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德国政府没有在经济上支持布尔什维克，至少谣言中五千万金马克的赞助是无凭无据的。(小说文学网)那么就有一个显然的问题，布尔什维克从事革命活动所需要的资金是哪里来的呢？
毕竟广大的布尔什维克，不管是老革命还是小革命，都是兜比脸干净的主，指望靠收党费维持正常活动几乎是痴人说梦。至少李晓峰就很清楚党打秋风的能力是非常不弱的，从他那里虎口夺食抢走了二十万卢布，所以听闻捷尔任斯基和加涅茨基又出去搞钱，不禁想知道和自己一样倒霉的家伙是谁。
“费利克斯.埃德蒙多维奇同志，你们这是上哪化缘去了？”李晓峰半开玩笑的问道。
捷尔任斯基自嘲的笑了笑，道：“我们可不是化缘。卡尔.穆尔同志比你的觉悟还高，陆陆续续他已经支援党内数十万瑞士法郎的经费！”
呵！李晓峰也小吃了一惊，这年月还有跟哥一样有钱的布尔什维克（你小子还不是布尔什维克好不好！）。不过随即他便想起了这个卡尔.穆尔来了，此人在历史上名气不大，甚至是毫无名气，但是和那个五千万德国金马克的谣言却有一点关系。
卡尔.穆尔是出生于瑞士的德国人，1852年生于瑞士，1870年代末（此时列宁尚是未满10岁的少年，而斯大林或许尚未出世）入党。1889年起住在伯尔尼，在这里他开始关注俄国革命，长期从事俄国革命运动的研究和支援。
卡尔.穆尔曾多次组织集会和游行示威，揭露沙皇政府各种可耻罪行，声援俄国革命运动，及时给俄国革命者提供宝贵的建议。他曾经给予包括民意党人和布尔什维克在内的俄国政治流亡者提供过大量帮助，仅1908年他就提供资助金150000瑞士法郎。
同时，穆尔还为德国、瑞士、意大利和斯堪的纳维亚等国革命党人援助了数十万瑞士法郎。正是在他的影响下，欧洲成立了国际支援革命战士协会，给处于困境中的各国革命者提供了重要的援助。
1904年穆尔结识了流亡中的列宁。1913－1914年他任国际社会党执行局委员期间，在受理裁断布尔什维克与孟什维克关于施米特（莫斯科工厂主，生前曾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提供经济赞助）遗产归属的争执时支持了布尔什维克。第一次世界大战初期，列
宁和季诺维也夫遭到奥地利当局驱逐，幸得穆尔担保得以继续留居瑞士而免遭流亡。
次年，穆尔还为列宁等延长居留期支付了100瑞士法郎的保金。1917年4月他又资助列宁和季诺维也夫等人从瑞士取道德国返俄，领导新的革命**。十月革命前他应布尔什维克国外局之请提供了113926瑞士法郎（相当于当时的33214美元）的资助。作为私人朋友，列
宁对穆尔始终保持着高度的信任，分居异地时二人的联系无论直接还是间接从未中断。
可以说当年的穆尔除了不会医术，简直就是当代的白求恩，这样一个国际主义战士怎么会和五千万金马克扯上关系呢？坏就坏在他德国人的身份上了，不管他跟德意志第二帝国有没有一毛钱的关系，恶意中伤还不简单。谁让当时德俄两国处于战争状态，互相仇视也是理所当然，不管穆尔是不是跟威廉二世穿一条裤子，只要布尔什维克接受德国友人的资助那就是罪大恶极。更何况米留可夫和克伦斯基一帮人正愁着不知道怎么收拾列
宁，这不是送上门的靶子。
一时间，什么列宁和德国政府暗地勾结，什么列宁接受德国政府大额的资助，等等谣言喧嚣直上。为了得出实事求是的结论，以澄清是非，排除各种怀疑和责难，粉碎各种流言和诽谤，虽然列宁和穆尔是相交多年的好友，但列宁还是给布尔什维克国外局写信，要求他们查清楚穆尔真实身份。
在信中列宁严肃而又恳切的写道：“穆尔究竟是什么人？是否已经完全而绝对地证明：他是一个正直的人？他同德国的社会帝国主义者过去和现在都有没有直接间接地勾结？如果穆尔真的在斯德哥尔摩，如果你们认识他，那么，我衷心地、恳切地、再三地要求采取一切措施，对此加以最严格、最有根据的审查。在这里，没有即不应当有让人提出任何怀疑、责难和散布流言等等的余地……”
当时的情况是，列宁身边的战友、党中央高层领导由于各种原因对穆尔的认识、评价和态度也是尖锐对立的。有人明确告诉列宁，穆尔是德国政府“用钱收买的代理人”，他提供资金的来源和真正目的都是可疑的。
另外有人，如熟知德国情况的拉狄克则坚定地告诉列宁，绝对不能听信并且必须谴责对穆尔的诬陷和诽谤。列宁本人则始终坚持，各种非议在无确凿事实根据的情况下都不可轻信，应以坦诚信任的态度对待这位在艰苦岁月里资助过革命的国际友人。因此，十月革命后在对德布列斯特和谈的危急关头，列
宁仍然聘请熟知德国情况的穆尔作为自己与德方谈判的特别顾问。
1919年3月穆尔应邀出席了由列宁主持的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国际形势复杂多变的日子里，穆尔仍以其特殊有利的身份奔走于苏俄和西欧之间。身负特殊使命的著名布尔什维克拉狄克在被德国反动政府逮捕关押期间，也曾得到穆尔的热诚关照和帮助而幸免于难（穆尔花钱打通官方渠道，将拉狄克的牢房变成特殊的沙龙。）
列宁逝世后第四年，穆尔最终离开苏俄，1932年逝世于柏林。至死他都是以国际社会党左派的身份从事政治活动，最终也没有人能以确实的资料证明他是“德国的代理人”，就像无法证实布尔什维克曾经接受过德国反动政府的津贴一样。
不过最让人寒心的是，布尔什维克在列宁遇刺重伤不能理事之时，对这位老朋友却一点都谈不上友善。布尔什维克与穆尔关系的特殊性和复杂性，不仅表现在，作为处于地下状态和困境中的革命党曾得到过这位异邦友人的巨额资助，而且在于布尔什维克由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后，为结清这笔债务双方又经历过长达六七年的纠葛和不快。穆尔本人则几乎为此而丧了命。
如果说前者是令人欣慰的喜剧和正剧的话，那么后者则是令人费解乃至伤感的悲剧和闹剧。这位德国神秘人物的索债行为，不知是他的正常的经济观念（借款要还）使然，还是由于掌权后的布尔什维克党对他的怀疑、冷漠和伤害所致。
早在十月革命胜利伊始，作为列宁的朋友，穆尔办理赴苏俄的护照就不很顺利，而不得不求助于列宁。1919年在参加共产国际代表大会期间，穆尔首次向列宁提出归还其借款的要求，列宁当即表示了充分的理解和认同。
两年后还是在列宁帮助下穆尔才来到莫斯科，正式向俄共（布）中央和苏维埃政府提出要求，归还十月革命前借给布尔什维克国外局的全部款项。由于未得答复，他先后给列
宁、莫洛托夫（时任俄共中央书记）写信重申自己的要求。
列宁不仅给穆尔回过信，表示亲切的关怀，并允诺“一切事务问题可以来找我”，并明确指示“立即同穆尔清账”。由于具体执行者互相推诿扯皮，穆尔又不得不向俄共中央和苏维埃政府有关部门“发了无数的信件和电报”，“做了他所能做的一切”。
1922年列宁病重之后，穆尔要求还款的难度进一步加大了。特别是列宁逝世后，他几乎处于无人理睬的困窘境地。在长达六年多的时间内，这位可怜的德国人为索还本应属于自己的款项，付出了巨大的多方面的牺牲和代价：
在经济上，由于他借出的款项一部分属于他继承遗产所得的私人存款，大部分是有息贷款，因不能如期还贷，不得不向银行抵押有价证券，支付巨额利息和保证金。为此，他蒙受了近万美元的经济损失。同时他还过着困窘拮据的生活。
在健康方面，由于物质生活条件愈益低下和俄罗斯恶劣的气候（漫长冬天的严寒和潮湿），年过古稀的老人先后患上了心脏病、肺病、风湿症和哮喘病及神经系统的疾患。由于当时
俄国医疗条件较差，又得不到俄国政府的关照，他的多种疾病得不到及时的有效的治疗，从而使其健康受到极为严重的损害。
更为严重的伤害在精神和心理方面。作为一个“在党（布尔什维克）最困难的时候给予无私的巨大帮助”的外国友人，他理应受到获得胜利后处于执政地位的俄国党和政府的尊重，至少在清欠债款这个问题上他应受到公正的对待。
但是，结局却正好相反。特别在列宁逝世后，俄国党和政府既不遵从列宁的指示抓紧时间解决问题，又极其傲慢无理，公开冷漠和厌恶昔日的资助者，干脆将其作为讨厌的包袱，仿佛欠债的不是俄国人而是穆尔。这一切使他的精神痛苦几乎到了崩溃的地步。他在冰冷的地下室里向俄国党和政府发出了可怜的哀求：“不要让我死在俄罗斯！”
而在政治上，长期滞留俄罗斯使穆尔失去了回国参加大选和在议会工作的机会。在几乎绝望的情况下，穆尔不得不回过头来向自己国家党内的同志、在当时的国际社会受到普遍尊重的克拉拉.蔡特金女士求助。
正是由于蔡特金的直接干预，这件长达七年的债款纠葛才得解决。这位50多年来一直关心和支持俄国革命、热情保护和资助处于困境的俄国革命者的“可爱的老同志穆尔”（蔡特金语）最终离开了使他伤透了心的苏俄。五年后他因病逝世于柏林。这期间国际上反苏声浪甚嚣尘上，但是人们没有看到伤心透顶的穆尔发表过任何反苏的言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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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竟广大的布尔什维克，不管是老革命还是小革命，都是兜比脸干净的主，指望靠收党费维持正常活动几乎是痴人说梦。至少李晓峰就很清楚党打秋风的能力是非常不弱的，从他那里虎口夺食抢走了二十万卢布，所以听闻捷尔任斯基和加涅茨基又出去搞钱，不禁想知道和自己一样倒霉的家伙是谁。
“费利克斯.埃德蒙多维奇同志，你们这是上哪化缘去了？”李晓峰半开玩笑的问道。
捷尔任斯基自嘲的笑了笑，道：“我们可不是化缘。卡尔.穆尔同志比你的觉悟还高，陆陆续续他已经支援党内数十万瑞士法郎的经费！”
呵！李晓峰也小吃了一惊，这年月还有跟哥一样有钱的布尔什维克（你小子还不是布尔什维克好不好！）。不过随即他便想起了这个卡尔.穆尔来了，此人在历史上名气不大，甚至是毫无名气，但是和那个五千万德国金马克的谣言却有一点关系。
卡尔.穆尔是出生于瑞士的德国人，1852年生于瑞士，1870年代末（此时列宁尚是未满10岁的少年，而斯大林或许尚未出世）入党。1889年起住在伯尔尼，在这里他开始关注俄国革命，长期从事俄国革命运动的研究和支援。
卡尔.穆尔曾多次组织集会和游行示威，揭露沙皇政府各种可耻罪行，声援俄国革命运动，及时给俄国革命者提供宝贵的建议。他曾经给予包括民意党人和布尔什维克在内的俄国政治流亡者提供过大量帮助，仅1908年他就提供资助金150000瑞士法郎。
同时，穆尔还为德国、瑞士、意大利和斯堪的纳维亚等国革命党人援助了数十万瑞士法郎。正是在他的影响下，欧洲成立了国际支援革命战士协会，给处于困境中的各国革命者提供了重要的援助。
1904年穆尔结识了流亡中的列宁。1913－1914年他任国际社会党执行局委员期间，在受理裁断布尔什维克与孟什维克关于施米特（莫斯科工厂主，生前曾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提供经济赞助）遗产归属的争执时支持了布尔什维克。第一次世界大战初期，列
宁和季诺维也夫遭到奥地利当局驱逐，幸得穆尔担保得以继续留居瑞士而免遭流亡。
次年，穆尔还为列宁等延长居留期支付了100瑞士法郎的保金。1917年4月他又资助列宁和季诺维也夫等人从瑞士取道德国返俄，领导新的革命**。十月革命前他应布尔什维克国外局之请提供了113926瑞士法郎（相当于当时的33214美元）的资助。作为私人朋友，列
宁对穆尔始终保持着高度的信任，分居异地时二人的联系无论直接还是间接从未中断。
可以说当年的穆尔除了不会医术，简直就是当代的白求恩，这样一个国际主义战士怎么会和五千万金马克扯上关系呢？坏就坏在他德国人的身份上了，不管他跟德意志第二帝国有没有一毛钱的关系，恶意中伤还不简单。谁让当时德俄两国处于战争状态，互相仇视也是理所当然，不管穆尔是不是跟威廉二世穿一条裤子，只要布尔什维克接受德国友人的资助那就是罪大恶极。更何况米留可夫和克伦斯基一帮人正愁着不知道怎么收拾列
宁，这不是送上门的靶子。
一时间，什么列宁和德国政府暗地勾结，什么列宁接受德国政府大额的资助，等等谣言喧嚣直上。为了得出实事求是的结论，以澄清是非，排除各种怀疑和责难，粉碎各种流言和诽谤，虽然列宁和穆尔是相交多年的好友，但列宁还是给布尔什维克国外局写信，要求他们查清楚穆尔真实身份。
在信中列宁严肃而又恳切的写道：“穆尔究竟是什么人？是否已经完全而绝对地证明：他是一个正直的人？他同德国的社会帝国主义者过去和现在都有没有直接间接地勾结？如果穆尔真的在斯德哥尔摩，如果你们认识他，那么，我衷心地、恳切地、再三地要求采取一切措施，对此加以最严格、最有根据的审查。在这里，没有即不应当有让人提出任何怀疑、责难和散布流言等等的余地……”
当时的情况是，列宁身边的战友、党中央高层领导由于各种原因对穆尔的认识、评价和态度也是尖锐对立的。有人明确告诉列宁，穆尔是德国政府“用钱收买的代理人”，他提供资金的来源和真正目的都是可疑的。
另外有人，如熟知德国情况的拉狄克则坚定地告诉列宁，绝对不能听信并且必须谴责对穆尔的诬陷和诽谤。列宁本人则始终坚持，各种非议在无确凿事实根据的情况下都不可轻信，应以坦诚信任的态度对待这位在艰苦岁月里资助过革命的国际友人。因此，十月革命后在对德布列斯特和谈的危急关头，列
宁仍然聘请熟知德国情况的穆尔作为自己与德方谈判的特别顾问。
1919年3月穆尔应邀出席了由列宁主持的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国际形势复杂多变的日子里，穆尔仍以其特殊有利的身份奔走于苏俄和西欧之间。身负特殊使命的著名布尔什维克拉狄克在被德国反动政府逮捕关押期间，也曾得到穆尔的热诚关照和帮助而幸免于难（穆尔花钱打通官方渠道，将拉狄克的牢房变成特殊的沙龙。）
列宁逝世后第四年，穆尔最终离开苏俄，1932年逝世于柏林。至死他都是以国际社会党左派的身份从事政治活动，最终也没有人能以确实的资料证明他是“德国的代理人”，就像无法证实布尔什维克曾经接受过德国反动政府的津贴一样。
不过最让人寒心的是，布尔什维克在列宁遇刺重伤不能理事之时，对这位老朋友却一点都谈不上友善。布尔什维克与穆尔关系的特殊性和复杂性，不仅表现在，作为处于地下状态和困境中的革命党曾得到过这位异邦友人的巨额资助，而且在于布尔什维克由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后，为结清这笔债务双方又经历过长达六七年的纠葛和不快。穆尔本人则几乎为此而丧了命。
如果说前者是令人欣慰的喜剧和正剧的话，那么后者则是令人费解乃至伤感的悲剧和闹剧。这位德国神秘人物的索债行为，不知是他的正常的经济观念（借款要还）使然，还是由于掌权后的布尔什维克党对他的怀疑、冷漠和伤害所致。
早在十月革命胜利伊始，作为列宁的朋友，穆尔办理赴苏俄的护照就不很顺利，而不得不求助于列宁。1919年在参加共产国际代表大会期间，穆尔首次向列宁提出归还其借款的要求，列宁当即表示了充分的理解和认同。
两年后还是在列宁帮助下穆尔才来到莫斯科，正式向俄共（布）中央和苏维埃政府提出要求，归还十月革命前借给布尔什维克国外局的全部款项。由于未得答复，他先后给列
宁、莫洛托夫（时任俄共中央书记）写信重申自己的要求。
列宁不仅给穆尔回过信，表示亲切的关怀，并允诺“一切事务问题可以来找我”，并明确指示“立即同穆尔清账”。由于具体执行者互相推诿扯皮，穆尔又不得不向俄共中央和苏维埃政府有关部门“发了无数的信件和电报”，“做了他所能做的一切”。
1922年列宁病重之后，穆尔要求还款的难度进一步加大了。特别是列宁逝世后，他几乎处于无人理睬的困窘境地。在长达六年多的时间内，这位可怜的德国人为索还本应属于自己的款项，付出了巨大的多方面的牺牲和代价：
在经济上，由于他借出的款项一部分属于他继承遗产所得的私人存款，大部分是有息贷款，因不能如期还贷，不得不向银行抵押有价证券，支付巨额利息和保证金。为此，他蒙受了近万美元的经济损失。同时他还过着困窘拮据的生活。
在健康方面，由于物质生活条件愈益低下和俄罗斯恶劣的气候（漫长冬天的严寒和潮湿），年过古稀的老人先后患上了心脏病、肺病、风湿症和哮喘病及神经系统的疾患。由于当时
俄国医疗条件较差，又得不到俄国政府的关照，他的多种疾病得不到及时的有效的治疗，从而使其健康受到极为严重的损害。
更为严重的伤害在精神和心理方面。作为一个“在党（布尔什维克）最困难的时候给予无私的巨大帮助”的外国友人，他理应受到获得胜利后处于执政地位的俄国党和政府的尊重，至少在清欠债款这个问题上他应受到公正的对待。
但是，结局却正好相反。特别在列宁逝世后，俄国党和政府既不遵从列宁的指示抓紧时间解决问题，又极其傲慢无理，公开冷漠和厌恶昔日的资助者，干脆将其作为讨厌的包袱，仿佛欠债的不是俄国人而是穆尔。这一切使他的精神痛苦几乎到了崩溃的地步。他在冰冷的地下室里向俄国党和政府发出了可怜的哀求：“不要让我死在俄罗斯！”
而在政治上，长期滞留俄罗斯使穆尔失去了回国参加大选和在议会工作的机会。在几乎绝望的情况下，穆尔不得不回过头来向自己国家党内的同志、在当时的国际社会受到普遍尊重的克拉拉.蔡特金女士求助。
正是由于蔡特金的直接干预，这件长达七年的债款纠葛才得解决。这位50多年来一直关心和支持俄国革命、热情保护和资助处于困境的俄国革命者的“可爱的老同志穆尔”（蔡特金语）最终离开了使他伤透了心的苏俄。五年后他因病逝世于柏林。这期间国际上反苏声浪甚嚣尘上，但是人们没有看到伤心透顶的穆尔发表过任何反苏的言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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