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九章尚武精神
尚武精神，天行健的最佳注释。
文和武，正如一阴一阳之道，文武结合，方为完人，国家之强盛，也需要文武结合，正所谓文武之道，一张一弛。
纵观世界风云，尚武精神无不为这个民族强盛提供了巨大的推力，古时伯罗奔尼撒半岛的斯巴达人，他们既不务农、也不做工、更不经商，而是整个国家实行全民皆兵的军事制度。病弱畸形的婴儿被扔进山沟，健壮的则从七岁开始进行军事训练，直至六十岁才可以退伍。
整个斯巴达就象是一个军营，全民被要求具有勇敢、坚韧、严格遵守纪律的精神，目的是为了保证占总人口少数的斯巴达人对绝大多数的希腊人与庇里阿西人的统治，而一场历时二十七年的伯罗奔尼撒战争的最终胜利，便是这种民族尚武精神的最终写照。
而被罗马人视为蛮族的日耳曼人，也具备有一种民族的尚武精神，日耳曼人认为战争掠夺是高尚的事业，作战勇敢、负伤最多的人应受到尊敬。
在恺撒的《高卢战记》中似乎还有对日耳曼人尚武精神的描写，甚至西罗马的帝国的灭亡也与日耳曼雇佣军有着必然的连接。
国虽盛，好战必亡。
这种强调似乎在很久以前就很有市场了，似乎历史也在佐证着这一所谓的真理。无论是斯巴达人还是日耳曼人，都无法以单纯的武力，来永久性的维护自己民族的利益。
但这并不能否认华夏历史上秦国的异军突起，在华夏历史上发挥的重要作用。
秦人祖先是古羌人的一支，因为远离中原，被中原各国视为蛮人。但是，自孝公任用商鞅励精图治、厚积薄发，终于在战国末年成为七雄中最强的国家，并为其最后统一中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秦人尚武精神正是源于此，耕与战更是支撑他们经济生活与战争扩张，闻战则喜，这是当时秦人最真实的写照，他们将作战当成了生活之中的必须品，正是这种尚武精神，促成了华夏历史上第一个“华夏一体”的一大一统局面。
秦国能够一统天下，首先应当感谢法家，为秦国送来了能使国家意志高度凝聚的商鞅，还应当感谢霸道，远交近攻，堪称中华智慧的滥觞，更应该感谢尚武精神，法家与霸道最终为大秦铸造了这么一柄无坚不摧、削铁如泥的国之利器。
缺乏智慧的意志力是虚弱的，而缺乏意志的智慧力是危险的，古今中外无数的经验告诉人们，意志与智慧的高度统一，是一个民族图强的不二法门，当一种民族精神把整个民族牢牢凝聚在一点之上，意志与智慧可以表现出一种精神，这就是尚武精神。
当全民一心弘扬民族尚武精神，让已经参军的人感受到自己吃苦是被百姓所理解的、是光荣的、是伟大的，让还没有参军的人感受到做一名护**人是无比神圣的、令人骄傲的，让全国为军人欢呼、更让敌国因军人而胆寒。
弘扬民族尚武精神，并不是单纯把军事建设列为中心，而是让人们从意志之中顿发出对军人捍卫国家领土完整、主权**、经济安全等事关国家战争而骄傲，让那些满腹钢铁意志与聪明智慧的普通百姓进入军队接受一次洗礼。
遥想在汉代，整个社会的精英人才愿意从军报国建功立业，因而才有班超的投笔从戎。因此有汉一代，灭匈奴、破楼兰、平羌人，战功显赫也就一点也不奇怪了。
历史上的大唐虽然不比现在，但是却也武功赫赫，也是拥有强烈的尚武之风，灭东、西突厥，平定薛延陀，征高句丽而建功于域外，耀中华国威以慑四夷。
汉唐雄风直到杜睿曾经生活过的那个年代，依然感召着热血青年就在于此。不过，汉唐两代由于过于炫耀武力，尚武之风浓烈，这直接埋下了后来两代同样灭亡的结果，由于地方豪强、藩镇的割据势力过于强大直接导致了中央王朝的空心化，最终被灭亡。
后来的宋代正是有鉴于此，才改弦更张，这虽然避免了宋朝被统兵大将所灭亡，却给中华民族带来了以前从未有过的民族危机，外患成了整个华夏当时最大的创伤。最终，偏安的南宋小朝廷依然不免亡于蒙古。
蒙古占领中国后拼命剿杀一切敢于反抗的人民，并用武力威慑汉人，扼杀汉人的尚武民风。比如，实行保甲制度，由蒙古人出任各家的保长，来监控各个汉族家庭，并要求各个汉族家庭合用一把菜刀，菜刀通常还要被铁链劳劳地拴住以防被盗走。在蒙古人的高压下，汉族无法忍受，不得不起来造反推翻了短命而又不走运的野蛮人的统治。
实际上国人是从宋朝开始就逐步泯灭了尚武之风的。由于开国皇帝赵匡胤倚靠陈桥兵变从孤儿寡母手里窃取了江山，因此他对掌握兵权的将军极其敏感，坐稳江山后还要通过“杯酒释兵权”来解除大将的兵权。自此，在有宋一代形成了重文轻武的风气，同样品级的官职，文官要比武官大一些，待遇优厚一些。这还不算，皇帝还千方百计地控制将军的指挥权，将军临敌作战要按照皇帝事先制定好的阵形去作战，而且宋代派文人做知州掌管地方行政，设立转运使管理地方财权，进一步削弱军人的权力。甚至，在宋代还多次出现文人直接掌管军队作战的事情。
总之，宋朝皇帝对将军们防范之心过甚，一方面是鉴于唐朝末年的“藩镇割据”及“五代十国”时期的军阀混战；一方面是怕别人效仿自己，也发动军事政变推翻中央王朝。
宋朝与大唐不一样还在于其中央由皇帝控制的禁军明显强于边关守军，而唐朝却相反，边防守将权力很大，军队战斗力很强，到唐代中后期甚至超过了中央。
宋朝皇帝认为：防内甚于防外。
杨家将和岳飞都是一代名将，却因此而受到统治者的猜忌和迫害。有鉴于此，再加上宋朝政府有意地在社会上大兴文风，历经两宋三百多年的磨砺，整个华夏子孙已经没有了从军报国的热情了。社会的精英都去习文但却殆于练武，这个时期最大的社会贡献恐怕就是“宋词”吧。这直接导致了宋与契丹、党项、女真和蒙古的战争是一败再败。
所以说华夏的文弱，正是始于宋代。当赵匡胤取得天下时，基于五代时期“枪杆子里出政权”的乱象，一方面“杯酒释兵权”，另一方面“以文臣知州事”，不仅夺了丘八们的权，干脆连枪杆子都藏了起来。
到了宋真宗手里，宋室达到强盛顶峰，真宗皇帝更是御笔亲撰《劝学文》，宣称“书中自有千钟粟”、“黄金屋”、乃至“车马多如簇”，鼓励“男儿欲遂平生志，六经勤向窗前读”，给天下人放了根很诱人的胡萝卜。
清初思想家颜元指出：“衣冠文士羞于武夫齿，秀才挟弓矢出，乡人皆惊，甚至子弟骑射武装，父兄便以不才目之”，他痛陈道：“无事袖手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王，即为上品矣!”，并认为其根子里就是“千余年来，率天下人人故纸中，耗尽身心气力，作弱人、病人、无用人者，皆晦庵为之也”，“长此不返，四海溃弱，何有已时乎?”
他甚至痛骂道：“宋元来儒者习成妇女态”，全国成了一个放大的禁宫，绝大多数人在精神上被集体去势，而望眼欲穿地、苦心孤诣地等着权力的临幸。
其实，宋朝虽然文弱偏安，但是却也不乏尚武精神，当四万蒙古铁骑在上帝之鞭蒙哥大汗的亲自率领下，攻入四川，势如破竹，却在这小小的钓鱼城遭遇惨重失败，乃至身死异域。
这场改写了世界历史的钓鱼城之战，为大宋王朝延续了20年的寿命，在醉人的暖风中，“西湖日夜尚歌舞，只待山航海行”。
钓鱼城之战，成为那个柔媚政权的最后雄起。也展现着它的无比孤独与无奈，偌大之中国，要靠这个小小的堡垒而得以苟延残喘，这无疑是钓鱼城的自豪，却是华夏的悲哀。
南宋军人在钓鱼城的顽强抵抗，令小小的钓鱼城成为梗在蒙古大军喉咙中的硬骨头。钓鱼城“独钓中原”36年，鏖战200多场，世界历史为之改观。
50岁的蒙哥大汗绝对没想到，一向柔弱得如同草原上牛羊一般、甚至比牛羊更为温顺的汉人，会突然爆发出如此坚强的战斗力。
他的祖父，就是那伟大的成吉思汗，而父亲就是成吉思汗的“守灶”小儿子拖雷，金庸武侠小说中郭靖郭大侠的蒙古“安答”。蒙哥是个沉毅的领袖，寡言、节俭、暴烈，通过血腥的内战登上蒙古的汗位时，已经42岁。
他率领大军，围攻小小的钓鱼城5个月，除了留下累累的尸体外，丝毫没有进展。在渠江鸡爪滩边石子山上的蒙古包里，他看着冬天成为春天、春天又成为夏天，但他却始终没有成为这座城堡的主人。大宋的旗帜依然飘扬在钓鱼山巅，尽管已经被战火弄得有些残破。
他对这座城堡及其驻守者产生了强烈的好奇。于是，他命令士兵们，在钓鱼城东门对面的脑顶坪上，搭起一座望楼，设置了类似今日电梯般的车厢，以缆绳升降。
他在成吉思汗的旧殿圣地上，洒下了马奶，誓师出征。次年5月越过了黄河，在六盘山兵分三路：他的弟弟忽必烈率部进攻鄂州;大将兀良哈台率部攻击云南、广西，然后到鄂州与忽必烈会师;他自己亲率主力，进攻四川。
各路蒙古军队的攻击十分顺利，蒙哥亲自率领的主力，在以天险著称的四川，势如破竹，南宋守军往往不战而溃。1258年3月，蒙哥顺利地占领了成都，这是他们所享受到的位于南中国的第一个花花世界。
年底，挟战胜之威的蒙古军队，浩浩荡荡开向重庆。但他们没有料到，钓鱼城要塞的守军并没有如之前的各座城池那样，或投降或溃散，反而在山头升旗放炮，将前去劝降的汉人晋国宝斩首示众。
在连续5个月进攻受挫后，蒙哥也与这座小小的钓鱼城拧上了劲。尽管部将们都劝他，从战略角度，只要留出少数军队围住钓鱼城，大军可以绕过这块难啃的骨头，继续向东攻击。但蒙哥就是不听，非要将这座堡垒攻陷。
望楼建成后，蒙哥亲自前来视察。他不知道的是，从望楼开始建设的那一天起，宋军也在钓鱼城东门上设置了专门的大炮，将炮口瞄准了这座望楼。
当看到翎顶辉煌、铠甲鲜亮的大批高级蒙军军官出现，守将王坚一声令下，弹石如雨，将望楼彻底打碎，蒙哥大汗也被炮火击中。
6天后，蒙哥伤重而亡，留下遗嘱：“不讳之后，若克此城，当尽屠之。”
进攻四川的主力蒙军，护卫着蒙哥的灵柩，撤军返回蒙古草原。已经包围鄂州的忽必烈，接受了南宋宰相贾似道的求和，退军北还，与其弟弟阿里不哥争夺汗位去了。已经过云南、广西的兀良合台，也率军北渡长江撤离。
同时，正在中东地区势如破竹、直逼埃及的旭烈兀，也率领大军东归。所向无敌的蒙古军队终于未能踏入非洲大陆。
忽必烈与阿里不哥随即爆发激烈内战，南宋暂时解除了亡国危机，激烈的内战令蒙古帝国分裂为众多小汗国。那种横扫世界的大兵团作战从此成为绝唱，上帝之鞭彻底消除，欧洲基本解除了蒙古的威胁。
经过20多年内战，忽必烈牢牢地控制了蒙古政权后，才重新发起了对宋战争。钓鱼城再度成为梗在蒙古军队喉咙中的硬骨头。当陆秀夫背着年幼的大宋皇帝在山蹈海身亡后，钓鱼城上的“宋”字大旗依然高高飘扬了3年之久，真正“独钓中原”。
1279年，大旱之年，钓鱼城出现粮荒，同时，重庆失守，犄角顿失，钓鱼城成了名副其实的孤城。在鏖战200场、历经36年后，守将王立决定投降，这是一次附带着苛刻条件的体面投降：不降旗、不收兵器、不改县志。
忽必烈居然同意了，并且信守了承诺，而将蒙哥屠城的遗嘱抛诸脑后。蒙古军队以和平的方式，扫平了最后一丝抵抗。
崖山之后无中国，如果要从民族的亮剑精神和阳刚来说，崖山之前其实早就无中国了。文天祥与钓鱼城，实在是另类中的另类、异数中的异数，无怪乎连蒙哥都感觉惊奇，激起了好胜之心。
得知钓鱼城陷落的消息，正在大都监狱中的文天祥，集杜甫诗句哀悼宁死不降的张珏、王安节：气敌万人将，独在天一隅。向使国不亡，功业竟何如。
不久之后，文天祥也慷慨就义，他在监狱中撰写的《正气歌》开始在全中国传播，并漂洋过海传到了日本。
再去通观整个明朝的历史，可以发现它在许多方面继承，甚至是发展了两宋的文化制度。程朱理学在明代得到了充足地发展，皇帝不关心边防的战事，而更注重臣下的效忠和皇权的巩固。将军们作战时毫无主动性可言，居然要受到皇帝委派的太监来监军制约。
整个明代外战已不复当年汉唐时期的辉煌，尽管有对沿海倭寇和支援朝鲜的胜利，但也仅比赵宋王朝强一点。
为什么会如此呢？
盖因明朝皇帝不愿百姓有尚武之风，他们会拿汉唐两代来引以为戒，尚武之风浓烈的汉唐不也造就了汉末的“黄巾匪乱”、豪强割据和唐末的黄巢起义、“藩镇割据”吗？
在皇帝们看来，攘外必先安内，防民尤甚于防夷，内患永远是大于外患的。
再看看熊庭弼、袁崇焕这些屈死的统兵大员们，正直的军人怎能不寒心呢？卢象升这样不计较个人得失，一心报效国家的忠臣与其说是战死沙场，到莫如说是死于皇帝的猜忌和小人的谗言之手。
整个大明帝国有这样阴暗的政治氛围，怎能让军人安心报国呢？
民风也已不似当年彪悍，想当年，战国时期李牧兵破匈奴数十万；秦朝，蒙恬军夺河套于匈奴，北驱匈奴上千里；汉代，李陵区区步军五千却迫使单于穷举国之力来抗；唐代，李靖孤军三千深入敌后大破突厥。
到了明代这些已成为了遥远的回忆，每遇满洲骑兵，虽数倍于敌依然难免一败再败。明朝的将军们见了文官们与宋朝时颇为相似，似乎总是矮了半截。
在社会高压的政策下，百姓们也已被改造成了顺民，国民大都被程朱理学改造得没有什么棱角了，哪里还谈什么尚武之风。
结果趁着中原内乱，满清捡了个大便宜，顺势入关得了大明的江山。出于防汉恐汉心理，清朝大兴“文字狱”迫害汉族的反抗精神，一步步地有系统有计划地磨去汉族的最后一点尚武精神。
同时，满清强令汉人留辫子，在风俗习惯上改变汉族，模糊汉族的自我意识，这种精神上的侮辱深深地挫伤了汉族的自尊心和自信心。
从此以后，汉人被满洲人按照自己的意志大加改造了一番。满洲人比蒙古人更“文明”一些，他们知道单靠**上的杀戮无法持久地入主中原，只有在文化上培养奴才才能维持自己的统治。
因此，注重文化侵略麻痹汉族精神的清王朝其统治也就比蒙元更长久，正因为时间更长，其精神上的毒害也就更深。
满清也精通“以汉制汉”之道，注重发扬儒家理学这一脉来培养忠于朝廷的走狗。他们惟恐汉人因爱习武而强大，极其注意扼杀汉族的尚武精神，他们只要汉族人像理学中所标榜的楷模那样做满清的奴才，而满洲人自己却时时不忘狩猎、射箭、勤习武艺。
看看康熙、乾隆等满清皇帝都以身作则，表率部下，希望满洲人时刻不忘祖宗根本，准备随时镇压汉族人的反抗。
总之，自宋代以来，由于汉族皇权集团忌惮尚武国风的强大有可能危及自身统治，因此刻意加以限制。这时期理学的诞生和发展并不是偶然的，它完全是以维护君权，加强思想禁锢为主。它保存了所谓“天理”，却真正地灭绝了“人性”。使得“中庸之道”大盛于世，炎黄子孙已没有了棱角和血性，因此也就更谈不上什么“尚武精神”了，因为它不是统治者乐见的。
随着蒙元和满清的相继入主中原，出于不难理解的原因，防汉思想必然是异族统治者的主流意识。因此他们或是强调从**上施刑来恐吓汉族的反抗或是从文化思想上大兴“文字狱”迫害欺骗读书人，让汉人在他们划定的圈子内做顺民，以此达到他们江山的稳固。
所以，自宋太祖以来的这一千多年来，华夏民风已被自己或被异族改造得乱七八糟，已经不再是先秦、汉唐时代的国人了。开始在外来异族的侵略面前不自信了，西晋后虽有“五胡乱华”，但那时炎黄子孙还是自信的，还是有尚武底蕴的，至少还有冉闵的杀胡令。
可是宋以后，汉奸与“汉奸文化”书写进了华夏文明的历史，小小的异族竟然让亿万的炎黄子孙多次受辱，华夏的尚武国风之衰由此可见一斑。
有谁知道汉族之称就是来源于匈奴对我们的赞叹，匈奴骑兵曾经横行西域，也曾骚扰过中原，余部也曾扫荡欧洲。但是匈奴人却始终无法企及中原的富饶，被两汉逐杀于大漠之间，每当忆起汉人，其必赞曰：“壮哉，汉家男儿！”
汉人之称自此随着匈奴坐骑踏遍西域大漠甚至欧洲，许多西域国家也如此称呼华夏，自此“汉族”与华夏有缘。当然，这是建立在军刀下的威严，是敌人对华夏民族由衷的敬畏。那句铿锵有力的话依然回梁缭绕：“犯强汉者，虽远必诛！”
当中庸文明和尚武文明相遇时，吃亏的总是前者。也就是“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很少有人会认为蒙古人和满人文化比汉人文化优秀，但却是蒙古人和满人征服了汉人。清代康熙，乾隆都对汉文化极推崇，但在一件事上却甚为坚持，那就是不让满人士兵汉化，因为他们相信满人士兵的汉化会使他们丧失尚武精神。中国版图大扩张的两个朝代，元朝和清朝都不是汉人的朝代。
当下的大唐承袭隋风，隋朝可以说是华夏历史的颠峰时代，那时华夏可以看谁不顺眼，就可以没茬找茬的随意的打他。即使是被后世一些人诋毁的三征高句丽，最后的结果也是高句丽王高元大为恐惧，谴使请降。
史书记载：大业十年又率师渡海，至卑奢城，高丽举国来战，护儿大破之，斩首千万级，将取平壤，高元震惧，遣使诣辽东城下，上表请降，帝许之，遣人持节诏护儿旋师。
即使隋朝在灭亡前，周遍各国也是尊服大隋王朝给隋朝朝贡的。《隋书》、《北史》都记载道：“大业十一年春正月甲午朔，大宴百僚。突厥、新罗、靺鞨、毕大辞、诃咄、传越、乌那曷、波腊、吐火罗、俱虑建、忽论、靺鞨、诃多、沛汗、龟兹、疏勒、于阗、安国、曹国、何国、穆国、毕、衣密、失范延、伽折、契丹等国并遣使朝贡。”
那时华夏的武力强盛，边塞诗歌也大气辉煌，那时代的军歌精神是博大、雄浑、深远、超逸，充沛的活力充满自信。
诸如贺若弼的《遗源雄诗》：交河骠骑幕，合浦伏波营。勿使麒麟上，无我二人名。
隋炀帝杨广虽然臭名远扬，但是却被突厥人尊为“圣人可汗”，“自天以下，地以上，曰月所照，唯有圣人可汗。今是大曰，愿圣人可汗千岁万岁常如今曰也。”
华夏历史上从未有一个朝代的帝王比隋朝的皇帝西巡走得这么远，也没有一个朝代的帝王让异族首领跪地膜拜，惟有大隋皇帝。
当时的隋朝是走出的帝国，是中国民族是开放的高傲民族。以至于有人感叹“单于渭桥今已拜，将军何处觅功名！”
突厥的单于已经投降入朝朝拜了，我上哪去打仗觅取战功？
单于入朝谒比起单于夜潜逃来更显示华夏帝国的强盛，不战而威。
华夏需要尚武精神，而且少不得尚武精神，所以当李贤提出要为尚武精神，树碑立庙之时，杜睿毫不犹豫的就答应了。
武，谁与相对，灭。
武，谁与不从，伐。
武高则国威，武高*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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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武精神，天行健的最佳注释。
文和武，正如一阴一阳之道，文武结合，方为完人，国家之强盛，也需要文武结合，正所谓文武之道，一张一弛。
纵观世界风云，尚武精神无不为这个民族强盛提供了巨大的推力，古时伯罗奔尼撒半岛的斯巴达人，他们既不务农、也不做工、更不经商，而是整个国家实行全民皆兵的军事制度。病弱畸形的婴儿被扔进山沟，健壮的则从七岁开始进行军事训练，直至六十岁才可以退伍。
整个斯巴达就象是一个军营，全民被要求具有勇敢、坚韧、严格遵守纪律的精神，目的是为了保证占总人口少数的斯巴达人对绝大多数的希腊人与庇里阿西人的统治，而一场历时二十七年的伯罗奔尼撒战争的最终胜利，便是这种民族尚武精神的最终写照。
而被罗马人视为蛮族的日耳曼人，也具备有一种民族的尚武精神，日耳曼人认为战争掠夺是高尚的事业，作战勇敢、负伤最多的人应受到尊敬。
在恺撒的《高卢战记》中似乎还有对日耳曼人尚武精神的描写，甚至西罗马的帝国的灭亡也与日耳曼雇佣军有着必然的连接。
国虽盛，好战必亡。
这种强调似乎在很久以前就很有市场了，似乎历史也在佐证着这一所谓的真理。无论是斯巴达人还是日耳曼人，都无法以单纯的武力，来永久性的维护自己民族的利益。
但这并不能否认华夏历史上秦国的异军突起，在华夏历史上发挥的重要作用。
秦人祖先是古羌人的一支，因为远离中原，被中原各国视为蛮人。但是，自孝公任用商鞅励精图治、厚积薄发，终于在战国末年成为七雄中最强的国家，并为其最后统一中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秦人尚武精神正是源于此，耕与战更是支撑他们经济生活与战争扩张，闻战则喜，这是当时秦人最真实的写照，他们将作战当成了生活之中的必须品，正是这种尚武精神，促成了华夏历史上第一个“华夏一体”的一大一统局面。
秦国能够一统天下，首先应当感谢法家，为秦国送来了能使国家意志高度凝聚的商鞅，还应当感谢霸道，远交近攻，堪称中华智慧的滥觞，更应该感谢尚武精神，法家与霸道最终为大秦铸造了这么一柄无坚不摧、削铁如泥的国之利器。
缺乏智慧的意志力是虚弱的，而缺乏意志的智慧力是危险的，古今中外无数的经验告诉人们，意志与智慧的高度统一，是一个民族图强的不二法门，当一种民族精神把整个民族牢牢凝聚在一点之上，意志与智慧可以表现出一种精神，这就是尚武精神。
当全民一心弘扬民族尚武精神，让已经参军的人感受到自己吃苦是被百姓所理解的、是光荣的、是伟大的，让还没有参军的人感受到做一名护**人是无比神圣的、令人骄傲的，让全国为军人欢呼、更让敌国因军人而胆寒。
弘扬民族尚武精神，并不是单纯把军事建设列为中心，而是让人们从意志之中顿发出对军人捍卫国家领土完整、主权**、经济安全等事关国家战争而骄傲，让那些满腹钢铁意志与聪明智慧的普通百姓进入军队接受一次洗礼。
遥想在汉代，整个社会的精英人才愿意从军报国建功立业，因而才有班超的投笔从戎。因此有汉一代，灭匈奴、破楼兰、平羌人，战功显赫也就一点也不奇怪了。
历史上的大唐虽然不比现在，但是却也武功赫赫，也是拥有强烈的尚武之风，灭东、西突厥，平定薛延陀，征高句丽而建功于域外，耀中华国威以慑四夷。
汉唐雄风直到杜睿曾经生活过的那个年代，依然感召着热血青年就在于此。不过，汉唐两代由于过于炫耀武力，尚武之风浓烈，这直接埋下了后来两代同样灭亡的结果，由于地方豪强、藩镇的割据势力过于强大直接导致了中央王朝的空心化，最终被灭亡。
后来的宋代正是有鉴于此，才改弦更张，这虽然避免了宋朝被统兵大将所灭亡，却给中华民族带来了以前从未有过的民族危机，外患成了整个华夏当时最大的创伤。最终，偏安的南宋小朝廷依然不免亡于蒙古。
蒙古占领中国后拼命剿杀一切敢于反抗的人民，并用武力威慑汉人，扼杀汉人的尚武民风。比如，实行保甲制度，由蒙古人出任各家的保长，来监控各个汉族家庭，并要求各个汉族家庭合用一把菜刀，菜刀通常还要被铁链劳劳地拴住以防被盗走。在蒙古人的高压下，汉族无法忍受，不得不起来造反推翻了短命而又不走运的野蛮人的统治。
实际上国人是从宋朝开始就逐步泯灭了尚武之风的。由于开国皇帝赵匡胤倚靠陈桥兵变从孤儿寡母手里窃取了江山，因此他对掌握兵权的将军极其敏感，坐稳江山后还要通过“杯酒释兵权”来解除大将的兵权。自此，在有宋一代形成了重文轻武的风气，同样品级的官职，文官要比武官大一些，待遇优厚一些。这还不算，皇帝还千方百计地控制将军的指挥权，将军临敌作战要按照皇帝事先制定好的阵形去作战，而且宋代派文人做知州掌管地方行政，设立转运使管理地方财权，进一步削弱军人的权力。甚至，在宋代还多次出现文人直接掌管军队作战的事情。
总之，宋朝皇帝对将军们防范之心过甚，一方面是鉴于唐朝末年的“藩镇割据”及“五代十国”时期的军阀混战；一方面是怕别人效仿自己，也发动军事政变推翻中央王朝。
宋朝与大唐不一样还在于其中央由皇帝控制的禁军明显强于边关守军，而唐朝却相反，边防守将权力很大，军队战斗力很强，到唐代中后期甚至超过了中央。
宋朝皇帝认为：防内甚于防外。
杨家将和岳飞都是一代名将，却因此而受到统治者的猜忌和迫害。有鉴于此，再加上宋朝政府有意地在社会上大兴文风，历经两宋三百多年的磨砺，整个华夏子孙已经没有了从军报国的热情了。社会的精英都去习文但却殆于练武，这个时期最大的社会贡献恐怕就是“宋词”吧。这直接导致了宋与契丹、党项、女真和蒙古的战争是一败再败。
所以说华夏的文弱，正是始于宋代。当赵匡胤取得天下时，基于五代时期“枪杆子里出政权”的乱象，一方面“杯酒释兵权”，另一方面“以文臣知州事”，不仅夺了丘八们的权，干脆连枪杆子都藏了起来。
到了宋真宗手里，宋室达到强盛顶峰，真宗皇帝更是御笔亲撰《劝学文》，宣称“书中自有千钟粟”、“黄金屋”、乃至“车马多如簇”，鼓励“男儿欲遂平生志，六经勤向窗前读”，给天下人放了根很诱人的胡萝卜。
清初思想家颜元指出：“衣冠文士羞于武夫齿，秀才挟弓矢出，乡人皆惊，甚至子弟骑射武装，父兄便以不才目之”，他痛陈道：“无事袖手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王，即为上品矣!”，并认为其根子里就是“千余年来，率天下人人故纸中，耗尽身心气力，作弱人、病人、无用人者，皆晦庵为之也”，“长此不返，四海溃弱，何有已时乎?”
他甚至痛骂道：“宋元来儒者习成妇女态”，全国成了一个放大的禁宫，绝大多数人在精神上被集体去势，而望眼欲穿地、苦心孤诣地等着权力的临幸。
其实，宋朝虽然文弱偏安，但是却也不乏尚武精神，当四万蒙古铁骑在上帝之鞭蒙哥大汗的亲自率领下，攻入四川，势如破竹，却在这小小的钓鱼城遭遇惨重失败，乃至身死异域。
这场改写了世界历史的钓鱼城之战，为大宋王朝延续了20年的寿命，在醉人的暖风中，“西湖日夜尚歌舞，只待山航海行”。
钓鱼城之战，成为那个柔媚政权的最后雄起。也展现着它的无比孤独与无奈，偌大之中国，要靠这个小小的堡垒而得以苟延残喘，这无疑是钓鱼城的自豪，却是华夏的悲哀。
南宋军人在钓鱼城的顽强抵抗，令小小的钓鱼城成为梗在蒙古大军喉咙中的硬骨头。钓鱼城“独钓中原”36年，鏖战200多场，世界历史为之改观。
50岁的蒙哥大汗绝对没想到，一向柔弱得如同草原上牛羊一般、甚至比牛羊更为温顺的汉人，会突然爆发出如此坚强的战斗力。
他的祖父，就是那伟大的成吉思汗，而父亲就是成吉思汗的“守灶”小儿子拖雷，金庸武侠小说中郭靖郭大侠的蒙古“安答”。蒙哥是个沉毅的领袖，寡言、节俭、暴烈，通过血腥的内战登上蒙古的汗位时，已经42岁。
他率领大军，围攻小小的钓鱼城5个月，除了留下累累的尸体外，丝毫没有进展。在渠江鸡爪滩边石子山上的蒙古包里，他看着冬天成为春天、春天又成为夏天，但他却始终没有成为这座城堡的主人。大宋的旗帜依然飘扬在钓鱼山巅，尽管已经被战火弄得有些残破。
他对这座城堡及其驻守者产生了强烈的好奇。于是，他命令士兵们，在钓鱼城东门对面的脑顶坪上，搭起一座望楼，设置了类似今日电梯般的车厢，以缆绳升降。
他在成吉思汗的旧殿圣地上，洒下了马奶，誓师出征。次年5月越过了黄河，在六盘山兵分三路：他的弟弟忽必烈率部进攻鄂州;大将兀良哈台率部攻击云南、广西，然后到鄂州与忽必烈会师;他自己亲率主力，进攻四川。
各路蒙古军队的攻击十分顺利，蒙哥亲自率领的主力，在以天险著称的四川，势如破竹，南宋守军往往不战而溃。1258年3月，蒙哥顺利地占领了成都，这是他们所享受到的位于南中国的第一个花花世界。
年底，挟战胜之威的蒙古军队，浩浩荡荡开向重庆。但他们没有料到，钓鱼城要塞的守军并没有如之前的各座城池那样，或投降或溃散，反而在山头升旗放炮，将前去劝降的汉人晋国宝斩首示众。
在连续5个月进攻受挫后，蒙哥也与这座小小的钓鱼城拧上了劲。尽管部将们都劝他，从战略角度，只要留出少数军队围住钓鱼城，大军可以绕过这块难啃的骨头，继续向东攻击。但蒙哥就是不听，非要将这座堡垒攻陷。
望楼建成后，蒙哥亲自前来视察。他不知道的是，从望楼开始建设的那一天起，宋军也在钓鱼城东门上设置了专门的大炮，将炮口瞄准了这座望楼。
当看到翎顶辉煌、铠甲鲜亮的大批高级蒙军军官出现，守将王坚一声令下，弹石如雨，将望楼彻底打碎，蒙哥大汗也被炮火击中。
6天后，蒙哥伤重而亡，留下遗嘱：“不讳之后，若克此城，当尽屠之。”
进攻四川的主力蒙军，护卫着蒙哥的灵柩，撤军返回蒙古草原。已经包围鄂州的忽必烈，接受了南宋宰相贾似道的求和，退军北还，与其弟弟阿里不哥争夺汗位去了。已经过云南、广西的兀良合台，也率军北渡长江撤离。
同时，正在中东地区势如破竹、直逼埃及的旭烈兀，也率领大军东归。所向无敌的蒙古军队终于未能踏入非洲大陆。
忽必烈与阿里不哥随即爆发激烈内战，南宋暂时解除了亡国危机，激烈的内战令蒙古帝国分裂为众多小汗国。那种横扫世界的大兵团作战从此成为绝唱，上帝之鞭彻底消除，欧洲基本解除了蒙古的威胁。
经过20多年内战，忽必烈牢牢地控制了蒙古政权后，才重新发起了对宋战争。钓鱼城再度成为梗在蒙古军队喉咙中的硬骨头。当陆秀夫背着年幼的大宋皇帝在山蹈海身亡后，钓鱼城上的“宋”字大旗依然高高飘扬了3年之久，真正“独钓中原”。
1279年，大旱之年，钓鱼城出现粮荒，同时，重庆失守，犄角顿失，钓鱼城成了名副其实的孤城。在鏖战200场、历经36年后，守将王立决定投降，这是一次附带着苛刻条件的体面投降：不降旗、不收兵器、不改县志。
忽必烈居然同意了，并且信守了承诺，而将蒙哥屠城的遗嘱抛诸脑后。蒙古军队以和平的方式，扫平了最后一丝抵抗。
崖山之后无中国，如果要从民族的亮剑精神和阳刚来说，崖山之前其实早就无中国了。文天祥与钓鱼城，实在是另类中的另类、异数中的异数，无怪乎连蒙哥都感觉惊奇，激起了好胜之心。
得知钓鱼城陷落的消息，正在大都监狱中的文天祥，集杜甫诗句哀悼宁死不降的张珏、王安节：气敌万人将，独在天一隅。向使国不亡，功业竟何如。
不久之后，文天祥也慷慨就义，他在监狱中撰写的《正气歌》开始在全中国传播，并漂洋过海传到了日本。
再去通观整个明朝的历史，可以发现它在许多方面继承，甚至是发展了两宋的文化制度。程朱理学在明代得到了充足地发展，皇帝不关心边防的战事，而更注重臣下的效忠和皇权的巩固。将军们作战时毫无主动性可言，居然要受到皇帝委派的太监来监军制约。
整个明代外战已不复当年汉唐时期的辉煌，尽管有对沿海倭寇和支援朝鲜的胜利，但也仅比赵宋王朝强一点。
为什么会如此呢？
盖因明朝皇帝不愿百姓有尚武之风，他们会拿汉唐两代来引以为戒，尚武之风浓烈的汉唐不也造就了汉末的“黄巾匪乱”、豪强割据和唐末的黄巢起义、“藩镇割据”吗？
在皇帝们看来，攘外必先安内，防民尤甚于防夷，内患永远是大于外患的。
再看看熊庭弼、袁崇焕这些屈死的统兵大员们，正直的军人怎能不寒心呢？卢象升这样不计较个人得失，一心报效国家的忠臣与其说是战死沙场，到莫如说是死于皇帝的猜忌和小人的谗言之手。
整个大明帝国有这样阴暗的政治氛围，怎能让军人安心报国呢？
民风也已不似当年彪悍，想当年，战国时期李牧兵破匈奴数十万；秦朝，蒙恬军夺河套于匈奴，北驱匈奴上千里；汉代，李陵区区步军五千却迫使单于穷举国之力来抗；唐代，李靖孤军三千深入敌后大破突厥。
到了明代这些已成为了遥远的回忆，每遇满洲骑兵，虽数倍于敌依然难免一败再败。明朝的将军们见了文官们与宋朝时颇为相似，似乎总是矮了半截。
在社会高压的政策下，百姓们也已被改造成了顺民，国民大都被程朱理学改造得没有什么棱角了，哪里还谈什么尚武之风。
结果趁着中原内乱，满清捡了个大便宜，顺势入关得了大明的江山。出于防汉恐汉心理，清朝大兴“文字狱”迫害汉族的反抗精神，一步步地有系统有计划地磨去汉族的最后一点尚武精神。
同时，满清强令汉人留辫子，在风俗习惯上改变汉族，模糊汉族的自我意识，这种精神上的侮辱深深地挫伤了汉族的自尊心和自信心。
从此以后，汉人被满洲人按照自己的意志大加改造了一番。满洲人比蒙古人更“文明”一些，他们知道单靠**上的杀戮无法持久地入主中原，只有在文化上培养奴才才能维持自己的统治。
因此，注重文化侵略麻痹汉族精神的清王朝其统治也就比蒙元更长久，正因为时间更长，其精神上的毒害也就更深。
满清也精通“以汉制汉”之道，注重发扬儒家理学这一脉来培养忠于朝廷的走狗。他们惟恐汉人因爱习武而强大，极其注意扼杀汉族的尚武精神，他们只要汉族人像理学中所标榜的楷模那样做满清的奴才，而满洲人自己却时时不忘狩猎、射箭、勤习武艺。
看看康熙、乾隆等满清皇帝都以身作则，表率部下，希望满洲人时刻不忘祖宗根本，准备随时镇压汉族人的反抗。
总之，自宋代以来，由于汉族皇权集团忌惮尚武国风的强大有可能危及自身统治，因此刻意加以限制。这时期理学的诞生和发展并不是偶然的，它完全是以维护君权，加强思想禁锢为主。它保存了所谓“天理”，却真正地灭绝了“人性”。使得“中庸之道”大盛于世，炎黄子孙已没有了棱角和血性，因此也就更谈不上什么“尚武精神”了，因为它不是统治者乐见的。
随着蒙元和满清的相继入主中原，出于不难理解的原因，防汉思想必然是异族统治者的主流意识。因此他们或是强调从**上施刑来恐吓汉族的反抗或是从文化思想上大兴“文字狱”迫害欺骗读书人，让汉人在他们划定的圈子内做顺民，以此达到他们江山的稳固。
所以，自宋太祖以来的这一千多年来，华夏民风已被自己或被异族改造得乱七八糟，已经不再是先秦、汉唐时代的国人了。开始在外来异族的侵略面前不自信了，西晋后虽有“五胡乱华”，但那时炎黄子孙还是自信的，还是有尚武底蕴的，至少还有冉闵的杀胡令。
可是宋以后，汉奸与“汉奸文化”书写进了华夏文明的历史，小小的异族竟然让亿万的炎黄子孙多次受辱，华夏的尚武国风之衰由此可见一斑。
有谁知道汉族之称就是来源于匈奴对我们的赞叹，匈奴骑兵曾经横行西域，也曾骚扰过中原，余部也曾扫荡欧洲。但是匈奴人却始终无法企及中原的富饶，被两汉逐杀于大漠之间，每当忆起汉人，其必赞曰：“壮哉，汉家男儿！”
汉人之称自此随着匈奴坐骑踏遍西域大漠甚至欧洲，许多西域国家也如此称呼华夏，自此“汉族”与华夏有缘。当然，这是建立在军刀下的威严，是敌人对华夏民族由衷的敬畏。那句铿锵有力的话依然回梁缭绕：“犯强汉者，虽远必诛！”
当中庸文明和尚武文明相遇时，吃亏的总是前者。也就是“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很少有人会认为蒙古人和满人文化比汉人文化优秀，但却是蒙古人和满人征服了汉人。清代康熙，乾隆都对汉文化极推崇，但在一件事上却甚为坚持，那就是不让满人士兵汉化，因为他们相信满人士兵的汉化会使他们丧失尚武精神。中国版图大扩张的两个朝代，元朝和清朝都不是汉人的朝代。
当下的大唐承袭隋风，隋朝可以说是华夏历史的颠峰时代，那时华夏可以看谁不顺眼，就可以没茬找茬的随意的打他。即使是被后世一些人诋毁的三征高句丽，最后的结果也是高句丽王高元大为恐惧，谴使请降。
史书记载：大业十年又率师渡海，至卑奢城，高丽举国来战，护儿大破之，斩首千万级，将取平壤，高元震惧，遣使诣辽东城下，上表请降，帝许之，遣人持节诏护儿旋师。
即使隋朝在灭亡前，周遍各国也是尊服大隋王朝给隋朝朝贡的。《隋书》、《北史》都记载道：“大业十一年春正月甲午朔，大宴百僚。突厥、新罗、靺鞨、毕大辞、诃咄、传越、乌那曷、波腊、吐火罗、俱虑建、忽论、靺鞨、诃多、沛汗、龟兹、疏勒、于阗、安国、曹国、何国、穆国、毕、衣密、失范延、伽折、契丹等国并遣使朝贡。”
那时华夏的武力强盛，边塞诗歌也大气辉煌，那时代的军歌精神是博大、雄浑、深远、超逸，充沛的活力充满自信。
诸如贺若弼的《遗源雄诗》：交河骠骑幕，合浦伏波营。勿使麒麟上，无我二人名。
隋炀帝杨广虽然臭名远扬，但是却被突厥人尊为“圣人可汗”，“自天以下，地以上，曰月所照，唯有圣人可汗。今是大曰，愿圣人可汗千岁万岁常如今曰也。”
华夏历史上从未有一个朝代的帝王比隋朝的皇帝西巡走得这么远，也没有一个朝代的帝王让异族首领跪地膜拜，惟有大隋皇帝。
当时的隋朝是走出的帝国，是中国民族是开放的高傲民族。以至于有人感叹“单于渭桥今已拜，将军何处觅功名！”
突厥的单于已经投降入朝朝拜了，我上哪去打仗觅取战功？
单于入朝谒比起单于夜潜逃来更显示华夏帝国的强盛，不战而威。
华夏需要尚武精神，而且少不得尚武精神，所以当李贤提出要为尚武精神，树碑立庙之时，杜睿毫不犹豫的就答应了。
武，谁与相对，灭。
武，谁与不从，伐。
武高则国威，武高*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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