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12-09-13
杜睿并没急着对太宗做出回答，而是就他上书所言三事，条条加以批驳，府兵制度的隐患，太宗已经有所感触，毕竟当初大唐定鼎天下的过程当中，太宗曾作为天策上将军，征讨四方，对兵事的了解要比李承乾强的太多。
紧接着，杜睿又说起了他所陈三事的第二件一一均田制度。
均田制度起源于北魏太和九年，北魏孝武帝颁布实行“均田制”的诏令，先立户籍确定人数，之后按照人数授于田地，将全国田亩分为露田和桑田。
露田，即口分田，男十五岁以上给四十亩，女二十亩，奴婢也可以有露田，年满66岁或身死后须将田归还官府。露田只能种植谷物和桑麻，不许栽种树木，并不许买卖。受田的农民每年必须缴纳一定数量的租粟、调帛或麻，还必须服徭役和兵役。
桑田，即永业田，男一人二十亩，作为自己的财产，不用还给官府，也可以买卖。
这一制度经历了北魏，北周，隋朝，一直延续到了大唐年间，就目前的情况来说，均田制度还是好的，有可取之处，在经历了战乱之后，中原大地，地广人稀，土地荒芜，民生凋敝，均田制度首先一定程度上使无地农民获得了无主的荒地，农民有了安居乐业的可能，生产积极性提高，同时大片荒地被开垦出来，粮食产量不断增加，从而积极推动了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其次，均田制是封建国家土地所有制，并未触动那些豪门大族的利益，一方面有利于国家征收赋税和徭役，另一方面也从根本上巩固了朝廷的统治。
但就像府兵制度一样，均田制度如果一直这样发展下去的话，也容易走向一个极端，最终，变得腐朽，进而破坏大唐的根基。
均田制虽然包括私有土地，但能用来授受的土地只是无主土地和荒地，数量有限。因而均田农民受田，开始就普遍达不到应受额。口分田虽然规定年老，身死入官，但实际上能还官的很少。
随着人口的增多和贵族官僚地主合法、非法地把大量公田据为己有，能够还授的土地就越来越少。
均田令虽然限制土地买卖、占田过限，但均田农民土地不足，经济力量脆弱，赋役负担沉重，稍遇天灾**，就被迫出卖土地，破产逃亡。
地主兼并土地的情况在这一背景下，是必然要发生的。正因为如此，均田制在北魏实施以后不久即被破坏。经过北魏末年的战乱，无主土地和荒地增多。继起的东西魏、北齐、北周、隋，施行之后又遭破坏。
隋朝末年天下大乱，直到李唐定鼎关中时，人口大减，土地荒芜，新建立起来的唐王朝正是在这一基础上，重新推行均田令，为的就是鼓励农民拓荒，刺激经济发展，而且成效显著。
但唐高宗以后，均田制又逐渐被破坏。随着大地主土地所有制的发展，国有土地通过各种方式不断转化为私有土地。到唐玄宗开元天宝年间，土地还授实际上已不能实行。德宗建中元年，杨炎建议实行两税法后，均田制终于瓦解。
简单说来就是，土地是一定的，但是人口却在不断的增长，再加上唐朝的赋税制度刻板教条，其基点就是人口和土地。如果人口与土地发生了变化，那么所谓的赋税就失去了征收的基础。
甚至在唐玄宗开元以后，天下的户籍一直没有更新，“丁口转死，田亩卖易，贫富升降”，官方并无确切的数据。土地兼并之后，多丁的富户又以“宦、学、释、老”可以免除赋税。穷困者要么举迁以避税，要么依附于豪门以“部曲、客女、奴婢”身份逃税。结果是“课免于上，而赋增于下”，百姓苦不堪言，外加国家奢侈无度，兵役多有，官吏纵然苛刻征税，也免不了“财用益屈，而租庸调法弊坏”的结局。
为了扩大财政来源，李唐王朝也曾想过各种方法。肃宗、代宗与德宗间，宰相刘宴“盐铁、转运、屯田、和籴、铸钱、括苗、搉利、借商、进奉、献助，无所不为”，其中，盐、铁、茶、酒专卖，曾为朝廷带来丰厚的岁入。
赵赞则试行过“税间架，算除陌”。前者为房产税：房屋以二架为一间，上间上缴钱二千，中间一千，下间五百。
后者为交易税：公私贸易，千钱者上税20%，超过者依50%。物物交换者，参照物之价值上税。不过，赵赞之税因为“民益愁怨”而作罢。
真正的税制改革，则有赖于德宗时的宰相杨炎，他提出了“两税法”方案。
具体措施有：第一，确立“量出制入”的征税原则，也就是说，按照财政开销的多少确立赋税的总量，然后再分派税收定额。按照今天的标准，此举措意义非凡，它改变了中国几千年来财政“量入为出”的传统，不再遵循“有多少钱办多少事”的财政开支惯例，而具备了现代财政预算的雏形。
第二，“户无主客，以居者为簿”，也就是说，不分户头里的主人和附庸，按照所居者统一征税，以打击依附于豪门偷逃赋税的避税行为，扩大税收基数。
第三，“人无丁中，以贫富为差”，也就是改变人头税的做法，将税收的征收对象由“人口”转为“资产”。以后世的税收观念来看，此举措颇有划时代的意义，因为按照税收发展史，现代税收制度的形成，其中的一个标志就是“从人头税到财产税”的发展。
第四，“商贾税三十之一，与居者均役”，商人虽然没有土地，但是同样要缴纳赋税徭役。第五，税收每年分夏秋两次上缴，“夏输无过六月，秋输无过十一月”。
但杨炎的两税法遭到陆贽等人的严厉批评，陆贽以为，“财之所生，必因人力”，而“两税以资产为宗，不以丁身为本”，结果导致了“所供非所业，所业非所供”的局面。
但是鉴于唐后期衰败的现实，德宗皇帝采纳了两税法，一直到唐代灭亡。杨炎大胆的改革虽然不无创新之处，但毕竟与传统的财税传统相冲突，结果是他也不得善终。
值得肯定的是，杨炎以“财产”替代“土地与人头”的税收思路，预示着封建税收向资本税收的发展方向，明清“一条鞭法”和“摊丁入亩”都得益于杨炎的两税法。
杜睿在麟德殿内畅所欲言，太宗皇帝和李承乾两父子听得也是目瞪口呆，他们虽说是这个天下最为尊贵的两个人，在某些领域也颇有建树，但总归眼界不宽，很多地方都不甚了了，现在被杜睿一说，他们才知道，原来他们李家这个繁花似锦的大唐王朝，居然存在着这么多的隐患。
或许一两代人看不出什么，但长此以往下去，最终动摇的都将是这个国家的根本，一想到日后大唐王朝的衰退，太宗和李承乾都不免冷汗淋漓。
太宗道：“贤婿！似你所言，可有解决之道！”
刚才杜睿只是将均田制度和目前大唐所行的赋税制度批驳了一番，但是却没有说出解决的办法，看着太宗孜孜以求的眼神，杜睿的心中也是一阵矛盾。
要想解决，当然有办法，但是说出来的后果是什么，若是太宗心动之后，让他推行，杜睿能不能得到足够的支持。
历朝历代的变法先驱，哪个能有好下场，商鞅变法强秦，最终却落了个五马分尸的下场，李俚变法强魏，却万箭穿身而亡，范仲淹老而困苦，王安石激进遭贬，虽称得上青史留名，但却饱受流离之苦。
杜睿也是个普通人，虽然有着重生者的先天优势，但毕竟还没有伟大到为了天下，不顾自身的地步，当初刚一重生，得知自己是杜如晦小儿子的时候，他甚至还兴起过做一辈子纨绔子弟的念头。
但是明哲保身，知难而退又不是杜睿的性格，和历朝历代，倡导变法的先驱相比，杜睿所处的环境明显要好得多，而且生逢明君在位，若是能得到君主强有力的支持，杜睿未必不能成功。
范仲淹之所以失败，是因为宋真宗的软弱，以及刘娥的跋扈专权，最终他的改革还没开始便夭折了。
王安石虽然得到了宋神宗的支持，但是无奈后党势力庞大，豪门大族集体抵制，最终才被司马光掀翻，导致变法失败。
可杜睿遇到的确实英明神武的太宗皇帝，华夏历史上最为大的帝王之一，而且如今大唐定鼎天下时间还不算长久，朝野上的势力，也并非豪门大族一家独大，那些跟随着太宗披寒露，斩荆棘的功勋派在朝中的势力也不可小视，若是能再得到他们的支持，杜睿倒是很有信心，做出一番成就。
想到此处，杜睿便道：“圣上！若要消除这些隐患，微臣主张变法，当施以雷霆手段，震慑宵小，变法方可以成功！”
太宗闻言，心中微微一惊，其实他刚才听着杜睿高谈阔论之时，便想到了杜睿要做什么，当初看杜睿那部《资治通鉴》之时，他就感觉到杜睿对商鞅十分推崇，没想到杜睿这小子不单单是崇拜，还打算效仿。
只是变法一事，太宗也不敢轻言许诺，一国之法关乎根本，一旦稍有不慎，则国乱岁凶，更何况杜睿一个十六岁的少年，难免性情急躁，行事急功近利，要是处理不好的话，刚刚平定的天下，可又要乱起来了。
可世间万物都是一个道理，变则通，不变则亡，刚才听了杜睿的话，太宗也想明白了，这大唐的江山，虽然目前看上去如同铁打的一般，但是一些不为人知的地方，却存在着足以致命的隐患，这些隐患要是交给后世儿孙，谁知道会闹出什么大乱子来，太宗已经不敢再想下去了。
“王德！”
太宗突然喊了一声，自打杜睿进殿，一直在外面守候的王德连忙跑来进来：“圣上有何吩咐！？”
太宗想了想道：“你速去传旨，召长孙无忌，房玄龄，李靖前来觐见！”
王德领旨下去了，杜睿看着，心中也是稍定，看得出太宗已经下定了决心了，只是有些不相信他，这才招了这几位老成练达的肱股重臣前来商议。
王德去了，麟德殿内的对奏并没有结束，接着太宗又问到了杜睿所陈三事的最后一件一一科举制度！
目前大唐奉行的科举制度，起源于前朝大业元年，魏晋以来，对人才的考量择仕，采用的都是九品中正制，官员大多从各地高门权贵的子弟中选拔。权贵子弟无论优劣，都可以做官。许多出身低微但有真才实学的人，却不能到中央和地方担任高官。
九品中正制又是源于察举制，称得上是察举制的改良，主要分别是将察举之权，由地方官改由中央任命的官员负责。但是，这制度始终是由地方官选拔人才。魏晋时代，世族势力强大，常影响中正官考核人才，后来甚至所凭准则仅限于门第出身。于是造成“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的现象。不但堵塞了民间人材，还让世族得以把持朝廷人事，影响皇帝的权力。
为改变这种弊端，隋文帝开始用分科考试的方法来选拔官员。他令各州推举人才，参加考试，合格的可以做官。到了隋炀帝时期，正式设置进士科，考核参选者对时事的看法，按考试成绩选拔人才，至此中国科举制度正式诞生。
但是一直到了如今贞观年间，科举制度依然未能完善，后来的历朝历代也只能不断的摸索，变形，最终导致了畸形，在明清两朝，甚至演变成了八股取士的荒唐科举制度。
科举制度的不完善，不但不能做到为朝廷输送人才的目的，甚至还有可能对社会造成非常消极的影响。
第一、由于统治者随意改变考试内容，使科举成为束缚知识分子思想的枷锁，明太祖将源于元朝的八股文体正式定为科举考试文体。这种文体由破题，承题，起讲，入手，起股，中股，后股，束股等段落组成，后四个段落中均有两股对仗的文字，合共八股，所以叫做八股文。八股文的主题须代圣人立言，即以孔子的思想去指导写文章。清朝将圣人扩大到孔门弟子及朱熹等理学家在内的圣贤，并要求以朱熹行文的语气为样式。乾隆以后，试帖诗成为科举考试的重要项目。试帖诗与八股文一样，有固定的程式，也是八联十六句，不过八股变为六股。首联如破题，次联如承题，三联如起讲，四五联如中股，六七联如后股，八联如束股。而且必须发扬孔孟和朱熹思想，不可任意抒发自己的感想。定八股的原来用意我想可能是，用固定的格式写，便于考官评分，以示“公平”。否则，各人有各人的写作风格，必出现“仁者见仁，智者见智”，难分高下的情形。但是后来却成了统治者控制思想的工具，由于考八股文，压抑了那些本来不擅长科举科目的人的思想，也使一些知识分子，无法在学术上、思想上进行创新。从而导致了思想上的落后，使科学技术的发展也停滞不前。甚至产生像孔乙己那样的科举牺牲者。
第二、科举制度也产生了家庭悲剧。由于科举制度及第者享有丰富的优待的荣誉，而且科举也是普通人出头的重要途径，因此经常会有贫士高中之后抛妻弃子的悲剧发生，这虽然很重要的原因在于当事人的思想价值观，和责任感，但是科举毕竟给了它这样一块生存的土壤。
最后，科举制度导致官场**。科举制度随着历史车轮的推进，出现了科举制度的政治化，天地君亲师的教育又造成了师门关系的盛行。这样造成了严重的师门裙带关系现象。这些师门关系在官场中互相拉帮结派，并且官官相护。清朝乾隆年间的大贪官和绅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他借着乾隆皇帝对他的宠爱而一手遮天，收受贿赂，富可敌国。而且就多次利用科举考试的题目为饵收取考生贿赂的钱财。这就不利于国家建设一个公正公平公开的社会良好制度，造成了官场的黑暗和社会的混乱。
杜睿并没有将这些弊端说的太过详细，只是简单概括了一下，可就是这思想僵化，争名逐利，官场**，三句话，就将太宗又一次震撼了。
事实上，太宗登基之后，也曾对科举制度做过一些改革，将考试的科目分常科和制科两类。每年分期举行的称常科，由太宗下诏临时举行的考试称制科。常科的科目也被分为秀才、明经、进士、俊士、明法、明字、明算等五十多种，不可谓不详细，但是即便如此，还是被杜睿批驳的一无是处。
太宗听着又是惊讶，又是气恼，可是却无法反驳，他知道杜睿所说的这些，在以后都将成为现实，就像府兵制度，均田制度一样，都将成为大唐江山的隐患。
太宗正想问问解决之道，长孙无忌等人也到了。
太宗沉吟了一阵之后，说：“今日召众卿前来，乃是有要事，众卿且先看看这个！”
说着便让李承乾将杜睿所言三事的奏本递了下去，一场关系着大唐江山命运的内廷密议，便在这麟德殿内悄然召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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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睿并没急着对太宗做出回答，而是就他上书所言三事，条条加以批驳，府兵制度的隐患，太宗已经有所感触，毕竟当初大唐定鼎天下的过程当中，太宗曾作为天策上将军，征讨四方，对兵事的了解要比李承乾强的太多。
紧接着，杜睿又说起了他所陈三事的第二件一一均田制度。
均田制度起源于北魏太和九年，北魏孝武帝颁布实行“均田制”的诏令，先立户籍确定人数，之后按照人数授于田地，将全国田亩分为露田和桑田。
露田，即口分田，男十五岁以上给四十亩，女二十亩，奴婢也可以有露田，年满66岁或身死后须将田归还官府。露田只能种植谷物和桑麻，不许栽种树木，并不许买卖。受田的农民每年必须缴纳一定数量的租粟、调帛或麻，还必须服徭役和兵役。
桑田，即永业田，男一人二十亩，作为自己的财产，不用还给官府，也可以买卖。
这一制度经历了北魏，北周，隋朝，一直延续到了大唐年间，就目前的情况来说，均田制度还是好的，有可取之处，在经历了战乱之后，中原大地，地广人稀，土地荒芜，民生凋敝，均田制度首先一定程度上使无地农民获得了无主的荒地，农民有了安居乐业的可能，生产积极性提高，同时大片荒地被开垦出来，粮食产量不断增加，从而积极推动了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其次，均田制是封建国家土地所有制，并未触动那些豪门大族的利益，一方面有利于国家征收赋税和徭役，另一方面也从根本上巩固了朝廷的统治。
但就像府兵制度一样，均田制度如果一直这样发展下去的话，也容易走向一个极端，最终，变得腐朽，进而破坏大唐的根基。
均田制虽然包括私有土地，但能用来授受的土地只是无主土地和荒地，数量有限。因而均田农民受田，开始就普遍达不到应受额。口分田虽然规定年老，身死入官，但实际上能还官的很少。
随着人口的增多和贵族官僚地主合法、非法地把大量公田据为己有，能够还授的土地就越来越少。
均田令虽然限制土地买卖、占田过限，但均田农民土地不足，经济力量脆弱，赋役负担沉重，稍遇天灾**，就被迫出卖土地，破产逃亡。
地主兼并土地的情况在这一背景下，是必然要发生的。正因为如此，均田制在北魏实施以后不久即被破坏。经过北魏末年的战乱，无主土地和荒地增多。继起的东西魏、北齐、北周、隋，施行之后又遭破坏。
隋朝末年天下大乱，直到李唐定鼎关中时，人口大减，土地荒芜，新建立起来的唐王朝正是在这一基础上，重新推行均田令，为的就是鼓励农民拓荒，刺激经济发展，而且成效显著。
但唐高宗以后，均田制又逐渐被破坏。随着大地主土地所有制的发展，国有土地通过各种方式不断转化为私有土地。到唐玄宗开元天宝年间，土地还授实际上已不能实行。德宗建中元年，杨炎建议实行两税法后，均田制终于瓦解。
简单说来就是，土地是一定的，但是人口却在不断的增长，再加上唐朝的赋税制度刻板教条，其基点就是人口和土地。如果人口与土地发生了变化，那么所谓的赋税就失去了征收的基础。
甚至在唐玄宗开元以后，天下的户籍一直没有更新，“丁口转死，田亩卖易，贫富升降”，官方并无确切的数据。土地兼并之后，多丁的富户又以“宦、学、释、老”可以免除赋税。穷困者要么举迁以避税，要么依附于豪门以“部曲、客女、奴婢”身份逃税。结果是“课免于上，而赋增于下”，百姓苦不堪言，外加国家奢侈无度，兵役多有，官吏纵然苛刻征税，也免不了“财用益屈，而租庸调法弊坏”的结局。
为了扩大财政来源，李唐王朝也曾想过各种方法。肃宗、代宗与德宗间，宰相刘宴“盐铁、转运、屯田、和籴、铸钱、括苗、搉利、借商、进奉、献助，无所不为”，其中，盐、铁、茶、酒专卖，曾为朝廷带来丰厚的岁入。
赵赞则试行过“税间架，算除陌”。前者为房产税：房屋以二架为一间，上间上缴钱二千，中间一千，下间五百。
后者为交易税：公私贸易，千钱者上税20%，超过者依50%。物物交换者，参照物之价值上税。不过，赵赞之税因为“民益愁怨”而作罢。
真正的税制改革，则有赖于德宗时的宰相杨炎，他提出了“两税法”方案。
具体措施有：第一，确立“量出制入”的征税原则，也就是说，按照财政开销的多少确立赋税的总量，然后再分派税收定额。按照今天的标准，此举措意义非凡，它改变了中国几千年来财政“量入为出”的传统，不再遵循“有多少钱办多少事”的财政开支惯例，而具备了现代财政预算的雏形。
第二，“户无主客，以居者为簿”，也就是说，不分户头里的主人和附庸，按照所居者统一征税，以打击依附于豪门偷逃赋税的避税行为，扩大税收基数。
第三，“人无丁中，以贫富为差”，也就是改变人头税的做法，将税收的征收对象由“人口”转为“资产”。以后世的税收观念来看，此举措颇有划时代的意义，因为按照税收发展史，现代税收制度的形成，其中的一个标志就是“从人头税到财产税”的发展。
第四，“商贾税三十之一，与居者均役”，商人虽然没有土地，但是同样要缴纳赋税徭役。第五，税收每年分夏秋两次上缴，“夏输无过六月，秋输无过十一月”。
但杨炎的两税法遭到陆贽等人的严厉批评，陆贽以为，“财之所生，必因人力”，而“两税以资产为宗，不以丁身为本”，结果导致了“所供非所业，所业非所供”的局面。
但是鉴于唐后期衰败的现实，德宗皇帝采纳了两税法，一直到唐代灭亡。杨炎大胆的改革虽然不无创新之处，但毕竟与传统的财税传统相冲突，结果是他也不得善终。
值得肯定的是，杨炎以“财产”替代“土地与人头”的税收思路，预示着封建税收向资本税收的发展方向，明清“一条鞭法”和“摊丁入亩”都得益于杨炎的两税法。
杜睿在麟德殿内畅所欲言，太宗皇帝和李承乾两父子听得也是目瞪口呆，他们虽说是这个天下最为尊贵的两个人，在某些领域也颇有建树，但总归眼界不宽，很多地方都不甚了了，现在被杜睿一说，他们才知道，原来他们李家这个繁花似锦的大唐王朝，居然存在着这么多的隐患。
或许一两代人看不出什么，但长此以往下去，最终动摇的都将是这个国家的根本，一想到日后大唐王朝的衰退，太宗和李承乾都不免冷汗淋漓。
太宗道：“贤婿！似你所言，可有解决之道！”
刚才杜睿只是将均田制度和目前大唐所行的赋税制度批驳了一番，但是却没有说出解决的办法，看着太宗孜孜以求的眼神，杜睿的心中也是一阵矛盾。
要想解决，当然有办法，但是说出来的后果是什么，若是太宗心动之后，让他推行，杜睿能不能得到足够的支持。
历朝历代的变法先驱，哪个能有好下场，商鞅变法强秦，最终却落了个五马分尸的下场，李俚变法强魏，却万箭穿身而亡，范仲淹老而困苦，王安石激进遭贬，虽称得上青史留名，但却饱受流离之苦。
杜睿也是个普通人，虽然有着重生者的先天优势，但毕竟还没有伟大到为了天下，不顾自身的地步，当初刚一重生，得知自己是杜如晦小儿子的时候，他甚至还兴起过做一辈子纨绔子弟的念头。
但是明哲保身，知难而退又不是杜睿的性格，和历朝历代，倡导变法的先驱相比，杜睿所处的环境明显要好得多，而且生逢明君在位，若是能得到君主强有力的支持，杜睿未必不能成功。
范仲淹之所以失败，是因为宋真宗的软弱，以及刘娥的跋扈专权，最终他的改革还没开始便夭折了。
王安石虽然得到了宋神宗的支持，但是无奈后党势力庞大，豪门大族集体抵制，最终才被司马光掀翻，导致变法失败。
可杜睿遇到的确实英明神武的太宗皇帝，华夏历史上最为大的帝王之一，而且如今大唐定鼎天下时间还不算长久，朝野上的势力，也并非豪门大族一家独大，那些跟随着太宗披寒露，斩荆棘的功勋派在朝中的势力也不可小视，若是能再得到他们的支持，杜睿倒是很有信心，做出一番成就。
想到此处，杜睿便道：“圣上！若要消除这些隐患，微臣主张变法，当施以雷霆手段，震慑宵小，变法方可以成功！”
太宗闻言，心中微微一惊，其实他刚才听着杜睿高谈阔论之时，便想到了杜睿要做什么，当初看杜睿那部《资治通鉴》之时，他就感觉到杜睿对商鞅十分推崇，没想到杜睿这小子不单单是崇拜，还打算效仿。
只是变法一事，太宗也不敢轻言许诺，一国之法关乎根本，一旦稍有不慎，则国乱岁凶，更何况杜睿一个十六岁的少年，难免性情急躁，行事急功近利，要是处理不好的话，刚刚平定的天下，可又要乱起来了。
可世间万物都是一个道理，变则通，不变则亡，刚才听了杜睿的话，太宗也想明白了，这大唐的江山，虽然目前看上去如同铁打的一般，但是一些不为人知的地方，却存在着足以致命的隐患，这些隐患要是交给后世儿孙，谁知道会闹出什么大乱子来，太宗已经不敢再想下去了。
“王德！”
太宗突然喊了一声，自打杜睿进殿，一直在外面守候的王德连忙跑来进来：“圣上有何吩咐！？”
太宗想了想道：“你速去传旨，召长孙无忌，房玄龄，李靖前来觐见！”
王德领旨下去了，杜睿看着，心中也是稍定，看得出太宗已经下定了决心了，只是有些不相信他，这才招了这几位老成练达的肱股重臣前来商议。
王德去了，麟德殿内的对奏并没有结束，接着太宗又问到了杜睿所陈三事的最后一件一一科举制度！
目前大唐奉行的科举制度，起源于前朝大业元年，魏晋以来，对人才的考量择仕，采用的都是九品中正制，官员大多从各地高门权贵的子弟中选拔。权贵子弟无论优劣，都可以做官。许多出身低微但有真才实学的人，却不能到中央和地方担任高官。
九品中正制又是源于察举制，称得上是察举制的改良，主要分别是将察举之权，由地方官改由中央任命的官员负责。但是，这制度始终是由地方官选拔人才。魏晋时代，世族势力强大，常影响中正官考核人才，后来甚至所凭准则仅限于门第出身。于是造成“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的现象。不但堵塞了民间人材，还让世族得以把持朝廷人事，影响皇帝的权力。
为改变这种弊端，隋文帝开始用分科考试的方法来选拔官员。他令各州推举人才，参加考试，合格的可以做官。到了隋炀帝时期，正式设置进士科，考核参选者对时事的看法，按考试成绩选拔人才，至此中国科举制度正式诞生。
但是一直到了如今贞观年间，科举制度依然未能完善，后来的历朝历代也只能不断的摸索，变形，最终导致了畸形，在明清两朝，甚至演变成了八股取士的荒唐科举制度。
科举制度的不完善，不但不能做到为朝廷输送人才的目的，甚至还有可能对社会造成非常消极的影响。
第一、由于统治者随意改变考试内容，使科举成为束缚知识分子思想的枷锁，明太祖将源于元朝的八股文体正式定为科举考试文体。这种文体由破题，承题，起讲，入手，起股，中股，后股，束股等段落组成，后四个段落中均有两股对仗的文字，合共八股，所以叫做八股文。八股文的主题须代圣人立言，即以孔子的思想去指导写文章。清朝将圣人扩大到孔门弟子及朱熹等理学家在内的圣贤，并要求以朱熹行文的语气为样式。乾隆以后，试帖诗成为科举考试的重要项目。试帖诗与八股文一样，有固定的程式，也是八联十六句，不过八股变为六股。首联如破题，次联如承题，三联如起讲，四五联如中股，六七联如后股，八联如束股。而且必须发扬孔孟和朱熹思想，不可任意抒发自己的感想。定八股的原来用意我想可能是，用固定的格式写，便于考官评分，以示“公平”。否则，各人有各人的写作风格，必出现“仁者见仁，智者见智”，难分高下的情形。但是后来却成了统治者控制思想的工具，由于考八股文，压抑了那些本来不擅长科举科目的人的思想，也使一些知识分子，无法在学术上、思想上进行创新。从而导致了思想上的落后，使科学技术的发展也停滞不前。甚至产生像孔乙己那样的科举牺牲者。
第二、科举制度也产生了家庭悲剧。由于科举制度及第者享有丰富的优待的荣誉，而且科举也是普通人出头的重要途径，因此经常会有贫士高中之后抛妻弃子的悲剧发生，这虽然很重要的原因在于当事人的思想价值观，和责任感，但是科举毕竟给了它这样一块生存的土壤。
最后，科举制度导致官场**。科举制度随着历史车轮的推进，出现了科举制度的政治化，天地君亲师的教育又造成了师门关系的盛行。这样造成了严重的师门裙带关系现象。这些师门关系在官场中互相拉帮结派，并且官官相护。清朝乾隆年间的大贪官和绅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他借着乾隆皇帝对他的宠爱而一手遮天，收受贿赂，富可敌国。而且就多次利用科举考试的题目为饵收取考生贿赂的钱财。这就不利于国家建设一个公正公平公开的社会良好制度，造成了官场的黑暗和社会的混乱。
杜睿并没有将这些弊端说的太过详细，只是简单概括了一下，可就是这思想僵化，争名逐利，官场**，三句话，就将太宗又一次震撼了。
事实上，太宗登基之后，也曾对科举制度做过一些改革，将考试的科目分常科和制科两类。每年分期举行的称常科，由太宗下诏临时举行的考试称制科。常科的科目也被分为秀才、明经、进士、俊士、明法、明字、明算等五十多种，不可谓不详细，但是即便如此，还是被杜睿批驳的一无是处。
太宗听着又是惊讶，又是气恼，可是却无法反驳，他知道杜睿所说的这些，在以后都将成为现实，就像府兵制度，均田制度一样，都将成为大唐江山的隐患。
太宗正想问问解决之道，长孙无忌等人也到了。
太宗沉吟了一阵之后，说：“今日召众卿前来，乃是有要事，众卿且先看看这个！”
说着便让李承乾将杜睿所言三事的奏本递了下去，一场关系着大唐江山命运的内廷密议，便在这麟德殿内悄然召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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