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着眼前的这张照片,陈文哲确定,应该是九鼎八簋。



    真实的九鼎八簋,不说是他,就算是国内的几个大型考古队,能够见过几次?



    陈文哲能确定,这些都是西周的青铜器,因为他通过回朔,看到了这一批青铜器拍照的过程。



    就通过手中这张照片,他能够看到的事情实在是太多了。



    比如九件铜鼎纹饰相同,大小依次递减。



    最大的一件通高54.5厘米,最小的一件也有47.5厘米。



    八件铜簋形制相同,纹饰相近。



    从九鼎八簋的造型上可以看出,它改变了过去那种雄浑凝重的艺术风格,而趋向秀丽轻灵。



    纹饰也从过去奔放的粗纹,改为工整的细纹。



    像这些青铜鼎上的蟠虺(hui)纹,两条或多条虺龙,相互缠绕在一起,连续反复穿透盘旋,生动而纤细的附在器物的表面,极具华美繁缛的艺术效果,代表了这一时代新的潮流。



    这套九鼎八簋是在继承殷商青铜器技艺的同时,有着独创一面的坡粗线或细阴线镂刻的技艺。



    这在鸟形青铜器、兽面纹饰上大放异彩。



    这样的青铜器,跟之后几个时代的青铜器还是不同的。



    比如春秋战国时期,政治上诸侯争霸,学术上百家争鸣,文化艺术上百花齐放。



    这时的青铜器艺术光辉灿烂,它可与当时地中海流域的希腊、罗马石凋艺术相媲美。



    秦代虽有被誉为世界第八奇观的兵马俑,但出土青铜器艺术面貌,还有赖于地下考古的新发现。



    汉代青铜器继承战国青铜器的精华,继续有所发展,并奠定了我国青铜器文化的基本格局。



    在我国青铜器文化史上,长达三个半世纪,三国魏晋南北朝时期,是高度发达的汉唐青铜器间的一个低潮。



    出土青铜器极少,而且都具汉代遗韵,没有在青铜器文化上有多大创新者。



    问题是,中华民族传统青铜器文化、包括“九鼎八簋”对称设置,是不断发展变化的,不断融合创新的。



    我国“九鼎八簋”对称设置的内涵文化,并不是一成不变的,也没有固定的、僵化的模式。



    春秋战国以来,从贵族到平民的丧葬普遍逾礼的情形,有双重的意义。



    一则是王室东迁之后,封建宗法秩序大乱,象征封建秩序的礼乐制度,也发生“礼坏乐崩”的现象;



    一则是由于经济上、政治上平民地位的提高,“礼”不再是贵族的专利。



    由于古代我国的几次大的社会动荡,而造成的价值观、道德体系崩溃离析之外,还和发生“礼坏乐崩”。



    所以,缺乏一种长久而深入人心的敬畏心和价值观有关。



    但是生活在现代,要了解自古以来治乱兴衰的道理。



    所以,九鼎八簋的形制、数量、大小、甚至是纹饰,都是有一定规矩的。



    比如为什么“九鼎八簋”上圆下方形体,演变成“抱圆守方”形状?



    中华文明古人讲:天地间道理,天下有天下之智。



    中华文明五千年的核心价值观,首先是“天地观”,及从“抱天守地”到“抱圆守方”朴素创新的中国人文精神等等。



    深入研究中国“九鼎八簋”对称设置的内涵文化,必须从“九鼎八簋”对称设置的历史背景,考察挖掘“九鼎八簋”形体厚重。



    所以,九鼎多上圆下为三足的外在形体;



    详细分析八簋器身,就会发现,多为上圆下方,饰有兽面纹。



    九鼎八簋,古代中央政权的象征。



    九鼎代表我国古代九州,鼎,是古代礼器中的主要器物;是各级贵族的专用品;是一统天下、建立夏朝的标志。



    簋,古代盛食物的器具,圆口,双耳。



    鼎通高47-53.5厘米,口径45.7-53.3厘米,簋通高21.1-22.8厘米,口径19.5厘米左右。



    这样的形制,器型好像是小了点,但是历史上也不是没有身份不足,却也用九鼎八簋下葬的王侯。



    不管怎么样,这么一批青铜器同时出现,还是十分震撼人心的。



    比如,每一个走进北湖博物馆的曾侯乙展馆的参观者,都会被那里的“九鼎八簋”的气势所震撼。



    同时,他们也会生出一个困惑。



    历史上九鼎八簋是中央政权的象征,也就是只有天子可以拥有。



    而诸侯之能是七鼎六簋,大夫是五鼎四簋。



    但曾侯乙是我国战国时期南方姬姓曾国(即姬姓随国)的国君,虽是国君但在当时并非天子,理应是七鼎六簋,却为何是九鼎八簋呢?



    那么曾侯乙的九鼎八簋,是否属于僭越呢?



    博物馆墙上的文字解释其为加等,且符合诸侯鼎制。



    但在西周晚期开始,周王室走向衰落,各地诸侯兴起,象征封建秩序的礼乐制度,出现“礼崩乐坏”现象。



    这时的青铜礼器也随之发生变化,诸侯们的“僭越”行为日益普遍。



    大夫越用诸侯之制也司空见惯,甚至有的诸侯所用礼器比天子还要豪华。



    这种背景下,曾侯乙墓出土九鼎八簋也不足为奇。



    但“九鼎八簋”在历史上究竟是如何形成的,是谁引领的呢?



    陈文哲看着一张照片,好像有着九鼎八簋出现的地方,都会出现另外一些我们看着特别熟悉的青铜器,比如勺子。



    陈文哲手中照片上的一只勺子,肯定也是跟九鼎八桂一同出土的。



    这上面的鼎,敞口,折沿,立耳外撇,圜底。



    腹部饰蟠螭纹、绹索纹,形制、纹饰相同,大小依次递减;



    簋盖有圆形捉手,器身有子口,鼓腹,圜底。



    饰窃曲纹、瓦纹、垂鳞纹,两侧捉手饰涡纹、蟠螭纹,形制、纹饰、大小均相同。



    勺子也不普通,也属青铜器,并且体积巨大,上刻有纹饰。



    “鼎”用来盛放肉制品,“簋”用来盛放黍、稷等粮食制品,勺子很显然是用来盛放食物的。



    列鼎制度是指造型、纹饰、铭文相同,但形体大小依次递减的鼎,和造型、纹饰、大小基本相同的簋相组合。



    鼎和簋的数量分别为奇数和偶数,按规律排列并配以不同的种类的食物。



    同类的九鼎系列礼器,曾经在郑韩故城,先后出土过五套之多。



    九鼎八簋在诸侯国出土,是周王室逐渐衰微的实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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