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百九十七章 改革的本质
化肥厂不养闲人，这是朱代东在会上强调的重点，化肥厂要重新生产，深化改革，调整结构是必然的，虽然这可能会很痛苦，但正如分挽前的阵痛，痛苦过分，但痛苦过分，就是幸福来临。
对于中国的改革，朱代东一开始也是迷惘。中国现在正处在什么样的历史时期？中国改革的实质是什么？这个问题，在改革初期曾经是清晰的。但随著改革深入，越来越多的人被卷入其中，随著历史的车轮一起滚动，事件不再有旁观者，认识被打上情感、利益、处境和立场的印记。
于是，清晰的图景不再清晰，开始变得模糊。在此过程中，大多数知识分子都自觉不自觉充当了各种利益的代言人，不能或不愿跳出来。这也是为什么开始有假专家，或是专家说假话的原因，为了自己的利益，他们自觉或不自觉的充当了别人的急先锋。从改革开放伊始一直到现在，思想的纷纭由此而生，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中国的改革真正开始于太祖代的终结，正象所有高度集权的国家机器一样，在凭借强大的资源动员能力，经历了1950年代短暂的经济高速增长后，这种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模式，其弊端逐渐裸露出来。一方面，高度集中的资源动员能力，其效率取决于民心的凝聚力和民众的奉献精神，但民众的这种“心醉神迷”状态是不可持续的，只能奏效于一时。
随著权力的集中运用而来的是权力本身的腐化以及民心的逐渐冷却涣散，经济运行陷入不可救药的低效率中，比如化肥厂近二千人，实际干事的只有六百不到，而这其中的脏、苦、累活都还是由临时工来完成，短缺型经济由此而生也不奇怪。
另一方面，这种高度集中的平均主义运转模式，由于缺乏阶级分化，阻塞了社会分工，其经济活动的增值效率很低，以至于当资源动员的力量运用到一个极限后，经济增长就后继乏力，经济发展的引擎熄火，再也找不到新的推动力。于是国困民穷，与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越拉越远。
这也是为什么，建国初期，化肥厂会如此红火，当时工人阶级的热情是真正发自内心，可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凝聚力和奉献精神慢慢被私利所取代，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人浮于事，机构臃肿，行管干部捧茶杯、营销人员打瞌睡、夜班工人开空车的情况司空见惯也就不稀奇。资源被大量浪费，人员效率极为低下，所有企业都依附于国家身上，使得中国这个巨人的步伐越来越缓慢，相比其他国家的发展，我国越来越落后也不奇怪。
正是在这种山重水复疑无路中，总设计师开始了他的改革。对于总设计师，朱代东是万分钦佩的，他曾经下大功夫研究过总设计的理论。作为现实主义政治家，老人家并不是历史目的论者，他并不相信什么历史必然规律或普世道路。他只是从人类已有的经验教训出发，为当时的中国选择了一条现实可行的路，一种可以走出困境的发展模式。
这是中国改革和社会转型的开始！
老人家的转型战略，发韧于1979年改革之初，在实践中逐渐成熟清晰，到前年南巡讲话时终于大成圆满。从那时起，中国今后要走的路就很清楚了，清楚得不可能让人发生误解。后来者也难以逆转这一进程，只能在此基础上进行有限调整和修正。
这种转型战略可概括为：经济先行，政治缓行的改革。这也是为什么，朱代东一心要捕在经济工作中，一切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可不是讲着玩的。经济改革的实质是：在资源配置上，以市场经济取代计划经济；在产权形式上，以私有制经济取代公有制经济；在财富分配上，以阶级分化取代平均主义。
朱代东认为，这是中国在历经几十年狂乱、迷惘和碰壁的痛苦后，在血与泪的洗礼中，重新找出的唯一可行之路。其中，除了经济改革的第一层含义外，其它三层在今天都还只宜做不宜说。
但只要承认了第一点，后面三点就是逻辑的必然。这四者四位一体，不可分割。不能设想，现实中能够运转公有制的市场经济或平均主义的市场经济。
既然要从公有制中化生出私有制经济，财富分配的倾斜和集中就是不可避免的；既然要变平均主义为阶级社会，贫富分化也是必然的。在中国这种整体经济发展程度不高的国家，这种转型和分化，必然要有部分人承担牺牲，为全社会理顺结构、轻装前进承受痛苦。
如果还象原来那样，将所有人绑在一起，就只能重复过去平均主义的老路。这可能符合许多人一时的愿望，但对于全社会来说，这只是饮鸠止渴的慢性自杀。因此，转型期分娩的一时痛苦是难免的，是为新生命诞生所必须付出的代价。
对现在的化肥厂来说，现在朱代东的改革还不是最痛苦的，毕竟他在公有制经济上并没有引入私有制经济。虽然朱代东已经看到，私有制取代公有制是历史的必然，可是现阶段，如果提出来让私营企业进入国有企业，太过惊世骇俗。不要说化肥厂的人不会支持自己，恐怕就是县委县政府也不会支持自己。搞不好，自己这个副县长得跟大家说拜拜。
朱代东倒不认为这是众人皆醉而自己独醒，中国从来就不缺少能人，甚至郭临安、王力军都清楚这些事，只是有些事，现在还不能做，更不能说。
这也是为什么随著改革深入，大多数人会开始感觉痛苦，对改革产生怨恨。如果是少数人付出代价，大多数人受益，由于总量限制，阶级分化和私营经济仍然不可能孕育出来，社会分工仍然受到阻碍，经济增长仍然不可能获得必要动力，社会仍然只能在原有轨道上运行。因此，经济转轨是今天中国不能不迈过去的一道坎。只有忍痛挨过去，才可能分娩出全社会的希望和未来。
让朱代东有些沮丧的是，现在自己的做法，有些太过理想。树木岭的养殖场，他把全乡农户都捆绑在一起，为的就是想全乡赢利。还有狮子山家具厂，他也让全乡农户投资，当时只是自己的下意识行为，在市党校，他系统的研究了总设计的理论，所有的文选，朱代东甚至能倒背如流。
现在朱代东就像能看到改革的走向，但却改变了不目前改革的现状，理性上他知道自己应该相信真理，但从感情上来说，他希望国有企业能重振雄风。现在还没有到那种要做了断的时刻，他希望自己能多做点尝试。农机厂的时候，县财政出钱，他不好在制度上做改变。但是机械厂，他采用了开发区与机械厂组成机械公司，虽然机械公司的性质没有变，可是多了开发区的控股，机械公司在管理上将更加透明，也会借此引入现代企业的管理制度。
而化肥厂，朱代东很想也采用机械厂的做法，引入其他方面的资金，甚至由其他企业来控股化肥厂。可在此之前，化肥厂需要把“内功”练好。现在朱代东入驻化肥厂，就是准备对化肥厂动手术。
黄浩只是第一步，他的罪证很容易获得，有常怀庆出面，朱代东相信，自己不出手，黄浩想要再回化肥厂已经不可能。但是对于厂里的其他领导，贪污腐化的，停职检查是免不了的，而那些不适合担任现在职位的人，也将被调到最适合他们的岗位上。
“优胜劣汰、竞争上岗”，这是朱代东对新化肥厂的第一项改革，按照行业标准，结合化肥厂生产实际，设定了400个具体岗位，明确上岗条件和岗位职责，全部张榜公布，并向全厂所有干部职工发放岗位竞聘自荐书，实行双向选择，竞争上岗。
短短5天内，全厂共收到自荐表1031份。由朱代东和化肥厂组成的竞聘工作领导小组，根据综合测评，选定24名车间、科室负责人，然后授权他们依照岗位设定方案，择优录用了376名职工。十天之后，400名被聘职工名单正式张榜公布，他们将逐一与化肥重新签订上岗合同。
合约中还规定，租赁方对严重违纪或不服从管理，经教育仍不改正的职工，有权予以解聘，退回总厂。化肥厂对被聘人员的劳动报酬，也采取了全新的分配方式，所有工资标准全部记入档案，一律实行收入与岗位技能、产量、消耗等实绩挂钩，逐日考核，按月分配。对原由临时工担任的苦、脏、累工作，采取劳动报酬定额包干，班组和工序自主确定用工和分配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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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肥厂不养闲人，这是朱代东在会上强调的重点，化肥厂要重新生产，深化改革，调整结构是必然的，虽然这可能会很痛苦，但正如分挽前的阵痛，痛苦过分，但痛苦过分，就是幸福来临。
对于中国的改革，朱代东一开始也是迷惘。中国现在正处在什么样的历史时期？中国改革的实质是什么？这个问题，在改革初期曾经是清晰的。但随著改革深入，越来越多的人被卷入其中，随著历史的车轮一起滚动，事件不再有旁观者，认识被打上情感、利益、处境和立场的印记。
于是，清晰的图景不再清晰，开始变得模糊。在此过程中，大多数知识分子都自觉不自觉充当了各种利益的代言人，不能或不愿跳出来。这也是为什么开始有假专家，或是专家说假话的原因，为了自己的利益，他们自觉或不自觉的充当了别人的急先锋。从改革开放伊始一直到现在，思想的纷纭由此而生，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中国的改革真正开始于太祖代的终结，正象所有高度集权的国家机器一样，在凭借强大的资源动员能力，经历了1950年代短暂的经济高速增长后，这种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模式，其弊端逐渐裸露出来。一方面，高度集中的资源动员能力，其效率取决于民心的凝聚力和民众的奉献精神，但民众的这种“心醉神迷”状态是不可持续的，只能奏效于一时。
随著权力的集中运用而来的是权力本身的腐化以及民心的逐渐冷却涣散，经济运行陷入不可救药的低效率中，比如化肥厂近二千人，实际干事的只有六百不到，而这其中的脏、苦、累活都还是由临时工来完成，短缺型经济由此而生也不奇怪。
另一方面，这种高度集中的平均主义运转模式，由于缺乏阶级分化，阻塞了社会分工，其经济活动的增值效率很低，以至于当资源动员的力量运用到一个极限后，经济增长就后继乏力，经济发展的引擎熄火，再也找不到新的推动力。于是国困民穷，与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越拉越远。
这也是为什么，建国初期，化肥厂会如此红火，当时工人阶级的热情是真正发自内心，可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凝聚力和奉献精神慢慢被私利所取代，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人浮于事，机构臃肿，行管干部捧茶杯、营销人员打瞌睡、夜班工人开空车的情况司空见惯也就不稀奇。资源被大量浪费，人员效率极为低下，所有企业都依附于国家身上，使得中国这个巨人的步伐越来越缓慢，相比其他国家的发展，我国越来越落后也不奇怪。
正是在这种山重水复疑无路中，总设计师开始了他的改革。对于总设计师，朱代东是万分钦佩的，他曾经下大功夫研究过总设计的理论。作为现实主义政治家，老人家并不是历史目的论者，他并不相信什么历史必然规律或普世道路。他只是从人类已有的经验教训出发，为当时的中国选择了一条现实可行的路，一种可以走出困境的发展模式。
这是中国改革和社会转型的开始！
老人家的转型战略，发韧于1979年改革之初，在实践中逐渐成熟清晰，到前年南巡讲话时终于大成圆满。从那时起，中国今后要走的路就很清楚了，清楚得不可能让人发生误解。后来者也难以逆转这一进程，只能在此基础上进行有限调整和修正。
这种转型战略可概括为：经济先行，政治缓行的改革。这也是为什么，朱代东一心要捕在经济工作中，一切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可不是讲着玩的。经济改革的实质是：在资源配置上，以市场经济取代计划经济；在产权形式上，以私有制经济取代公有制经济；在财富分配上，以阶级分化取代平均主义。
朱代东认为，这是中国在历经几十年狂乱、迷惘和碰壁的痛苦后，在血与泪的洗礼中，重新找出的唯一可行之路。其中，除了经济改革的第一层含义外，其它三层在今天都还只宜做不宜说。
但只要承认了第一点，后面三点就是逻辑的必然。这四者四位一体，不可分割。不能设想，现实中能够运转公有制的市场经济或平均主义的市场经济。
既然要从公有制中化生出私有制经济，财富分配的倾斜和集中就是不可避免的；既然要变平均主义为阶级社会，贫富分化也是必然的。在中国这种整体经济发展程度不高的国家，这种转型和分化，必然要有部分人承担牺牲，为全社会理顺结构、轻装前进承受痛苦。
如果还象原来那样，将所有人绑在一起，就只能重复过去平均主义的老路。这可能符合许多人一时的愿望，但对于全社会来说，这只是饮鸠止渴的慢性自杀。因此，转型期分娩的一时痛苦是难免的，是为新生命诞生所必须付出的代价。
对现在的化肥厂来说，现在朱代东的改革还不是最痛苦的，毕竟他在公有制经济上并没有引入私有制经济。虽然朱代东已经看到，私有制取代公有制是历史的必然，可是现阶段，如果提出来让私营企业进入国有企业，太过惊世骇俗。不要说化肥厂的人不会支持自己，恐怕就是县委县政府也不会支持自己。搞不好，自己这个副县长得跟大家说拜拜。
朱代东倒不认为这是众人皆醉而自己独醒，中国从来就不缺少能人，甚至郭临安、王力军都清楚这些事，只是有些事，现在还不能做，更不能说。
这也是为什么随著改革深入，大多数人会开始感觉痛苦，对改革产生怨恨。如果是少数人付出代价，大多数人受益，由于总量限制，阶级分化和私营经济仍然不可能孕育出来，社会分工仍然受到阻碍，经济增长仍然不可能获得必要动力，社会仍然只能在原有轨道上运行。因此，经济转轨是今天中国不能不迈过去的一道坎。只有忍痛挨过去，才可能分娩出全社会的希望和未来。
让朱代东有些沮丧的是，现在自己的做法，有些太过理想。树木岭的养殖场，他把全乡农户都捆绑在一起，为的就是想全乡赢利。还有狮子山家具厂，他也让全乡农户投资，当时只是自己的下意识行为，在市党校，他系统的研究了总设计的理论，所有的文选，朱代东甚至能倒背如流。
现在朱代东就像能看到改革的走向，但却改变了不目前改革的现状，理性上他知道自己应该相信真理，但从感情上来说，他希望国有企业能重振雄风。现在还没有到那种要做了断的时刻，他希望自己能多做点尝试。农机厂的时候，县财政出钱，他不好在制度上做改变。但是机械厂，他采用了开发区与机械厂组成机械公司，虽然机械公司的性质没有变，可是多了开发区的控股，机械公司在管理上将更加透明，也会借此引入现代企业的管理制度。
而化肥厂，朱代东很想也采用机械厂的做法，引入其他方面的资金，甚至由其他企业来控股化肥厂。可在此之前，化肥厂需要把“内功”练好。现在朱代东入驻化肥厂，就是准备对化肥厂动手术。
黄浩只是第一步，他的罪证很容易获得，有常怀庆出面，朱代东相信，自己不出手，黄浩想要再回化肥厂已经不可能。但是对于厂里的其他领导，贪污腐化的，停职检查是免不了的，而那些不适合担任现在职位的人，也将被调到最适合他们的岗位上。
“优胜劣汰、竞争上岗”，这是朱代东对新化肥厂的第一项改革，按照行业标准，结合化肥厂生产实际，设定了400个具体岗位，明确上岗条件和岗位职责，全部张榜公布，并向全厂所有干部职工发放岗位竞聘自荐书，实行双向选择，竞争上岗。
短短5天内，全厂共收到自荐表1031份。由朱代东和化肥厂组成的竞聘工作领导小组，根据综合测评，选定24名车间、科室负责人，然后授权他们依照岗位设定方案，择优录用了376名职工。十天之后，400名被聘职工名单正式张榜公布，他们将逐一与化肥重新签订上岗合同。
合约中还规定，租赁方对严重违纪或不服从管理，经教育仍不改正的职工，有权予以解聘，退回总厂。化肥厂对被聘人员的劳动报酬，也采取了全新的分配方式，所有工资标准全部记入档案，一律实行收入与岗位技能、产量、消耗等实绩挂钩，逐日考核，按月分配。对原由临时工担任的苦、脏、累工作，采取劳动报酬定额包干，班组和工序自主确定用工和分配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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