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感谢jizsyanzh199读者朋友的打赏。
第1217章发财吧，积累吧
现在的苏联要说别的事情还都好说一些，但是最难的就是调整这个经济政策问题，原来的经济政策，适应了一些人的需要，同时也产生了一批新的富农，当一项新的政策再实行时肯定是有很大的阻力的，不过这苏联人在斯大林的领导下自然有他们的处理办法。
首先就是从思想上，那些有了即得利益者，他们用了一个斯大林没有想到的理由，那就是计划经济，原来是由托洛斯基提出来的，当时集中了全党的理论班子，对它进行批判，结果是把因为是由托洛斯基提出来的“计划经济”给彻底的搞臭了。现在再把它拾起来，反正是不太好吧。
其次是从沙皇时的总理斯托雷平那时起，他就致力于主张把土地分给农民，使之由奴隶成为一个自由人，这也是他能成为俄罗斯历史上最出名的人，排列在了第二位。
俄罗斯的土地很多，农民们经过了自己的劳动收获了粮食，其中得到了较多土地的人，和一些善于积累的人他们的生活有了很大的提高，他们的生活超过了变通的农民，这让许多的人开始眼红起来，战争时期那些农民同样也是不愿意把自己的粮食拿出来给别人的，因此他们开始进行反抗，甚至进行暴动反对当时的“战时经济政策。”。
列宁在对这些人的说法是：“毫无疑问，富农是苏维埃政权的死敌。或者是富农把无数的工人杀掉，或者是工人把少数反对劳动人民政权的富农强盗的暴动无情地镇压下去。这里不可能有中间道路。”
后世的人们在电影中看到过的一个镜头就是这样的：他身边的工作人员瓦西里对列宁问道：“那些不能配合我们的富农怎么办？”
列宁道：“把那些富农赶走！统统赶走！”不过把他们赶到那里去？他没有说，别人也就不知道了。
列宁预见到在新经济政策造成的经济环境中，随着农村资本主义因素的增长，富农的力量也会有所增长。从而提出对待富农问题的新的政策原则。
列宁指出：“以实物税代替余粮收集制。是意味着富农在现存制度下会比过去更多地生长起来。他们会在过去他们不能生长的地方生长起来。但是同这一情况作斗争不能采用禁止的办法。而应当从上面采用国家联合的办法和国家措施。”
新经济政策在农村实施的结果，正像列宁预见的那样，使富农的力量增长起来。这时在党内一部分人当中，首先是以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为首的新反对派产生了恐慌情绪。他们过高地估计了富农在农村中的经济力量。提出应该依靠法律手段反对富农。
加米涅夫甚至在党的十四大上危言耸听地提出：“不是我们控制了小农，而是小农控制了我们。”有人还提出了重新采取剥夺富农政策的问题。如在1925年1月莫斯科政府召开的一次会议上，一位农民代表向政府提出：“你们号召我们改进耕作，实现机械化。这样我们就会得到发展。我们的收入将增加，我们将有更多的马、牛和机器，到那时你们会怎样呢?”
他得到的回答十分地精彩：“我们将把你做为富农加以剥夺”。这种看法和意见显然违背了新经济政策的精神和列宁提出的原则。因此受到全党的抑制和反驳。
不过这样就可以看出来，这在当时的苏联政府对于富农的政策也是相当的混乱的，一会儿是鼓励，一会儿是限制，最后又是打击，这已经让农民无所适从了。这样的闹剧还在继续着。
早在1925年布哈林在一次报告中说：到目前为止，我们仍然保留了战时**关系的某些残余，它妨碍着我们的进一步发展。因此。就出现了这样一种情况：富裕的上层农民和渴望成为富裕农民的中农，现在不敢积累。在这种情况下。农民不敢盖铁皮屋顶，因为怕被宣布为富农；如果他买机器，他就不让**员看见。高级的技术变成了秘密的技术。
于是，富裕农民对我们妨碍他积累和雇工表示不满；另一方面，遭受人口过剩痛苦的农村贫农有时也埋怨我们，说我们妨碍他去当这种最殷实的农民的雇工（他很愿意被人家去剥削）。过分害怕雇佣劳动，害怕积累，害怕资本主义农民阶层，等等，这会使我们在农村采取不正确的经济战略。
其实按真正意义上来说，农民的积累和致富是国家经济发展的需要，农业积累就是意味着对工业品的需求日益增长。这种需求能引起工业的巨大发展，而这种发展反过来又能使工业对农业起良好的促进作用。但是在当时的苏联没有人去想这些，就是有人想了也不会成为政策制定者的依据。
当然农民积累的扩大必然会导致富农经济的某种增长，但是在这个问题上必须改变传统的“战时**”的方式，不是禁止农民积累，禁止农民租地或雇工，所限制的只是剥削趋向和富农手段，而这种限制又主要是通过经济方法实现的。
正是在这个前提下，布哈林提出了著名的“发财吧”的口号。布哈林认为：“应当对全体农民，对农民的所有阶层说：发财吧，积累吧，发展自己的经济吧!只有白痴才会说，我们永远应当贫穷；现在我们应当采取的政策，是要能在我国消除贫穷的政策。”
但是到了1927年8月9日，联共(布)中央提出把“最大限度地限制富农的剥削趋向”，作为“全面加强国民经济中社会主义成分”的政策的一部分。这是提出向富农进攻口号的前奏
在这一期间为了限制富农，在贷款上贫农的利率为8%，而富农的利率为12%，到了1929就连贷款也不给他们了。
税收方面
1927年1月12日列宁格勒《真理报》刊登了按年收入确定的各类农户的纳税率：收入在150卢布以下的农户，税率为75%，150200卢布的为25%，200300卢布的为75%，300450卢布的为8%，450600卢布的为5%，600卢布以上的为14%。
据李可夫1926年10月提供的材料，15%的富裕农户和富农户支付了47%的农业税。1924/25年度，贫农户平均每个家庭人**纳农业税76卢布，中农户为09卢布，而富农户为03卢布。1926/27年度，贫农户平均纳税额降至22卢布，中农户略增为13卢布，富农户增到42卢布。1924/25年度至1926/27年度，农村中企业主农户(富农)的比例从3%增长到9%，而他们交纳的农业税份额从9%增至9%。
1928/29年度为了进一步加强对富农的进攻，又对税收政策作了修改和增补，对少数高收入的富农户采取了单独计征税额的办法(即个别税)，即不是按标准收入，而是按实际收入额征税。这样，每人平均收入70卢布以上的农户每卢布征收的税额从1926/27年度的25戈比，提高到35戈比。
此外，还对高收入的农户(在俄罗斯联邦定为400卢布)征收附加税。附加税率占原税额的5%25%(但家庭人均收入低于50卢布的农户不征附加税)。由于这些改进，占农户总数5%的年收入在700卢布以上的农户所交纳的农业税从1927/28年度占总税额的7%增长到1928/29年度的8%。1929/30年度，占农户总数7%的最富有的农户，交纳了全部农业税的7%。据官方的计算，收入在400卢布并使用雇工的农户其收入比贫农高出5倍，但纳税额则比贫农高出20倍。
在提出加紧对富农进攻的口号以后，特别是为克服谷物收购危机而采取“非常措施”以后，在限制富农的政策方面，出现了很多过火的行为和过多地依赖行政手段的现象。例如在征收个别税方面，按照有关规定，其范围不得超过农户的23%，就是说只向最上层的农户征收附加税。但在实际中，许多地区的征收范围扩大到1012%，甚至更多。
《布尔什维克》杂志有材料提到：“个别税制度实行得很糟糕，出现了大量滥用和偏激的错误”，其原因在于很多地方干部四处寻找富农，只要他们需要，甚至在根本不存在富农的最贫穷的村子也能找到。
甚至对那些在火车站卖葵花籽和卖牛奶的人也按照富农来征税。这个时期保证征税的手段当然是必要的“非常措施”。在1929年，由于拒绝纳税或过期纳税而被判刑和课以罚金的富农(当然未必都是富农)，在伏尔加河中游地区达17000户，伏尔加河下游地区达13500户。在乌克兰，到1929年底由于拖欠国家债务而根据刑法61条被剥夺财产的农民达33000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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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17章发财吧，积累吧
现在的苏联要说别的事情还都好说一些，但是最难的就是调整这个经济政策问题，原来的经济政策，适应了一些人的需要，同时也产生了一批新的富农，当一项新的政策再实行时肯定是有很大的阻力的，不过这苏联人在斯大林的领导下自然有他们的处理办法。
首先就是从思想上，那些有了即得利益者，他们用了一个斯大林没有想到的理由，那就是计划经济，原来是由托洛斯基提出来的，当时集中了全党的理论班子，对它进行批判，结果是把因为是由托洛斯基提出来的“计划经济”给彻底的搞臭了。现在再把它拾起来，反正是不太好吧。
其次是从沙皇时的总理斯托雷平那时起，他就致力于主张把土地分给农民，使之由奴隶成为一个自由人，这也是他能成为俄罗斯历史上最出名的人，排列在了第二位。
俄罗斯的土地很多，农民们经过了自己的劳动收获了粮食，其中得到了较多土地的人，和一些善于积累的人他们的生活有了很大的提高，他们的生活超过了变通的农民，这让许多的人开始眼红起来，战争时期那些农民同样也是不愿意把自己的粮食拿出来给别人的，因此他们开始进行反抗，甚至进行暴动反对当时的“战时经济政策。”。
列宁在对这些人的说法是：“毫无疑问，富农是苏维埃政权的死敌。或者是富农把无数的工人杀掉，或者是工人把少数反对劳动人民政权的富农强盗的暴动无情地镇压下去。这里不可能有中间道路。”
后世的人们在电影中看到过的一个镜头就是这样的：他身边的工作人员瓦西里对列宁问道：“那些不能配合我们的富农怎么办？”
列宁道：“把那些富农赶走！统统赶走！”不过把他们赶到那里去？他没有说，别人也就不知道了。
列宁预见到在新经济政策造成的经济环境中，随着农村资本主义因素的增长，富农的力量也会有所增长。从而提出对待富农问题的新的政策原则。
列宁指出：“以实物税代替余粮收集制。是意味着富农在现存制度下会比过去更多地生长起来。他们会在过去他们不能生长的地方生长起来。但是同这一情况作斗争不能采用禁止的办法。而应当从上面采用国家联合的办法和国家措施。”
新经济政策在农村实施的结果，正像列宁预见的那样，使富农的力量增长起来。这时在党内一部分人当中，首先是以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为首的新反对派产生了恐慌情绪。他们过高地估计了富农在农村中的经济力量。提出应该依靠法律手段反对富农。
加米涅夫甚至在党的十四大上危言耸听地提出：“不是我们控制了小农，而是小农控制了我们。”有人还提出了重新采取剥夺富农政策的问题。如在1925年1月莫斯科政府召开的一次会议上，一位农民代表向政府提出：“你们号召我们改进耕作，实现机械化。这样我们就会得到发展。我们的收入将增加，我们将有更多的马、牛和机器，到那时你们会怎样呢?”
他得到的回答十分地精彩：“我们将把你做为富农加以剥夺”。这种看法和意见显然违背了新经济政策的精神和列宁提出的原则。因此受到全党的抑制和反驳。
不过这样就可以看出来，这在当时的苏联政府对于富农的政策也是相当的混乱的，一会儿是鼓励，一会儿是限制，最后又是打击，这已经让农民无所适从了。这样的闹剧还在继续着。
早在1925年布哈林在一次报告中说：到目前为止，我们仍然保留了战时**关系的某些残余，它妨碍着我们的进一步发展。因此。就出现了这样一种情况：富裕的上层农民和渴望成为富裕农民的中农，现在不敢积累。在这种情况下。农民不敢盖铁皮屋顶，因为怕被宣布为富农；如果他买机器，他就不让**员看见。高级的技术变成了秘密的技术。
于是，富裕农民对我们妨碍他积累和雇工表示不满；另一方面，遭受人口过剩痛苦的农村贫农有时也埋怨我们，说我们妨碍他去当这种最殷实的农民的雇工（他很愿意被人家去剥削）。过分害怕雇佣劳动，害怕积累，害怕资本主义农民阶层，等等，这会使我们在农村采取不正确的经济战略。
其实按真正意义上来说，农民的积累和致富是国家经济发展的需要，农业积累就是意味着对工业品的需求日益增长。这种需求能引起工业的巨大发展，而这种发展反过来又能使工业对农业起良好的促进作用。但是在当时的苏联没有人去想这些，就是有人想了也不会成为政策制定者的依据。
当然农民积累的扩大必然会导致富农经济的某种增长，但是在这个问题上必须改变传统的“战时**”的方式，不是禁止农民积累，禁止农民租地或雇工，所限制的只是剥削趋向和富农手段，而这种限制又主要是通过经济方法实现的。
正是在这个前提下，布哈林提出了著名的“发财吧”的口号。布哈林认为：“应当对全体农民，对农民的所有阶层说：发财吧，积累吧，发展自己的经济吧!只有白痴才会说，我们永远应当贫穷；现在我们应当采取的政策，是要能在我国消除贫穷的政策。”
但是到了1927年8月9日，联共(布)中央提出把“最大限度地限制富农的剥削趋向”，作为“全面加强国民经济中社会主义成分”的政策的一部分。这是提出向富农进攻口号的前奏
在这一期间为了限制富农，在贷款上贫农的利率为8%，而富农的利率为12%，到了1929就连贷款也不给他们了。
税收方面
1927年1月12日列宁格勒《真理报》刊登了按年收入确定的各类农户的纳税率：收入在150卢布以下的农户，税率为75%，150200卢布的为25%，200300卢布的为75%，300450卢布的为8%，450600卢布的为5%，600卢布以上的为14%。
据李可夫1926年10月提供的材料，15%的富裕农户和富农户支付了47%的农业税。1924/25年度，贫农户平均每个家庭人**纳农业税76卢布，中农户为09卢布，而富农户为03卢布。1926/27年度，贫农户平均纳税额降至22卢布，中农户略增为13卢布，富农户增到42卢布。1924/25年度至1926/27年度，农村中企业主农户(富农)的比例从3%增长到9%，而他们交纳的农业税份额从9%增至9%。
1928/29年度为了进一步加强对富农的进攻，又对税收政策作了修改和增补，对少数高收入的富农户采取了单独计征税额的办法(即个别税)，即不是按标准收入，而是按实际收入额征税。这样，每人平均收入70卢布以上的农户每卢布征收的税额从1926/27年度的25戈比，提高到35戈比。
此外，还对高收入的农户(在俄罗斯联邦定为400卢布)征收附加税。附加税率占原税额的5%25%(但家庭人均收入低于50卢布的农户不征附加税)。由于这些改进，占农户总数5%的年收入在700卢布以上的农户所交纳的农业税从1927/28年度占总税额的7%增长到1928/29年度的8%。1929/30年度，占农户总数7%的最富有的农户，交纳了全部农业税的7%。据官方的计算，收入在400卢布并使用雇工的农户其收入比贫农高出5倍，但纳税额则比贫农高出20倍。
在提出加紧对富农进攻的口号以后，特别是为克服谷物收购危机而采取“非常措施”以后，在限制富农的政策方面，出现了很多过火的行为和过多地依赖行政手段的现象。例如在征收个别税方面，按照有关规定，其范围不得超过农户的23%，就是说只向最上层的农户征收附加税。但在实际中，许多地区的征收范围扩大到1012%，甚至更多。
《布尔什维克》杂志有材料提到：“个别税制度实行得很糟糕，出现了大量滥用和偏激的错误”，其原因在于很多地方干部四处寻找富农，只要他们需要，甚至在根本不存在富农的最贫穷的村子也能找到。
甚至对那些在火车站卖葵花籽和卖牛奶的人也按照富农来征税。这个时期保证征税的手段当然是必要的“非常措施”。在1929年，由于拒绝纳税或过期纳税而被判刑和课以罚金的富农(当然未必都是富农)，在伏尔加河中游地区达17000户，伏尔加河下游地区达13500户。在乌克兰，到1929年底由于拖欠国家债务而根据刑法61条被剥夺财产的农民达33000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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