外公布的救国会八名领导成员名单中。
组建华北民众抗日救**时，是依托宁晋********李广文和杜步舟拉起的小游击队以及刘子芳联系的贩私盐的武装为基础，加入其它游杂武装组成的。其中就有刘景良带来的一个营和崔吉章带来的一伙愿意抗日的土匪武装。后来，也就是1937年的12月份，想在华北民众抗日救**中称王称霸的崔吉章、感觉救**是一支**人控制的武装的刘景良，各自带着自己的队伍逃跑了。崔吉章投敌当了伪军，刘景良率部到了惠民，在惠民打出了国*军的旗号，发展起来了。
除了崔吉章、刘景良外，我军攻打无棣时只有30多人的张子良，已经同意编为三十一支队第六路了，却趁着邢仁甫草率撤出无棣的机会，霸占了无棣城，势力开始膨胀，从此成为我军的死敌。
因为有这种复杂情况，冀鲁边工委才加强了三十一支队的政治工作。
邢仁甫虽然此时一心抗战，但他毕竟是旧军队下层出身，又是三十一支队的司令，最怕的就是八路军主力来了，把三十一支队给彻底整编了，一脚把他踢开了！
昨天深夜初见萧四明时，邢仁甫以为这支八路军真正的当家人是政委王麓水。至于大队长萧四明，只是一个乳臭未干的小伙子！
在邢仁甫想来，萧四明这么年轻能当了八路军的大队长，肯定是这小家伙打仗不要命，运气还好，拼杀中保住了命，这才年轻轻当了八路军团长。
刚才听萧四明这一番开讲，邢仁甫才知道自己错了，错的很厉害。王麓水固然是先遣大队的政委、新成立的冀鲁边军政委员会书记，是这支八路军的当家人，但萧四明同样是这支部队的当家人。而且，从萧四明的讲话中，邢仁甫明白了，那就是萧四明的水平很高，他的讲话等于是给创建冀鲁边根据地定了调，干什么、怎么干，都说到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特别是萧四明说他要亲自率领骑兵连去津浦路游击时，邢仁甫脑子里第一个念头，是这小伙子是个傻傻，竟然放下大部队单独行动了，也不怕等他来时就失去军权了！后来他才想明白，来的是八路军正规军，干部都是上级任命的，萧四明根本就没想过会有人夺他的军权，那都是不可能的！
想通这一点时，邢仁甫就有点羡慕先遣大队，内部没有那么多纷争，不会发生哪个干部带着队伍叛逃的问题。
邢仁甫之所以会有这种想法，是因为继崔吉章、刘景良、张子良叛逃外，三十一支队内部依然有隐患。
救国会会员王昭明，因为去武汉找cc头子康泽要了一个“国民革命军别动总队第三十一支队”的番号，在华北民众救**改称三十一支队时，当上了副司令。这货不是好鸟，当了副司令了，不知足，还想着司令应该让他当呢！
看看萧四明、王麓水、黄骅等人彼此高度信赖的关系，再想想三十一支队的实情，邢仁甫不由叹息了一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