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了,既然大家都没有意见,那我们就尽快联名上奏吧。”阮元一边说着奏折之事,也一边补充道:“还有一事,就是炮台守军,如今皆是轮班,兵士驻扎炮台半年便要回归陆上军营。如此安置炮台兵士,我以为不妥,尤其是大虎山这样悬于海上,远离各处提镇之地,若是兵士如今日一般半年一换,那么驻防之人多半便会留恋陆上家人田宅,不肯尽心海防之事,如此一旦海上有警,又要如何应对?所以我有个建议,所有炮台兵士一律长驻,不足三年不得更替,这炮台最关要之处在于炮位,而不在人,所需也不过一二百兵士,绿营挑一二百忠于职守,不眷恋于家室的兵勇,还是能挑得出来的吧?”



    对于这个问题,几位广东大员并无异议。很快,阮元等人联名上奏的要求加筑大虎山、大黄滘炮台,要求改炮台卫兵长驻的奏折,便经快马送向了京城。



    阮元在联名上奏之后,却也没有立即歇息,这日白天议事已毕,晚上回到书房,阮元又取出自己的眼镜戴上,继续捉笔研墨,开始写起另一份奏折。



    “伯元,方才外面送来了一封信,好像是福建来的。我看这信来得快,要么,你也先看一些如何?”就在阮元缮写奏章之时,杨吉的声音却从阮元身后传来,看着阮元书写之状,杨吉也不解地上前问道:“伯元,下午你们不是把奏折发出去了吗?这为什么到了晚上,你又自己写起折子了?”



    “杨吉,白天的事是加筑炮台、兵士长驻,这些事若咱们粤省官员不能联名具奏,皇上只看我一面之词,未必会同意我的意见。但现在我要上奏之事,是有关如何应对洋人不轨之行的,其实乃是小节,就不用他们一并联名了。”阮元也向杨吉答道。



    “是吗?不过伯元,你白天这两个建议,我觉得倒是没有错。可是,为什么和你之前所行不一样了呢?”不想杨吉却向阮元问道:“记得你以前在浙江的时候,那会儿有海盗,你当即就建议皇上加造船炮,勤练保甲,如今说来,这铸炮……咱们还是要铸的,却也没有以前那么多了,可船呢?既然洋人的船经常在广州挑衅,那为了解决事端,咱们不是也应该再建造一些新船吗?”



    “杨吉,这……洋人和海盗不一样啊。”阮元听着杨吉之语,也向他解释道:“咱们在浙江的时候,有可能劫掠沿海,侵害百姓生计的海盗有多少啊?最初便是三大帮派,下面船只百余,海盗人数最多的时候,只闽浙这些帮派就有一到两万人。海盗如此声势,咱们自然要加造船炮才能应对了。可英吉利人在伶仃外洋,虽说时有兵船游弋,却也只有两到三艘,平日最多只是跟岛上百姓有些冲突,却没有劫掠百姓,亦或攻我炮台之事啊?其实今日新筑炮台,我也是按照可能遇到的最严峻的情况而论,我计算过英吉利十年前侵占澳门炮台的兵船之数,能战之船六艘,能够登岸之人也只有三百人。确实,这洋人的船,我看都是大船,以前……”说着,阮元也想起了当年马戛尔尼到达天津之时,自己见到的那两个巨大影子,又道:“或许他们的大船,比蔡牵和张保仔的旗舰还要大一些吧。但即便如此,那样的船也只有两三艘啊?应对英吉利这几艘洋船,咱们把各处炮台都一一妥善安排,便即足够,以石台之炮,击木板之船,也足以让他们心生惧意了。英吉利这些年的情况我也清楚,每年贸易来船甚多,粤海关一年关税就能收整整一百万两。若是不到那万不得已的时候,我也不愿意和洋人刀兵相向啊。”



    “伯元,咱们还是有备无患的好。以前你办事不也是务求谨慎吗,那我的话,你也听一听吧。”杨吉想着阮元修建炮台之议,似乎还是觉得不够稳妥。



    “也好,我也准备先裁去一些不能用的小船,给水师换些大船,这样出海捕盗也方便啊。”阮元点头道:“但即便如此,杨吉,有一件事你却要清楚,有些话我在外不能说,但对你可以透露一二。船炮对战,其实广东如今的水师,我看占不到优势啊。”



    “伯元,你这又是何意啊?”杨吉问道。



    “我在浙江清剿海寇八年,有些事,我还是看的清楚的。”不想说到这里,阮元言语之间也有些无奈:“海战之事,忠毅公在世时最重船炮,所言不差。可忠毅公走了这许多年,我却发现,其实更重要的,是忠毅公本身就是精通海战的宿将啊。所以大船大炮到了忠毅公手上,他指挥起来得心应手,此外王军门……邱刚勇公,还有蓉俊,也都是以海战见长之人。但如今王军门还是福建提督,蓉俊被皇上调任到天津,组建天津水师去了。现在广东水师的这位李军门守成尚可,临阵应变,我看非他所长啊。其实若只是两三艘洋船在海上和我们对峙,我们集中三十艘战船,以十围一,自然也有胜算,可那样下来,我们也要付出不少代价啊?若是依靠炮台便可收舜舞干戚之效,又何必多此一举呢?”原来就在上一年,与阮元等人一同抗击蔡牵,屡立战功的前浙江提督邱良功已经因病去世,刚勇便是邱良功谥号。杨吉与阮元相处数十年,听阮元说到“邱刚勇公”四字,便清楚其中深意,一时不觉难过,却也不再言语。



    “那……伯元,你这里和皇上说的,又是什么事啊?”杨吉继续问道。



    “杨吉,我做这个两广总督,为的是让外洋商人依法度而通商,既不能一味示弱,也不能真的妄开边衅啊。”阮元看着自己的奏折,也对杨吉笑道:“而且,这炮台就算修了出来,何时何故方可对洋船开炮,这些事我是不能做主的,总是要皇上定下最后的办法。若是皇上并未明言一件事可以开炮,我却让下面开了炮,这不也是妄开边衅嘛?所以我这封奏折,也是想请皇上将纠葛之时我等可行之法一一批准,之后我们办事才能有底气啊?我这里大体准备了三个办法,一旦洋船有启衅之举,不经准许,擅入内洋,则先停其贸易,若洋人仍不退却,则断其食用买办,若洋人依然不为所动,再开炮火攻。如此我等将道理讲得清楚,其他洋商也会看出来,我理直而洋船理亏,有了这般道义,即便果然有了冲突,我们应对起来,也就会心安理得了。”



    说到这里,阮元却也想起了一件事,问道:“杨吉,你方才进来,好像不是为了跟我谈洋人的事吧?听你说是有封信到了,你且与我看看。”杨吉见状,也将书信递给了阮元,阮元看得数行,却也是喜忧参半,竟感叹了数声。



    “杨吉,你还记得十年前在河南的时候,我那个学生王伯申吗?他要到广州了。只是……他却是从福州过来的。”阮元说到这里,却丝毫没有因王引之的到来而欣喜,却是面色沉重,道:“看起来是皇上也听闻了生甫兄自尽之事,让伯申做钦差去福州办理此案,伯申能来广州,说明已经结案了。可是……真相究竟是什么呢?”



    “伯元,那李相公跟我们在杭州我也认识,他脾气是直了些,却也是个正人君子啊。你说他受人贿赂,我不信。或许小王相公这次来了,能够把真相告诉你呢?”杨吉也听阮元说起了李赓芸自尽之事,凭着浙江八年的交情,杨吉说什么也不相信李赓芸变成了贪官。



    “是啊,等伯申来了,我向他问问这件事吧。生甫兄……”阮元看着李赓芸一案的真相或许不日即将揭开,心中也是五味杂陈。



    阮元所担忧的,主要是李赓芸或许真的因受贿之事晚节不保,或许,同为一方总督,阮元内心深处也不希望汪志伊出现误断。但对于王引之这个学生,阮元却是一向放心,从来满意的。这一日王引之终于到了两广部堂,也将自己所著《经传释词》、《经义述闻》两部经学作品带了过来,请阮元作序。这两部书之前王引之便有所阐发,经过十余年修订,已然堪称精当之作。王引之承父祖两代治经之业,于儒经文字之辨已有大成。



    这日阮元见了王引之两部经作,也是大喜,对王引之连声称赞道:“伯申啊,老师记得这两部书你考中进士之时便已有所小成,如今二十年过来,你更是精益求精,得先贤不传之法啊。通经最难者,在于文字纷繁,不解其意,千年来经注之人,或妄言臆断,或唯知好古,如伯申一般将文字音韵之学一以贯之者,寥寥可数。而今日你这两部书,更是出于怀祖先生之上了。依我看,眼下治经最大的遗憾,便是孔孟不能再世,许郑不能复生了,若是他们看到你这两部书,自也会感慨自己原意沉寂千载,如今终于一朝复振啊。”



    “老师客气了,学生一家治经已有三世,学生不过继父祖之愿而已。论治经之法,学生自是比不上家父的。”王引之也向阮元谦辞道,其实高邮王氏早在王引之祖父王安国之时便已崛起,乃是三代进士家族。王安国不仅治学有成,而且官至六部尚书,也是乾隆前期名臣。只是王引之之父王念孙命运多舛,先是受和珅排挤,之后又因为治水不利被嘉庆罢官,强令致仕。但即便如此,嘉庆对王引之依然信任有加,这时王引之已经升任礼部左侍郎,正因如此,福建出现李赓芸自尽大案,嘉庆才会派他前去详查。



    “伯申,兰皋在京城最近怎么样了?我先前入京,听说他为《尔雅》作疏,如今快要成了。他现在还是……还是没有补上员外郎吗?”阮元又向王引之问道,他所问名叫“兰皋”之人,全名叫做郝懿行,也是嘉庆四年的进士,但郝懿行为人恬淡,大半心力都在治学之上,官场应对之事未免做得少了些,郝懿行考中进士后不过数年,便即补任六部主事,可是十余年过去,他却依然还是主事,一直未能升迁。阮元说到郝懿行境况,却也有些担忧。果然,王引之听到郝懿行之事,也是一样的神色凝重,点了点头。



    “既然如此,我这里备了些银子,你此番归京,也替我给兰皋送去。京官不易,兰皋他俸禄微薄,别说修书了,生计我看也好不到哪里去,既然我这个做老师的每年还有些廉俸,我也该帮他把书做出来才是。你也告诉他,若是他那部《尔雅义疏》作成了,只管把手稿寄到广州,我有了闲暇,便为他刻出来。”阮元当即对王引之道,两个仆从也当即回到后院,取了一包银两出来。果然,后来郝懿行在阮元的支持下,终于完成了自己的《尔雅义疏》。至今而言,郝《疏》仍是研究《尔雅》不可或缺的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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